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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大国需要什么？法国加入世界五强的故事 作者：Gadi Heimann，时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讲师，现为同单位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以色列外交政策史、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 来源：Gadi Heimann,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a Great Power: The Story of France Joining the Big F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 1, 2015, pp. 185-206. 导读 这篇文章阐明了实力相对较弱的中等强国如何获得为大国保留的特权，并成功得到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许多关于地位的国际关系研究都强调共同体承认（community recognition）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享受大国地位的先决条件，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影响这种承认的因素。本文将中等强国获得大国地位承认的背景置于体系战争（systemic wars）后的新秩序下，认为体系战争是中等强国追求大国地位的极佳机会。中等强国可以综合运用象征性、道义性和环境性资产，让自己在新秩序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曾经作为大国的地位，它对战争胜利的贡献，以及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功利性考量，都是有助于其赢得大国特权的资产。从长期看，即使中等强国缺乏必要的物质性基础，依然能凭借上述资产获得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本文以二战后的法国为案例验证了这一理论。本文是译者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地位”系列编译的第二篇，第一篇请参见：《地位焦虑与大国竞争》。 引言 1940年，法国对纳粹德国屈辱的投降几乎葬送了其大国地位。即使在全境解放后，法国内部分裂、经济崩溃、制度薄弱，甚至戴高乐组建的临时政府长期得不到主要大国的承认。基于物质因素的分析肯定会预测法国将沦为国际体系的边缘国家，因为其丧失了足以支撑强大地位的物质基础。然而，在二战的最后一年，法国设法赢得了许多特权，这些特权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其在战后的大国地位。本文试图考察一个国家如何在物质实力上不是大国的情况下，获得大国特权和在国际竞技场的领导地位。更普遍地讲，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是，在设计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时，是什么迫使主要的战胜国与次要国家分享它们的特权？ 地位与大国地位的定义 （一）地位的定义 几乎每一项关于地位的国际关系研究都将地位（status）这一概念描述得很广泛，即：一个国家的地位是由其在国际等级制的“普遍轴线”（general axis）上的位置所决定的函数。这种韦伯式的方法将地位视为一种独特的等级制排名。它将地位与声望（prestige）视为同义词：一个行为体的地位由其声望的多少来决定。其中，声望的来源包括物质能力、角色和道德特征等属性。这些属性是国家获得声望和提升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战略中，尽管国家经常宣称的目标是获得大国地位，但其真正目标是提升地位（并由此获得自尊）。 在另一些研究中，地位被视为一种社会制度，暗示了一个具有明确定义的位置和设立它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地位基于行为体具有某些特征，并可以描述为该特征的制度化结果。大国则是一个国家力量特征经历了制度化过程的行为体。“大国”一词不仅仅用以描述一个国家拥有多少某种资产，它还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它赋予行为体身份，要求其遵守某些行为规则和履行某些义务，并赋予其某些权利。不同富有意义的制度化特征创造了不同的等级轴，而行为体在这些轴上的定位赋予了他们特定的地位。行为体各种地位的总和将决定其在社会中的总体地位。相对于普遍的高地位方法（译者注：即将地位等同于声望的方法），作者支持将地位视为一种社会制度。 （二）大国地位的定义 研究大国这一概念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成为大国需要相当多的物质性力量。然而，很难先验地（a priori）定义大国所必需的物质属性。目前还无法明确解答如何衡量实力、何为大国的门槛等问题。无论从经验或理论角度，物质能力和国家行为都无法令人满意地确定哪些国家应该被列入大国名单。因此，几乎所有研究大国地位的文献都认可大国地位背后存在主观因素。当前的国际关系文献中广泛接受了共同体承认在成为大国的条件中的核心地位。然而，承认并不能帮助我们确定被认可为大国的条件。物质能力和非物质属性之间仍然存在差距，例如国家行为和国际社会或其他大国承认意愿之间的差距。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学者认为，承认可能受到地位等级的开放性和共同体价值观的影响，但这种观点过于笼统，无法成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分析工具。 本文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被承认为大国的条件。它的目标不是提供一种考虑到影响这种承认的所有变量的理论。相反，它旨在解释一个特定且非常有趣的承认案例：一个明显缺乏物质性能力的国家，却被授予大国的职责和特权。正是由于这些案例在共同体承认和物质基础之间存在深刻分歧，因此它们在发展国际关系中关于国家获得地位的条件这一综合模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概念框架：承认大国地位的四个基础特征和三种有用“服务” 第一个基础特征是基本特征（basic characteristics）。就大国而言，这是指国家权力的基础，而权力始终以军事和经济能力为基础。基本特征的关键在于，它们与地位直接相关，国家对它们的拥有被视为自然和合法的。通常，当一个国家拥有被认为与大国地位直接相关的资产时，它将被承认为大国。 第二个基础特征是象征性特征（symbolic characteristics），这些特征与某种地位或其相关特权具有直接或潜在的密切关系（affinity）。它们可以通过大国特有的资源（如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核武器等）、历史传统或国家行为（表现得像一个大国）等形式存在。即使国家缺乏物质性基础，与大国地位关系密切的特征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资产，可以将国家标识为拥有大国特权的“自然”候选者。 第三个基础特征是道义性特征（moral characteristics）。就大国地位而言，道义权利最常见的例子是国家因参与战争而享有的特权（贡献权）。人们普遍认为，为了共同事业而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国家有权在战后（post bellum）秩序中得到某种补偿。这可能以领土收益、经济优势，以及通常情况下在新秩序中扮演有影响力的角色等形式出现。 第四个基础特征是环境性特征（circumstantial characteristics）。环境性特征是一个行为体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利用来获得地位或特权的特征，这可以通过与它们进行交易或利用它们为其他行为体提供必要服务来获得。这既包括物质性特征（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又包括非物质性特征（政治隶属关系、组织成员资格等）。在体系战争期间，即使是一个小国也可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参与，换取战后履行使其参战商定条件的要求，促使战争期间的环境特征变成战后的道义权利。 象征性、道义性和环境性特征使得中小国家主要通过体系战争获得为大国保留的特权。从历史角度看，体系战争决定了新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即在胜利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但是，这样的“加冕”也为那些缺乏物质性能力证明其大国地位的“搭便车者”提供了获得“晋升”的机会。战争双方最强大的国家通常需要与具备特殊价值的较弱国家合作。作为新国际秩序的设计者，最强大的国家可以在战争或战后时期以特权交换合作，他们寻求较弱国家所提供的三种“服务”（services）： 第一种服务是快速、低成本地赢得战争。确保战胜敌人是交战双方最重要的目标。建立新联盟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具吸引力的国家是那些拥有具备吸引力的资产的国家，例如，使敌人更难攻击的地理位置；大量士兵；甚至在其他国家集团中拥有强大的政治地位。服务必须足够重要，以证明在战后时代给予次要盟友特权是合理的。 第二种服务是协助维护战后秩序。最强大的盟友需要额外的支持来执行和捍卫新秩序。他们意识到，被击败的敌人不会喜欢新秩序，而胜利者需要建立有效的威慑，这可能需要采取占领军等形式的强制措施。其他国家的合作使得实现这些目标更容易，并减轻了一些负担。具有特殊资产，如靠近被击败敌人的地理位置或具有合理军事潜力的国家，将成为特别有吸引力的合作候选者。 第三种服务是获得战后秩序的合法性。战后，领导大国设计了一个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为了延长这一秩序的寿命，他们希望它能够从国际社会获得尽可能多的合法性，这样它的维护就不会建立在强硬执行的基础上。为了加速胜利，巩固新秩序并为其赋予合法性，主要国家愿意赋予具备促进这些目标能力的国家许多特权。出于工具性原因授予一些特权会导致随后授予更多特权，并最终使较弱的国家获得与主要国家几乎同等的地位。 正面案例：二战后法国加入世界五强的历程 尽管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明显缺乏获得大国地位的资格，但其在战后时代的作用，因其获得与该地位密切相关的特权而得到加强。戴高乐通过使用他所掌握的其他资产——象征性的、道义性的和环境性的——来弥补法国物质性能力的缺乏。 首先是法国的大国遗产和道德威望。戴高乐一再强调，大国地位不仅建立在物质力量上，还建立在道义力量上。戴高乐和他的外交部长试图“推销”这样一种观念，即法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使命和角色建立在其辉煌的历史之上，世界需要法国的领导，正如法国希望继续领导世界一样。尽管美国和苏联不愿接受这种“不基于物质资产的声望也是大国的一部分”的原则，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对法国的地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罗斯福和斯大林认识到法国在小国中的巨大威望，以及法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这一假设帮助法国获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其次是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地位。戴高乐认为法国积极、独立地参战极为重要。他将法国抵抗运动对盟军解放法国的支持视为重要的政治通货。法国对战争的实际贡献并不总是可观的，而且大多数是不必要的。但是戴高乐不断为法国军队争取武器，以增加法国对胜利的贡献。尽管伤亡有所增加，戴高乐还是对推迟入侵德国的计划表示欢迎，因为这使法国在胜利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最终，法国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发挥的作用确实为其提供了在战后要求各种特权的道义依据。 第三是独立的表现。戴高乐相信，在与“三巨头”打交道时表现出独立性将是恢复法国地位的有效工具——促使它们给予法国不仅是紧邻于它们的地位，而且是完全平等的地位。因此，他承认象征性行为作为获得承认的资产的重要性。他将这一工具转化为具有包含两条并行的行动路线的实际政策。一方面，他坚称法国不能受到“三巨头”在没有法国参与或至少没有与法国协商的情况下，所达成的任何协议或谅解的约束。另一方面，戴高乐大力维护法国尊严，即使这惹恼了他的盟友，他认为这是确保法国在大国间协调中不会成为弱势伙伴的一种手段。这种态度非常有效，“三巨头”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法国“敏感性”的接受，愿意对法国的诉求作出某种让步和妥协。 第四是地缘与人口的条件。“三巨头”仍然将德国视为欧洲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中和这一威胁，他们需要将德国固定在适当位置上。尽管有苏联的势力在德国东边限制其威胁，但一旦美国在两年内撤出欧洲大陆，西边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制德国。英国无法独自承担这一重担，法国因此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一个人口相对较多且与德国接壤的国家。这里重要的不是法国的物质力量，而是法国与德国的地理邻近度，更重要的是，法国愿意担当这个角色。由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重要性，它在与大国合作的交换中，可以坚持在塑造欧洲和世界舞台上的新秩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第五是先例的动态（the dynamics of precedents）。法国在整个时期地位的显著提高也可以用这个过程来解释。戴高乐通过使用象征性和环境性资产为法国获得的每一项特权，本身都成为了一种资产，并促进了进一步特权的获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双重的。在环境性因素方面，未能与法国分享更多特权可能会激起法国利用其已有的特权“制造麻烦”，这种情况曾不止一次发生。在象征性因素方面，随着法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拒绝授予它下一个特权变得没有道理。在这里，坚持逻辑一致性的倾向对法国有利。 负面案例：一战后的意大利为何不能获得大国地位？ 体系战争通常是中等强国提升地位的绝佳机会。一战结束时的意大利就是一个追求大国地位的例子，但结果却不如法国成功，这主要是由于意大利缺乏象征性和环境性资产以及糟糕的外交表现。 虽然意大利能够在新设立的国际联盟中获得正式的领导地位（常任理事国席位），但在保障其领土愿望方面却不太成功。三个因素解释了它的失败。首先，与法国不同，意大利并不被视为捍卫新秩序的重要因素，因此其环境性资产较少。如果奥匈帝国能够继续存在，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对美英法三大国来说似乎更具吸引力。其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意大利破坏了它在合作受到高度评价和期望时获得的道义性资产（译者注：此处指的是意大利在一战后期灾难性的战争表现）。第三，意大利的象征性资产也比法国差。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被法国和英国视为次等国家。更重要的是，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犯了一个错误，他几乎不参与到和意大利的利益无直接关联的讨论当中。这样他就失去了将意大利塑造为一个具有全球利益、并且愿意承担保护世界新秩序的责任的大国形象的机会。 结论 从这项研究提供的概念框架和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首先，该文章对获得大国地位的条件提出了新的思考，挑战了现有文献中的隐含假设，即物质能力是被认定为大国的必要条件。虽然现实主义和英国学派的观点一致，即能力不是获得大国特权的充分条件，但这两种观点都假定能力至少是获得这些特权的必要条件。然而，这项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果被承认为大国的关键在于被授予某些特权，而且可以通过利用象征性特征、道义权利或环境机会来获得这些特权，那么物质能力就不再是大国地位的先决条件。 其次，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二战以来没有其他国家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为获得这一尊贵特权付出了巨大努力。事实上，他们屡次未能获得席位似乎与他们的战略手段没有多大关系，它们获得大国地位的障碍在于特定的政治考虑。这些战后情况凸显了体系战争为何能成为寻求地位者的沃土的原因。因为随着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新来者发现晋升到最高位置变得更加困难，不仅因为象征性、道义性和环境性资产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且因为制度程序使政治对手很容易阻止他们的加入。 最后，该研究挑战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方法中的一些关键假设，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方面，它对国际政治中的制度性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仅仅是能力分配的反映这一观念提出了质疑。研究表明，国际关系中确实存在通往关键位置的捷径，因此制度性权力的获得可能独立于能力的分配。另一方面，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更进一步，它强调国家被赋予大国身份背后的社会维度。如果象征性特征和道义权利在一个国家获得大国身份认可方面起到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国家依然具有被赋予大国身份的资格，而这个身份并不取决于其在历史上某个时刻所实际拥有的权力。戴高乐所说的“法国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取决于其过去的伟大”并非完全错误。 词汇积累 由因及果的；先验的 a priori 密切关系；吸引力；类同 affinity 加冕；加冕仪式 coronation 宏伟；伟大；壮丽 grandeur 战后（更多用于指代美国南北战争之后） post bellum 译者：黄凯越，国政学人编译员，现就读于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兴趣为地缘政治、法国政治以及欧洲安全。 校对 | 王星澳 杨溢文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杨璐蔓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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