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刚、张峻峰：《宋元学案》生成新论

       黄宗羲、全祖望等人纂修的《宋元学案》，奠定了后世宋元理学史的叙述谱系。此书生成过程复杂，从黄宗羲的始纂，中经黄百家、全祖望、黄璋等人的补修，直到道光年间经过王梓材、冯云濠的校订及何绍基的刊刻，最终形成今日样貌。《宋元学案》研究，一般置于史学史、文献学的框架，或视其为资料汇编，或评论其案语的公正，从而遮蔽了此书蕴含的丰富面向。笔者以为，不同阶段的纂修，并不只是文献的简单增删、调整，而是与清代的学术、政治密切相关，寄寓了补修者不同的理念及价值关怀。他们基于不同的时代问题，前后相继建构出清代浙东学人版的“宋元理学史”。以文献生成的视角重新审视经典著作，有裨于形成“活的”文献研究，从而走出当前文献学研究的瓶颈。

　　尊朱辟王与护翼心学

　　明清之际的“天崩地解”以及引发的社会危机，极大刺激了当时士人对学术正统的判断与辩驳。在反思社会动荡的根源中，众多学人均不同程度地指向中晚明以来盛行的阳明学。清初关于《明史》是否设《理学传》成为对阳明学盖棺定论的关键事件。当时代表清廷官方意志的《明史》总裁徐元文等人，欲通过《理学传》的设立，排斥陆王而独尊程朱，以达到官方整齐思想，实现“一学术，同风俗”的目的。身在浙东的黄宗羲很快意识到明史馆的思想敌意，即作《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主张废《理学传》而统归《儒林传》。

　　在他看来，《宋史》以前只有《儒林传》无《道学传》，周敦颐、二程、朱子等宋儒继承的是孔孟学说，不应从儒学传统中抽离，故而主张“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他认为在学术史纂修中，儒学各派虽有差异，但应当全面反映，由学者自行择取。同时他一再强调朱陆合流，论证阳明与朱子之学并不抵牾。黄宗羲所纂《明儒学案》虽以阳明学为主线，但也收录了方孝孺、薛瑄、章懋等朱子学者的言论和思想，贯彻了这一学术主张。他这种强调学问自取与朱陆汇合的论调，正是为了在尊朱辟王的浪潮中护翼阳明学的地位。

　　如果说《明儒学案》因凸显心学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好，而在《宋元学案》中，黄宗羲的宗派意识已大大减弱。他于康熙六年（1667）辑有《理学录》，关于宋代的有濂溪、康节、河南、关中、浙学、道南、湖南、朱子等八个学派，涉及元代的有金华、辅氏、江右、北方等学派。康熙二十五年，他开始纂修《宋元学案》，相较《理学录》，新增了众多学案：一是《安定》《泰山》《徂徕》三案，将宋学源头追溯到宋初三先生，突破《伊洛渊源录》与《宋史·道学传》的程朱道统框架；二是将《理学录》中的永嘉、永康等人抽出单独设案，肯定事功学派在宋代理学史中的意义，彰显出洗刷事功学派“功利”恶名的勇气。从《理学录》到《宋元学案》，黄宗羲对理学史的认识，已不断突破程朱道统。黄百家纂辑时，延继了乃父的思路，在朱陆并蓄的脉络中进一步辑补文献，并以“合一代之公评”的角度梳理宋元理学史。

　　从道统论争到重建学统

　　康熙年间的《明史》纂修曾一度停滞，最后由王鸿绪总纂完成《明史稿》，并于雍正元年（1723）进呈朝廷。此后又由张廷玉领衔对《明史》进行修改，于雍正十三年竣稿，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在纂定《明史·儒林传》时，张廷玉在底本上虽采用王鸿绪的《明史稿·儒林传》，却以徐元文《修史条例》“理学四款”作为调整的标准，可谓舍弃了《理学传》之名，却保留了《理学传》之实，《儒林传》中崇朱抑王的主张反而得到进一步增强。

　　从学术旨趣来看，全祖望与力主陆学的李绂互为挚交，又私淑黄宗羲，对陆王心学甚为推崇。对于《明史·儒林传》崇朱抑王的布局，他显然无法接受。但《明史》是朝廷钦颁巨典，《儒林传》是对有明一代学术的盖棺定论。全氏虽有间言，只能借助其他渠道表达自己的心迹。当二老阁主人嘱托他补修《宋元学案》时，他欣然接受。

　　黄宗羲父子已为陆学辩护，设置象山及其后学的学案。相对梨洲父子的“理学”视野，全祖望采取的是“儒学”维度，所增补的学案及人物，除程、朱、陆等后学外，一是被朱学诟病的王安石、苏轼、唐仲友等人；二是与儒学发展密切的人物及事件，如《高平》学案、《元祐》《庆元》党案；三是欧阳修、黄庭坚、杨万里等大量以文学盛名的人物，在黄宗羲合“道”与“儒”为一的基础上，扩展为合“道”“儒”“文”为一的视野。全氏对宋元理学史的认识，已经从理学道统纷争转向对整体历史的梳理，逐渐以知识理性取代道统建构的主观价值。从黄宗羲到全祖望，理学内部的道统纷争基本终结，显示出“打破道统，重建学统”的趋势。全祖望超越朱、陆的思想视野，以及寻求“真历史”表现出的客观征实的方法，也对乾嘉学派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之功。乾隆年间，黄宗羲后裔黄璋、黄征乂等人校补学案，主要是文献增辑以及史实考证，延继了重建学统的路径，也折射出当时追求客观知识的学术风尚。

　　汉宋合流与道德、经世之学回归

　　《宋元学案》这部理学意味的著作，在乾嘉时期颇为寂寥。究其原因，除未竣稿外，亦受制于当时崇尚考证的风气。而至道光后期，大批汉学末流沉溺考据而脱离现实，遭到汉宋双方学者的批判。现实的社会危机，促使汉宋学者逐渐以包容的心态接纳对方。调和、兼采汉宋的论调开始成为主流思潮。《宋元学案》在这一学术氛围中进入汉宋学者的视野。

　　何凌汉、陈用光首先注意到此书，并汲汲搜寻。何凌汉尊奉汉学大师，又推崇宋学宗主，但他对宋学的容纳更多限于立身制行，而非形而上的义理辨析。他对《宋元学案》的关注，更在意的是宋儒之言行，而非其义理思想。陈用光虽出身宋学，但所推崇的宋学，一方面以经学为本，另一方面凸显道德品行，努力恢复通经致用的传统。他对《宋元学案》的重视，更多是期冀宋儒经世道德的回归。

　　王梓材、冯云濠先后受何凌汉、陈用光的嘱托，搜访、校补《宋元学案》。王梓材出身于朴学之家，究心六书及音韵之学。他对《宋元学案》的辑补均注明出处，且考订史实，充分彰显了汉学精神。王梓材、冯云濠增补的人物小传，数量达六百多条。可以说，全祖望所尝试并追求的在思想史中确立起清代客观性学术的范式，在王梓材、冯云濠校补学案时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示。但王梓材并不沉迷琐碎的考据，而是显露出注重经世的一面。在他看来，“观谢山所修之学案，事功不废，忠义兼收，非徒空言夫性理。其为人心计者，亦良厚已”。很明显，他已注意到全祖望修学案是兼表彰宋儒重事功、忠义的精神，以求敦风化俗。王梓材补修时也深刻把握这一精神。如他补苴唐仲友的《帝王经世图谱》，是为了“使经世之学，久久相传勿替焉”。可见，受时局危亡的刺激，王梓材等考据学人已能从故纸堆中抬头，重新思考乾嘉汉学的意义，追求学术的经世致用。刊刻《宋元学案》的何绍基、张穆等人，他们对汉宋论争了无兴趣，甚至主张以“学行合一”取代“融合汉宋”，从学术内部的讨论逐渐转向对学问与现实关系的关注。他们对《宋元学案》，更多看重的是宋元儒的道德品行及经世精神，同样非形上世界的身心性命。

　　《宋元学案》从初纂到刊刻的一百余年，映射了学术更迭与文献变更的互动关系。学术思潮的变革，直接导致了清儒对宋元理学的不同理解。清代浙东学人对纂修《宋元学案》的接力，其中同样蕴含了他们对各自现实问题的回应。他们共同汇拼的“宋元理学史”版图，与宋元理学史原貌形成的张力，并不是思想的断裂，而是一种新的延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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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宋至清初稀见'学案’类文献的理学谱系研究”（22CZX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金晓刚 张峻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22日第259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