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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奖励制度是古今中外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军功制各有特色，军功的各种封号不尽相同。我们所熟知的特、一、二、三等功，特级、一级、二级战斗英雄等就是古代军功封号在现代的发展和延续。
激励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战斗、努力完成任务，这是施行军功制的基本诉求。立功者受奖，其奖励不外乎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两方面。 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是最具侵略性的军功奖励制度 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国家在选拔人才，包括军事将领时，普遍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主要是在奴隶主贵族中选取。平时村舍的各级首领，战时也就是各级军官，普通士兵无论在战争中立下多大的功劳都归于村舍首领名下，军功也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战争之后雇农还是雇农，奴隶还是奴隶，战场的缴获、国君的赏赐都归于卿、大夫和士阶层的贵族老爷。 在商周时期，饮酒的酒杯叫作“爵”，而我们今天习惯用“加官进爵”一词形容高升。从酒杯到爵位，关键的转化期，那就是秦的军功爵制。
春秋末期，旧的饮酒赐爵的礼仪方式，由于用作战后奖励，就渐渐演化成一种身份的区分。《仪礼》有“赐爵禄于大庙”的说法，即按照杀敌的数目，赏赐不同等级的酒杯（爵）。《左传》记载：“平阴之役，先二子鸣。庄公为勇爵。”勇爵就是“设爵位，以命勇士”。这可以算作是军功爵制的雏形。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斗形式已不是过去那种公卿之间的点到即止的礼仪战争，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各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变法，最著名的且最彻底的变法莫过于秦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奖励耕战，保障措施就是军功爵制，军功爵不是商鞅首创的，却是最完善效果最显著的。
军功爵制与旧的'爵禄'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孟子·万章下》记载，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虽然也有因军功论功行赏，但是依军功班爵禄的范围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奴隶主贵族中进行，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所赐爵禄的世袭罔替，用句大白话来形容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而对军功爵制最精辟的一句注解应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讽刺的是这句话的所有权却属埋葬了大秦帝国的两个“反贼”。 秦的军功爵制主要有两个内容，其一，'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意思就是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而宗室贵族子弟不能像过去那样世袭，如果没有军功的话，就不能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奋勇陷阵杀敌，多砍几个脑袋（后世嫌麻烦改成割左耳）获取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 战斩一首者，赐爵一级，其欲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为公士，二为上造，三为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为彻侯。
商鞅制订的军功爵的爵位是十七等，最高一级为大良造（大上造）。商鞅入秦后，先是以左庶长身份主持变法，变法成功后才进爵大良造，此时他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府首脑。《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二十二年，“卫鞅破魏还，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商鞅此时已是大良造，不能再往上封侯了，秦国的国君秦孝公那会还只是“公”，军功爵的爵位自然不能出现侯爵。 秦汉二十等级的军功爵究竟是何时完善的，历史无法考证。秦惠王时封其子通国为蜀侯，自此秦国才开始有了侯爵。故此，推断二十等级的军功爵应是在秦称王后的惠、武、昭王时期出现。 《商君书·境内篇》记载： 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故爵簪，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加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卿）……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故爵正卿），就为大庶长，故爵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 有了军功就能封爵，提高社会地位。凡是立了军功的，奴隶可脱去奴籍转为新国人，国人得以升迁。每一爵位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特权，比如“不更”可以免除一般百姓必须承担的劳役，“公乘”具有出行时乘坐政府车辆的特权等等。物质方面每升一级能得到国家奖励的耕地、宅地和“庶子”，平时为主人耕种土地，战时随主人出征提供勤务。而且还可以去当官，还能赐给奴隶（俘虏），还有小钱钱（“加五千六百”），军功越高收益越大，还能有三百户、六百户人家税赋等等，崭新的地主阶层产生了。这一政策激起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大秦的虎狼之师就此诞生。
看看杀神白起的履历： 秦昭王十三年（前294年），白起为左庶长，十四年，为左更，由穰侯魏冉推荐为主将，伊阙之战尽灭韩魏二十四万，俘虏公孙喜，拔五城，升任国尉。十五年，升大良造，攻魏拔六十一城。其后，攻魏，攻赵。二十九年，因破楚郢都，定南、巫、黔中三郡而迁为武安君。短短十六年间，白起从10级左庶长跃升至最高的彻侯武安君，其军功之著毋庸置疑。 白起有记载的时间只有公元前294-公元前257，他的生年至今不可考.，除去这37年，估计在前294年时白起大概在30-40岁左右，从一个小兵升到左庶长，白起起码打了十几二十年的仗，亲手砍下的人头不会少。 商鞅的军功爵制的弊端 军功爵的推行，秦国人人争当兵，老秦人上阵奋勇割人头。但是要注意一点，秦在实行军功爵制的时候，配套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井田，开阡陌。这个改革，就是把当时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收归国有，按照在打仗的过程中官兵们所获得的军功重新进行分配。 然而，田地是有限的，就算重新进行了分配，也有分配完的时候。分配完了，如果又有人新建军功，就没有土地可以分配了。
为此，除了不停地征战扩张，抢夺新的土地外，就是增加获得军功的难度。比如前期是杀一人可授爵，后更改为杀一“披甲士”，那时的普通士兵都是布衣，能够挂甲上阵的都是军官、勇士，难度可想而知。 秦国的军功奖励制度，实际上是和严刑峻法连在一起的。一同出战的五个士兵，如果己方战死一人，其余四人皆有罪，想要免罪的话，就要杀死对方一个士兵，想要立功的话，就要再多杀敌方一个士兵。东汉卫宏所著的《汉官旧仪》中：“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免老。”就是说，如果你有爵位，犯了罪，就减除你的爵位，如果你没有爵位，就判罚你。从《商君书》中可以看出，秦国的刑罚是非常严苛的，稍微有一些不对，就有可能判刑。而且，还实行连坐法。亲戚邻居之间，有一个人犯罪，本来这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可也莫名其妙地犯了法，跟着受连坐的责任。就算有爵位，也被夺去了，如此一来，在秦国，虽然有军功奖励制度给国人以激励，却也有严苛的刑罚伴随左右，稍微不注意，拼死得来的爵位又失去了，不得不重新来过，再去战场上砍几个敌人的脑袋。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又继续北击匈奴、南征百越，领土继续扩张，这时候地还是够用来奖励有功将士的。然而，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匈奴占据的苦寒之地和岭南毒蛇鳄鱼虎豹出没之地，实在算不上是好地方，再继续向外打不划算，而且，此时距离张骞的地理大发现还早，于是，秦帝国被迫停止了扩张。 由于没什么仗可打，封爵的人减少了，相应地显得犯法的人的数量陡然增高，封爵和判刑已经严重失衡。没有了军功爵顶罪，秦始皇就给那些刑徒们找了修长城，修直道，修阿房宫，修秦始皇陵等等工作，也因此在帝国国内产生了巨大的怨气。
终于，在一个雨夜，一群由于大自然的不可抗力而耽误行程的士兵，因为惧怕获罪受惩罚，揭竿而起。由点及面，全国性的暴动很快就将帝国毁灭。可以说，秦是因制度而兴盛，也是被自己的制度摧毁。 强大的战斗力源于有活力的军功制度 汉朝基本照搬了秦的二十级军功爵，不同的是为了避汉武帝刘彻的帝讳将“彻侯”改名为“列侯”。 汉朝的军功爵制与秦帝国最大的区别是，封爵面扩大，甚至百姓也封爵，只是这些低级爵位是没有土地、房屋、奴隶等奖励，不过用来免赋税、顶罪、提升牌面什么的功能还是予以保留。 汉朝更注重上层建筑，高等级的军功爵封赏更丰厚，人人争当万户侯，裂土封侯成了汉人百姓的最高追求，也因此能够诞生张骞这样的冒险家，诞生霍去病这样的长途奔袭扫荡敌后的天才军事将领，诞生虽然只是外交使团副使，却能假传圣旨，招呼一群“皇协军”消灭匈奴单于，发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豪言的陈汤。 秦汉以后由于社会所看重的是有实权的职官，再赏赐爵位没有激励意义，军功爵遂被勋官取代。北朝的北周设置“勋官”制度，对于有战功的将士奖励一个名义上的官位，北周有“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等11级。这一制度被隋唐五代以及两宋沿袭，只是各朝勋官名称略有不同。 唐帝国的勋官制度最完善，也最有效。据《新唐书》记载： “凡十有二转为上柱国，视正二品；十有一转为柱国，视从二品；十转为上护军，视正三品；九转为护军，视从三品；八转为上轻车都尉，视正四品；七转为轻车都尉，视从四品；六转为上骑都尉，视正五品；五转为骑都尉，视从五品；四转为骁骑尉，视正六品；三转为飞骑尉，视从六品；二转为云骑尉，视正七品；一转为武骑尉，视从七品。” 这里的”视”即比照，视同某一品级的意思。
在唐代，官员的职级和职务是分离的，其序列分为散官、职事官和勋官三类。散官序列相当于今天的职级（如县团级、司局级）、军衔，决定官员的薪俸待遇等级。职事官序列相当于今天的职务，是官员的具体职掌。一个官员可以没有职务，但一定要有“散阶”，即职级。比如《巡回检查组》里的组长，他的“散阶”高，但是却当了一个较低的官职——巡回检查组组长，这就是高职低配。 勋官虽有品级，但与散官一样不是实职。不过却有以下优势： 第一，勋官授任没有出身限制。只要有军功，不管什么出身都能授勋。这一条与秦汉的军功爵制相同。比如唐太宗征高句丽时，白袍小兵薛仁贵单骑陷阵，手斩贼将，立下奇功。战后，他不仅得到勋位，而且一下子就被封为从五品下的游击将军（散阶），被任命为云泉府果毅都尉（介于从五品到正六品之间的实职）。
第二，唐代规定“凡官人及勋，授永业田”，子孙世袭，皆免课役。这条与军功爵制类似。 第三，勋官可以参与职事官序列的叙官，经吏部考核合格后而正式踏入仕途。只是在叙官时必须降阶叙任。最高品级的勋官——上柱国（正二品）只能叙任正六品上的官职，以下依次递减。 第四，勋官就算没能当上握有实权的职官，也可参加兵部的选拔获得散阶。 第五，高品级勋官子弟有进入中央官学学习的机会。这年月上个清华北大是多么的难啊。 第六，勋官子弟有靠门荫入仕的资格，虽然在入仕时的官阶仅为最低的从九品。不过，这也是当今挤破头才能当上的公务员。
正因为有了优越的军功奖励制度，方才创造了盛唐辉煌。本来勋官的授予很严格很正规，但是唐玄宗由于忙着和杨贵妃去泡澡，就让节度使自行组织军功叙录，将领们为了笼络军心，往往虚报战功或杀良冒功。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将士们立了战功朝廷给不出钱财赏赐，只好让出征的将领随行大量授予勋官，勋官泛滥如此，不仅毫无荣誉感可言，而且优惠政策更难兑现，勋官制度彻底失去吸引力，唐朝军队的辉煌也随之成为过眼云烟。 唐朝的勋官制度整体上要比军功爵制更科学，可执行性也强，但也正是由于在制度的执行上出了问题导致唐朝的衰落。 宋朝经济发达，也出了狄青、岳飞等等一大批良将，但是，宋朝（包括明朝）军功奖励上没有了秦汉唐因功获田、封侯获食邑的激励，以致军队打仗没有动力，结果就是被吊打。 女真、蒙古、满洲实行的是军功奖励与组织机构结合（如八旗制）的兵民合一体制，这种制度就像远古时的狩猎，虽然有效，战力强大，但是较野蛮。这种制度的弊端是容易起内讧（如蒙元），容易因无仗可打后而懈怠退化（如八旗）。
人民军队的军功奖励原则是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电影《董存瑞》中，在战前的比武动员大会上，有个镜头是战士们纷纷表示要在战斗中勇敢作战，争取立功，让家里收到立功喜报，这就是精神激励的体现。如今讲究奉献精神宣导，如果家中有亲属在部队立了功，政府会敲锣打鼓送喜报、挂光荣牌，一人立功全家光荣，获得社会的高度评价、高度的荣誉感。物质奖励方面，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牺牲4人），活下来的每个人都得到了当时红军能给出的最高奖励：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一双筷子。现在，立功后有奖励金，提前晋级晋衔，重点培养优先提干，复员就业及子女就学等也有各种优待，各地地方政府也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虽然比战争年代的物质奖励高了很多，但是区区几百上千元的奖励金，别说跟那些花瓶小鲜肉唱首歌扭扭屁股获得的收入相比，就是跟外军的军功奖励相比，比如美军数千上万的美金相比（很多奖励是每年能领取）也是少得太多。 大秦推行的军功爵制，结束了春秋以前的“世卿世禄”制，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流转。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从爵本位开始向官本位转变，军功爵制被勋官制取代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左庶长、大良造等等这些封号虽然不见了，但是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新的军功奖励制度中。 从秦汉的军功爵制到唐朝的勋官制，以至现代的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讲政治的军功奖励制度，通过立功者受奖，立功者光荣等手段，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增强军人的荣誉感，提升军人的社会地位，凝聚军心，激励斗志，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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