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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6日上午，由益阳出发的押解杨虎城的车队从贵阳来到息烽县城。息烽县长、军统少将邓匡元按照戴笠的安排，用滑竿把杨虎城一家送到距县城8公里的玄天洞。从此，杨虎城被囚禁在这里8年。 戴笠在玄天洞布置了内、中、外三层警卫线。内卫由一支36人的特务队担任，昼夜双岗，轮流守在杨住房的前后和洞口，并设流动哨巡逻。 特务队长李家杰吩咐警卫谢志明“服侍”杨将军，女警卫彭家彩、朱志园“服侍”谢葆真。名曰勤务员，实则监视杨虎城一家的日常生活。杨虎城如有什么要求，必须经特务队长批准。特务队长要随时向军统局报告杨虎城的一言一行。 担任中卫的是一个宪兵排，驻守在新、老洞和塔脚寺的各条路段及大小碉堡里。 外卫是特务二团的一个连，分驻在山顶及通往玄天洞的各路口地段，负责外围警戒，不准外人进入中卫区。 白天，岗哨间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夜幕降临后，岗哨间采用竹梆传递联络。每隔一定时间，第一道岗哨用木棒敲几下竹梆，梆声一停，第二道岗哨便得接着敲击，依次传到最后一道岗位。如果一处声不响，带班的就要马上去巡查。 每天晚上，玄天洞的山上山下，“梆、梆”的声音此起彼伏，通宵达旦，阴森恐怖。 杨虎城刚转到玄天洞时，住在老洞里，洞内的房屋终年不见阳光，室内非常潮湿。杨将军是西北人，极不适应，经常生病。特务队长李家杰怕杨虎城发生意外，把息烽地区有名的中医杨雁南叫到玄天洞给杨虎城治病。 随着时间推移，杨虎城判断蒋介石短时间内绝不可能释放自己。为长远考虑，他一再申请，戴笠总算批准他在新洞门口自费另修房子。杨虎城出了400元美金，李家杰却只盖出了一幢简陋而矮小的房屋。 到玄天洞后，特务们仅给杨虎城缝过两件蓝士林布长衫和一件长袍。他的衣着基本上同当地农民一样，十分简朴。 杨虎城一家单独开伙食，戴笠专门从湖南为他请来一名姓毛的厨师。杨将军喜欢吃面食，除平时吃蒸馍面条之类外，有时他自己动手做些家乡饭。 实际上，他们一家名曰“中灶”伙食，但还不如特务队的大灶。他们要改善一下生活，就得自己出钱。 杨虎城一家被囚后，谢葆真受到了长期的精神折磨，从1940年开始患上了间歇性神经分裂症。尤其是1941年生下女儿杨拯贵后，她的身体越来越坏，病情日趋严重，引起了特务们的不满。不久，李家杰以谢葆真有严重精神病，影响杨虎城休息为借口，把她单独关押在老洞。 杨虎城对夫人的病非常着急，一次次地请求与夫人交换住地，最后终于获准，他又住进了老洞。 1942年夏，戴笠来到玄天洞视察，杨将军面对夫妇分居的现实忍无可忍，要求戴笠撤换特务队长。戴笠担心出意外不好交代，只好答应杨的要求。戴回重庆后，除派龚国彦接任李家杰的职务外，还增派了张静甫任副队长兼医官，以便配合给谢葆真治病。 直到1943年，杨夫人的病逐渐有了好转，龚国彦才准许杨将军夫妇共同居住在自己出钱修的房子里。 1941年，谢葆真生下杨拯贵后严重缺奶，杨将军多次向李家杰请求，自己出钱找个奶妈。不久，李家杰同意了，特务们将附近一位年轻农家妇女吴清珍“请”到玄天洞，给杨拯贵当奶妈。 吴清珍同杨虎城将军一家生活了7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7年，谢葆真在重庆被敌人残害后，吴清珍才返回贵州老家。 刚到玄天洞时，特务们的看守很严，杨将军只能在洞门口来回踱步。后来，经他多次要求，居然获准每年有三四次到附近村寨散步的机会。杨将军喜欢走访农民家庭，但他所要接触的人必须经过批准，并有10余名特务一同前往。 一次，杨将军去到大沟坎，一个仅有9岁的小姑娘站在家门口向杨将军打招呼。小姑娘的父亲王吉安说自己命苦，要为小女孩找个有福份的人作干爹，便可交个好运。杨将军也很喜欢这小姑娘，于是就高兴地认作自己的干女儿。 还有一次，杨将军看见给自己抬滑竿的当地农民赵树云，入冬了还穿着极薄的衣服，就急忙进屋拿出一件旧军服送给赵。赵树云家里很穷，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感谢杨将军，他经常给杨将军抬滑竿，知道杨将军喜欢抽叶烟，于是就亲手做了一棵竹烟竿送给杨将军。杨将军对这支烟竿很珍视，经常带在身边，有时走路还把它当作手杖使用，直到杨虎城将军离开玄天洞时，才把这棵烟竿又转送给赵树云作纪念。 抗战胜利后，军统设在息烽的机构陆续撤出县境。1946年7月，军统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把杨虎城一家及其旧部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宋振中、以及阎继明、张醒民押往重庆继续囚禁。杨将军得知去重庆的消息后，认为蒋介石这下要释放自己了，心里十分高兴。 7月16日上午，两乘滑竿来到玄天洞，杨将军和谢葆真挽着杨拯中，奶妈吴清珍抱着杨拯贵，慢慢地从屋里走了出来。临行前，杨将军站在洞门口的草坪上，环视了一下四周的高山深谷，才登上了等候的滑竿。 这时的杨虎城将军已经53岁，头发白了，背已开始驼了。在几十名特务的“警卫”下，杨虎城一家来到县城，换乘一辆小汽车，离开了被囚禁8年的息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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