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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粤海关银锭考辨

 昵称73575260 2023-10-09 发布于北京

海关是一个国家监督管理进出口国境的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并执行关税法规及其他进出口管制法令、规章的行政管理机关。清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684-1685),清政府取消海禁,允许开海通商,正式开设海关,在福建漳州设立闽海关、广州设立粤海关、 宁波设立浙海关、江南(上海)设立江海关。在清代前期的四个海关中,以粤海关最为重要 [1]。 在制度上,海关隶属于户部。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处为外国商船准许进出港口。清代粤海关十两砝码锭就是当时粤海关关税收入一种主要的税锭形制。 

一 清代银锭概述 

随着白银货币化的加深和本位货币地位的进一步确立,银锭在中国社会各个地区、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清代的银锭形制延续了明代后期锭形地域化的倾向,且愈演 愈烈,成为中国历史上银锭样式最为繁多的时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33 年的“废两改元”。此时期的银锭根据重量大致可分为:五十两大型银锭,有大元宝、方宝、龟宝、 大翅宝等;十两、五两、三两、一两等小型银锭,有中元宝、小元宝、砝码锭、椭圆槽锭、 牌坊锭、圆槽锭、腰锭、银锞子等形制。清代银锭底部多为弧面 [2],铭文多为戳印。除说明地域、年份、银匠、银号、银铺及用途等外,有的还直接标注成色(银锭的成色是当时 人们关注的重点。清代银锭含银量约为 96-99%[3])。同时,也注重起翅效果及丝纹、镜面(刻意去丝纹)、蜂窝等与真假和成色相关的形态表现 [4]。 

二 清代粤海关银锭之比较 

清代粤海关银锭一般多为砝码锭,是粤海关官银号所铸的税锭。其形制规整,表面光洁,“锭面略呈方头束腰形,锭身为两面收紧的半圆形”[5]。从规格和质量来看,属于清代中型银锭。银丝水线均匀,较之明代以前很少有蜂窝,且蜂窝皆口小洞大,孔洞内有光泽, 整体端庄严谨。经前期的资料收集和梳理,从《中国银锭图录》[6]、拍卖行及博物馆馆藏整理出40 余件清代粤海关银锭。拍卖行以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会上出现的粤海关银锭居多,金德平先生《嘉德银锭拍卖十年(2002-2011)回顾》一文中统计分析了中国嘉德在 2002-2011 年之间拍卖的清 - 民国初年银锭,其中砝码锭拍卖项为132 项,成交比例占 83%,比起其它形制的银锭,成交率相对较高 [7]。另外,本文还搜集 了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国海关博物馆、鸦片战争博物馆以及义乌市博物馆馆藏粤海关银锭。

通过列表对比,发现粤海关银锭的形制极为相似,其文字排布较为规整统一,银锭大小体量也较为相近,特别是北京诚轩拍卖公司 2008 年春秋两季拍卖会分别出现的清代广东“粤海关 道光三十年 八月王福昌”“杨”十两 砝码锭与清代广东“粤海关 道光廿九年”十两砝码锭的质量均为366.5克,可见粤海关银锭的熔铸标准在清朝中晚期甚为严格。国家海洋博物馆藏清广东“粤海关 咸丰 元年 義源”三排戳十两砝码锭,除了基本的三排戳外, 在“门”内是“義源”二字的小戳记。 


中国海关博物馆粤海关十两银锭为砝码锭造型,铭文呈“门”字形排布,其中“粤海关”的“海”字有磨损, 这种现象较少见。“锭面中心微凹,锭底及周边有蜂窝孔和细密状水波纹,蜂窝孔深浅不一, 口小洞大,银锭两侧有很规整的弧形。”[9] 通过对上表内所有粤海关银锭的综合分析比较发现,其质量皆为十两,换算成现在的质量标准,平均为 360 克左右,从形制来看,砝码锭既不同于大元宝、方宝等大型银锭, 也异于散碎银两,介于二者之间,且有明显区别,较容易辨认。

由列表可以看出,粤海关银锭主要集中在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及光绪这些朝代,尤以咸丰朝出现的数量为多,其中《中国银锭图录》收录的粤海关嘉庆十年砝码锭属于国宝级银锭 [10],尤为珍贵。粤海关 银锭铭文内容除了“粤海关”三字和纪年月日外,有的银锭还会戳记银匠或银号名,如郑兴隆、王福昌、沈贞祥、吕大生、高恒茂、高合益、周永兴等字样。铭文戳记的排布方式呈“门”字形三排,“门楣”处戳印“粤海关”,如果只有年号,多采用门框左右重复戳记年号铭文的方式,如清广东“粤海关 咸丰元年 義源”三排戳十两砝码锭,左右两侧皆为“咸 丰元年”;如果铭文有年号、月份和银匠名,那么年号多戳印在右侧,月份和银匠名戳印在左侧,例如清代广东“粤海关咸丰八年四月王福昌”十两银锭,右侧为“咸丰八年”, 左侧为“四月王福昌”,又如清代广东“粤海关咸丰二年五月银匠吕大生”十两银锭和清 代广东“粤海关 光绪四年 四月高合益”十两砝码锭等;另外有具体日期的,一般“ 日” 与月份戳记在同一侧,如鸦片战争博物馆藏的清“道光三十年 五月 日粤海关”十两银锭 [11]。有时在“门”字型内部还会有独立的小戳,如清代广东“粤海关 咸丰九年”十两砝码锭, 正中心有“昌”字小戳。从铭文字体的书法来看,清代粤海关银锭戳印正体楷书,并体现出清代“馆阁体”的书体特点,方正工整,字体匀称 [12]。

总体来说,清代粤海关银锭铸造规整,戳记清晰,整体保存较为完好。三 清代粤海关的发展沿革及其社会地位明代,白银已在货币历史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清代正式开设海关,粤海关凭借得天独厚的环境和资源优势在四大海关中脱颖而出。不同于其他三个海关,粤海关监督以专任为主,由内务府掌控。另外,粤海关每年向政府缴纳的税款占相当大的比例 [13],可见国家对粤海关的重视程度。 

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757-1842),清政府实行了限制于广州一口、由广 州十三行统制对外贸易的制度 [14]。早在康熙年间,广东官府正式招募并确认了广东、福建、 安徽等地来的十几家有实力的商家。清政府令广州十三行直接与外商交涉,一方面向外商转达谕令和告示等,代表政府征税;另一方面向清政府汇报外商的意见、要求及反馈信息, 承担外商商业活动的责任 [15]。在清政府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后,粤海关的关税更是迅速增加 [16]。当时外商缴纳的关税均为“本洋”,即西班牙银元,行商收取后再改铸成纹银,即关饷锭,上缴国库。发展到晚清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割地赔款,支出大量白银。《南京条约》 要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开放通商后,废止行商和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参与了银两制度的制定,如关平银制度。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双方确认海关使用的 银两在“平”上使用粤海关的“平”,采用纹银,依据当时国家标准,按照白银含量从多 至少依次为纯银、足银、纹银、标准银。其中纹银含银量在 93% 以上 [17],可见其纯度之高, 成色之好。这就是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新关税制度下产生的海关两 [18]。 

鸦片战争后,在英国军事压迫下,清政府保证并促进财政收入的意志最后竟因英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强行改变税则和税制而得以实现 [19]。英国借助鸦片战争这一野蛮的方式掌握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命脉,咸丰四年(1854)中国开始雇佣外国人来管理海关事务,形成外籍税务司制度 [20]。海关税本是主权国家依据本国国情需要,自主制定和修订的,以保护 和扶植本国的民族经济 [21]。外籍税务司制度,虽然客观上较为完善、办事高效,但是却对海关主权造成了严重侵犯。从一枚枚小小的十两砝码锭管窥粤海关在当时四大海关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折射出清 代的社会制度、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水平等诸多层面。清代粤海关银锭为研究清代海关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注释 :

[1][13][21] 姚永超、王晓刚 :《中国海关史十六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65 页。 

[2] 周卫荣、杨君、黄维、王小塔 :《中国古代银锭铸造工艺研究》,《中国钱币》,2013 年第 4 期。 

[3] 周卫荣、杨君、黄维、王金华 :《中国古代银锭金属成分研究》,《中国钱币》,2013 年第 3 期。 

[4] 周卫荣、杨君 :《中国古代银锭形制演变刍议》,《中国钱币》,2014 年第 4 期。 

[5] 金德平 :《中国白银称量货币概说(下)》,《江苏钱币》,2014 年第 1 期。[6] 文四立主编 :《中国银锭图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 年,第 333-334 页。[7] 金德平 :《嘉德银锭拍卖十年(2002-2011)回顾》,《中国钱币》,2012 年第 3 期。 

[8] 李亮 :《海关遗珍——义乌市博物馆馆藏粤海关商贸精品文物赏析》,《中国文艺家》,2020 年第 9 期。 

[9] 王心缘 :《粤海关银锭的分析与制作工艺》,《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 年第 2 期。 

[10] 赵晓明 :《曾经的白银帝国,独特的货殖文化》,《金融时报》,2013 年 10 月 25 日。 

[11] 鸦片战争博物馆藏银锭资料系鸦片战争博物馆万娟老师提供。 

[12] 曹翃 :《古钱钱文书法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14] 黄福才:《鸦片战争前十三行并未垄断中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1 期。 

[15] 刘诗平 :《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中信出版社,2010 年,第 50—56 页。 

[16] 廖声丰 :《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商品流通及税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 

[17] 千家驹、郭彦岗著 :《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74 页。 

[18] 戴建兵 :《中国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1890-1935)》,《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9 期。 

[19] 吴义雄 :《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历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20] 戴一峰 :《晚清海关与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

(原文刊于《中国钱币》2021年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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