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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李昂在坐上龙椅以前叫李涵，封江王，是唐敬宗李湛的二弟。 当时王守澄的势力达到顶点，梁守谦自知无法制衡王守澄，打算退让希望平安终老，偏偏没有那个运气，还不到一年，就在文宗的大和元年（827）暴卒家中，年四十九岁，追赠扬州大都督（有梁守谦功德碑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史书称梁守谦有病在身，按说他没有与王守澄结怨，且他有颇为强大的家族势力，兄弟梁守志也是左神策军都知兵马使（其墓志于2012年从民间征集现身，收藏于碑林博物馆），养子有五人，四个是宦官，全在宫中和地方任职，所以病死应该还是可信的，不像是被害。 这里需要特意澄清，历来对唐文宗“大和”年号，不少人写书、写文章时，都以为可与太和混用。在古代习惯来说，的确“大”经常与“太”通用，可是根据一些严谨的研究分析，唐文宗这一年号的确应该是大和，并不是太和。之所以令许多后人产生误会，主要是出自《资治通鉴》这一比较权威的著作率先误传。 在北宋通鉴出现之前，唐代的史料记载有关唐文宗年号全是大和，几乎没有太和的记录。唯一罕见的是唐代文人于邺写《扬州梦记》小说，按说是当时人写杜牧生平的故事，今天留存的文本是“太和中”，因此引起宋代以后人们对文宗年号的分歧。但是，于邺这一文章今天所见并非是唐代原貌，本就经过整理编辑留存在《唐人绘》中，已经是宋人的版本。所以，文宗大和年号的改变，的确是出自宋人记载的笔误，这是一个流传至今误会很大、实际很不严谨的细节。 在唐文宗继位之时，要说完全凭王守澄、梁守谦一句话就让江王李涵坐上龙椅为君也不现实。后人对宦官势力的渲染也是很容易引起误导，大多数是后人对宫廷、朝廷存在一种朦胧想象，比如每一朝代的宫廷、朝廷虽然很多相似，但也很多不同。 晚唐宦官掌握了宫廷大局，毕竟宦官不能取代朝臣处理日常事务，唐代还有一套完整的朝廷制度，皇帝也需要大臣们支持。所以，唐文宗的继位和之前穆宗、敬宗时有李逢吉与王守澄的配合不同，李逢吉在敬宗时试图阻止裴度入朝失败，已经离开长安去了兴元府做山南道节度使（敬宗对李逢吉有很深感情，曾约定日后再召回，结果敬宗很快死了，李逢吉年老患病，挨到大和九年身故，年七十八岁）。 当时对唐文宗起到定策之功的宰相是裴度。之所以裴度能与王守澄、梁守谦合作，一是敬宗之死的确是一场宫廷变故，裴度在大局上是支持神策军平定刘克明等人企图夺位的行为；二是恢复社稷秩序是宰相职责，裴度责无旁贷需要主持大局。三是与王守澄的交往体现裴度的灵活应变，可能对江王李涵多少了解，或者他能够接受。 裴度名望地位已经很高，文宗只再加集贤殿大学士，进阶特进的礼遇。实际当时全靠裴度在位，才对沧景横海军李同捷擅为留后一事行使强硬手段。都知道裴度是宪宗年间清除藩镇危害的代表人物，裴度不在朝廷时也就罢了，当他回到京师统领百官，正希望矫正穆宗、敬宗几年下来的种种弊端，意图延续元和年间的中兴，怎么能忍受横海军的胁迫？ 正是裴度向文宗建议调离互换任区职务，所谓先礼后兵。果然李同捷不服，这就有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率本军三万人充作先锋讨伐。  裴度画像 毕竟裴度也六十五岁，还有病在身，随着局面恢复，他请求休息。文宗对于接替人选，裴度自己举荐已经名声在外的李德裕。文宗知道裴度、李德裕都是爱折腾的人物，出于渴望平静的心理，拒绝李德裕回来，让其在西川做节度使。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吐蕃占据的维州（今四川理县附近）守将谋划归降。在成都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主张收复，派兵进驻维州。朝中牛僧孺等认为容易与吐蕃结怨，双方不久前长庆年间才重申盟约，如此容易招来话柄，令双方再起兵祸。文宗站在牛僧孺一边，下令李德裕退出维州。 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牛僧孺对幽州和维州的决策，只反映他也主张修养生息，不愿挑起战事的保守思想。文宗为人谨慎，与牛僧孺心态相似也就罢了，可后来实际又对维州的处理感到后悔，令牛僧孺主动告退，出为淮南节度使、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 恰恰从许多大事决策可以看出唐文宗的反复无常，鲜明地表现出矛盾，这才是他一生看似很想有作为，结果往往行差踏错，适得其反的悲剧根源。最典型的自然是对宫廷内所谓清除宦官的心思，例如让宋申锡点燃的导火线。 宋申锡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文人，早年被不受看重的宰相韦贯之发掘，可惜没有太大机遇。穆宗长庆年间逐渐入朝为监察御史，人品非常端正，加上出身底层，他从不参与门户派系的漩涡。所以文宗对他这一点非常欣赏，他一开始就是翰林学士身份参与起草诏书，可以时常接近皇帝。 文宗对王守澄的威势非常忌惮，很想找机会夺回神策军。暗中与宋申锡商议如何行事，希望让他物色一些人选。宋申锡虽然忠心，但其实也不大清楚究竟哪些人值得信赖，举动太过草率，一个试探一个，一个接洽一个，消息很快就走漏了。被王守澄信赖的宫廷名医郑注知道，以攀附漳王李凑意图夺位这样严重的罪名将宋申锡进行处置。 王守澄拿着逼迫得来的罪证扔给文宗看，文宗居然看不出真假，还以为真有其事。当时有另一宦官马存亮出来劝阻王守澄不要急于杀掉宋申锡，认为事情还要调查，且要朝臣信服。宋申锡当然没有等到机会辩白，其他宰相牛僧孺、李宗闵、路随也同样不明真假，无从说起。最终宋申锡被贬开州（今重庆开州区一带）司马，终身不许返回长安，死后才被同意送回安葬。 因为宋申锡一事，在其中翻云覆雨的郑注成了众矢之的。由于有王守澄的保护，郑注没有受追究。当时神策军中，韦元素、杨承和（其实也是最早参与处理刘克明、绛王李悟的将领）、王践言多少都与王守澄有一些矛盾，本来已经想要设法对付王守澄，都认为郑注此人可以先下手，于是以看病为名找来，结果郑注是江湖游医出身，一张嘴能说会道，韦元素等都被折服，认为郑注是一个人才，不愿就这么除掉。 没多久，文宗因心情郁结发了一次风疾。郑注入宫为皇帝看病，趁机把自己编写的《药方》一卷献给皇帝，文宗非常欣赏，郑注善于把握机遇（或者就是投机）。他跟从王守澄混迹京师也有十多年，自认为对宫廷内外局势了如指掌，可以办成一些大事，所以郑注很快又转向支持皇帝。 通过韦元素等人的试探，郑注也很清楚王守澄的手下面和心不和，从王叔文、宋申锡等人的失败，郑注也知道吸取经验，提出从宦官中逐渐分化势力，所以文宗就让仇士良分走一部分神策军。 为了让王守澄疏于防范，郑注以李训善谈《易经》为名，让他也到皇帝身边共同谋划，郑注代表宫廷内，李训代表联系外朝，这些本来都得到王守澄同意，因为文宗时常需要调养身体，炼丹服药是再正常不过。他们二人之前都是王守澄、李逢吉的亲信，且招财纳贿，名声极差，忽然受到皇帝倚重，许多朝臣都认为不妥，纷纷进谏。但文宗由于另有谋划，当然不放在心上。 到大和九年（835），他们先除去当年害宪宗的凶手陈弘志，此时通过其他宦官安排，王守澄基本被架空，还以明升暗降的方式成为观军容使，由另一宦官李好古带鸩酒到府上逼死王守澄。然后清除韦元素、杨承和，又以王守澄的葬礼为契机，准备更大规模除掉不利于皇帝的宦官，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胆冒险的计划。 为便于调动兵力防止长安城中神策军，郑注外放到凤翔为节度使招募死士和联络外部兵力，与李训约定一个月为期，然后在长安城外浐水（指蓝田县境内秦岭流出的一条河，但是西北还是西南的浐水说法不一）行动。郑注计划以护送丧礼队伍为名，使死士混入队伍，趁机对前来送行的主要宦官群体一网打尽。 可李训对郑注的计划担心夜长梦多，且郑注在外地不便控制，更担心让对方一人成就大功，说明他们两人各自都有很大缺点。所以，李训在很短时间内，又急与王璠、王行瑜到处招募其他可以使用的人手，然后约定一出观看神奇露水的名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古时为阴历，已是隆冬时节）李训让金吾将军韩约请上早朝的唐文宗去金吾左仗院内（位于大明宫东部，与含元殿相当近，可以随时呼应）的石榴树欣赏天降甘露。文宗比较高兴，就往含元殿等候，让左右先去左仗院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甘露，派去的人当中就有李训。 李训等回来自然称属实，让文宗过去欣赏。然后李训让王璠、郭行余所募士卒入丹凤门准备。结果都知道，仇士良等神策军首领前来后，因韩约表现慌张，让宦官提前警觉。仇士良应变相当机敏，很快往含元殿截住文宗一起撤退，他们往北走，过宣政门，进入北衙神策军控制范围内。李训知道计划失败，其实反应也灵活，以遭贬谪为由很快混出长安，不过他准备朝凤翔跑的时候被人发现，抓回长安被杀。 郑注在凤翔接到宫中出事的消息，再调集人手行动为时已晚。凤翔城内监军张仲清据说先答应会支持郑注，这时已经不可能再赔上自己，所以和手下一起杀了郑注，向长安的仇士良献功。其他被卷入的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全被逮捕下狱，遭严刑拷打，统统腰斩于兴安门外。这一番变故下来，仇士良果决狠辣的大名迅速与王守澄不遑多让。 关于仇士良，史书明确记载是以宦官身份后来娶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为妻，当然，这个尚书是靠仇士良的权势赠的。胡氏生下几个儿子，仇士良的儿子多数也担任宦官。因为仇士良本就来自宦官家族，父亲仇文晟虽是禁军将军，但叔父仇文义是宦官，担任忠武军监军使。 仇士良并非早年生了孩子再入宫当太监，所以，唐代宦官也并不完全是我们后人印象中的阉人。以严耀中、杜文玉对唐代宦官身份和婚姻研究，唐代宦官有品级的娶妻比例占一半，甚至有宦官娶了不止一个妻子，一旦有妻子过世，很快就会续弦。而且有记载的宦官所娶的几乎全是青春适龄女子，完全作为一种正常婚嫁情形来对待。而且唐代庞大的宦官家族，虽然有不少是养子、义父，但要说完全都依靠攀亲戚来维持局面，恐怕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定有一些姻亲关系是真正的血缘，所以会出现仇士良这种宦官能接连生儿子，又让儿子继续当宦官的比较特殊的情况。 但另一方面，毕竟也有不少宦官的确是阉人，哪怕娶了妻子，也导致很多女人生活不幸早死或委身空门，比如内给事邓某之妻王氏，讳晤空，字解脱，有志于佛，死后遗命葬于香积寺之南院。王氏的名与字显然不是其父母确定的，任何父母决不会给孩子起一个如此消沉颓废的名字，很可能是王氏出嫁后心灰意冷，转而信奉佛门以求解脱，才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与字。 千百年来，甘露一事都吸引着许多后来关注和研究的人们，这件事表面的经过通过史书描绘，好像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皇帝与亲信希望重振朝廷声威与宦官进行了一次抗衡，结果遭到失败的巨大憾事。可事实当真如此简单吗？ 之前郑注和李训在大和五年处置宋申锡时，还被视为依附王守澄的奸邪小人，怎么短短两三年就忽起这么大变化，居然倒戈与宦官为敌，最后还变得和英雄义士一般。若论形象反差之大，整个唐代史书里，貌似都没有他们两个这么富有戏剧性。 最后的甘露行动，李训和郑注好像还互有矛盾，是李训贪功冒险搞出一场看甘露的演出，结果害人害己，但究竟为什么会行动失败？当真是李训的贪功冒进吗？甘露一事由于充满种种戏剧化的情节，以至于充满不少的疑团，当然失败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可到底演变过程是怎样，发生了什么却云山雾罩并不那么清楚。 首先，李训为何改变原定计划？李训害怕与郑注争功，可能只是事后记录的分析推断。出于当时通信往来不利，鉴于之前宋申锡联络的人越多反而遭到泄露，关于夜长梦多这种顾虑是有一定合理性。李训在城中设计动手，应该不算完全出于贪功，也许是为了快刀斩乱麻。但致命要害在于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考虑金吾卫军，也就是南衙兵。 神策军属于禁军的北衙军，控制皇宫大内（最初神策军于代宗年间调入长安时就安排驻扎于北苑），而金吾卫军在过去府兵制的时候很辉煌，可以掌控整个京师的安防，是真正的禁军。因府兵系统的衰落，南衙金吾卫军在安史祸事后彻底没落，所以唐代宗扩编神策军成为禁军，取代金吾卫军负责宫禁护卫大权，而南衙军落得巡防长安外城的地位，感觉和负责社会治安的巡警差不多。 虽然还保留禁军的名头，但在宫廷和朝廷方面已经没有地位。虽然德宗年间，一度也考虑充实金吾卫军，但重点还在神策军，已经达到近二十万，金吾卫军却没有顾及。到文宗时数据显示，实际装备整齐的金吾卫军可能才区区数百人，所以韩约就算愿意和李训共同行动，根本心里没底，所以进入宫中埋伏才会慌张不安。 其次，李训到底有无真正谋划甘露行动？ 看史书记录的整个事件过程，李训确实希望提前行动，但他好像也没有太多时间考察周祥，整个事情都显得十分仓促。比如李训希望利用金吾卫军，可实际只收买了金吾将军韩约。比如当韩约表现惧怕仇士良不敢动手，李训在含元殿呼喊金吾卫将士保卫皇帝铲除宦官，其他金吾卫将士并没什么人站出来响应，所以令仇士良区区数人就在光天化日下挟制唐文宗溜之大吉。反而金吾卫将士没有跟着撤走，在宫中也被后来的神策军一番剿灭。可见李训根本没有收买其他将士，整个计划才显得一败涂地。 当时宰相几乎都被杀，为稳定朝局，另让郑覃、李石提升宰相（实际他们属于和李德裕关系较好），但仇士良每每还拿李训、王涯等人为例子羞辱宰相，朝廷官员每天办事都战战兢兢，整个局面到了空前压抑和无奈的境地。好比郑覃和令狐楚看王涯受刑和供词，两人非常难受，令狐楚知道王涯是被迫承认要推翻文宗，写下诏书指责王涯，但言辞空洞，对他们受刑冤枉十分同情。 不久，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刘悟之子，刘悟为平卢军李师道属下兵马使，元和末年杀李师道有功任幽州地区昭义军节度使，位于今昌平一带）上书为王涯等人声援。刘从谏在文宗大和初年帮助讨伐李同捷、王庭凑有功，且与王守澄、李逢吉等因贿赂来往关系密切。刘从谏也不断得到文宗信任封赏，在朝廷也颇有影响力，开成元年（836），刘从谏三次上书为王涯等鸣冤，请求赦免他们的罪行，并讥讽宦官。 由于刘从谏手握重兵，他的姿态才让仇士良对大臣们稍微收敛，也不敢再轻易废除宰相，郑覃、李石终于能够继续做事。在郑覃推荐下，大臣周墀、崔球、张次宗、温业负责太学开展铭刻典籍的工程。 郑覃也是门荫入仕子弟，他是德宗时宰相郑珣瑜的儿子，和李德裕之流不同，他并不善于文章诗词，甚至传说他建议文宗废除科举。后来前宰相李固言复相，李石则提出为宋申锡平冤。宋申锡因被王守澄、郑注诬告而流放。郑覃、李固言都赞成，文宗就追复了宋申锡的生前官爵。然后陈夷行、杨嗣复、李珏等一批人陆续被提携，互相之间矛盾又多起来。郑覃、陈夷行被认为与李德裕交好，而李固言、杨嗣复、李珏等被认为与牛僧孺、李宗闵、令狐楚亲密。尤其牛僧孺等一派往往更多人善于诗词文章，所以郑覃建议废科举就视为引发矛盾的典型。 唐代后期朝臣纷争，从元和到大和阶段还可以维持在朝臣之间有不同看法的意见分歧，虽然偶尔有些私人恩怨，主流还是属于公事。如李吉甫、裴度和李逢吉、李宗闵，包括穆宗长庆元年的复试案，文宗年间处置维州，虽然有借助公事打击对方色彩，还不算特别明显。 但文宗开成到宣宗大中这一阶段，性质完全变了，随着令狐楚、白敏中、令狐绹等崛起，很多时候成为纯粹义气纷争，无关对公事与否的分别，包括像郑覃意图废除科举，就因为他不擅长文辞就反对；像令狐綯对李商隐压制，李商隐投靠过李德裕一方（选择跟郑亚当幕僚，甚至娶王茂元之女，王茂元按说与李德裕交情不算多亲密，出于李德裕后来比较重视，而李商隐在甘露之后，从内心是完全支持李德裕，包括李德裕大中初期被贬，李商隐有许多诗歌怀念和称颂。出于生计要结交另一批官员如杜悰，偶尔又有贬损李德裕的声音，显示底层文人的可悲和无奈），坚决将李商隐视为背叛。就连白敏中，最初也是李德裕欣赏提携，为了巴结新君宣宗，立刻见风转舵批评李德裕，也显示后期的朝臣为了巩固地位开始丧失原则。 唐文宗经历甘露一事后，变得十分颓废。按说第二个年号开成也有近五年时间，由于被仇士良软禁，身体和精神大不如前，实际还不到三十岁。他一度对当值学士周墀慨叹，自己受制于家奴，境遇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不禁凄然泪下，周墀听了也伏地流涕。 文宗的太子李永当时夭折了，另一个儿子蒋王也夭折了。所以文宗一度是想把敬宗的幼子陈王李成美立为太子，未行册礼就病重，很快离世。 假如我们今天要对唐文宗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综合评估非常困难，以史书形象来看，唐文宗是一个悲催窝囊的角色。自比汉献帝的自嘲桥段历来都感觉是一种心理投影，可唐文宗的情形和汉献帝当时完全不同。 汉献帝幼年就先后被董卓及其部下李傕郭汜各种控制，被曹操迎接到许昌以后更经历各种风波。汉献帝的窝囊勉强可以说一生都在别人的压制下。正如今天分析董卓、曹操，按说都有实力换掉汉献帝自己称帝，只是汉末浓厚的儒家社会氛围不敢轻易尝试，实际他们都在积极准备，等待时机，这是不可否认的。 几百年后唐文宗的情形和汉献帝的经历完全不同，他是被王守澄、梁守谦、仇士良等一批掌握禁军的实力派宦官拥戴，前期并没有完全受宦官的控制，甚至也不受某一个宦官控制。 正如之前提过，宦官虽然威胁朝臣，但并没有取代朝臣，前期唐文宗得到裴度等一批很优秀的大臣支持，比如还有李德裕等人，唐文宗说不上就是充当宦官的傀儡，只不过我们容易被史书后面的情形迷惑，认为唐文宗做不了主，这是一种同情唐文宗遭遇的史笔迷雾。 实际大和和开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就是分水岭。唐文宗在大和时期是能够处理和控制朝野局势的，好比对李德裕、牛僧孺等人的处置，对任用宋申锡、郑注、李训的安排。尽管需要顾忌王守澄、仇士良等人，但并非做不了主。 唐文宗为了自保，大和年间是避免激怒王守澄，后期则是仇士良，包括维系朝局，所以长期都倾向采取缓和的方式。尤其甘露失败之后，更不奢望搞什么大动作去动摇仇士良等人利益，文宗期间伴随上升到激烈的纷争，实际完全都有唐文宗刻意酝酿的因素在内。 因此，唐文宗虽然有一些抱负理想，但骨子里非常保守，有些懦弱，尤其无可奈何的结局感觉博人同情，往往忽略宋申锡的悲剧，甘露的失败很大程度都脱离不了文宗本人的责任。 宋申锡出事以后，文宗不但没有积极的作为，反而他是帮助王守澄等人除掉宋申锡。出于自保，他也倾向于启用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令狐楚等无所作为等辈，反感裴度举荐李德裕入朝主事。 随着时间推移，唐文宗又对李宗闵、牛僧孺不大满意，又因为郑注、李训的说辞，酝酿甘露行动。实际是他渴望从种种尴尬的境地中挣脱，寻求更加安全的地位，还是一种短视的自保行动。只不过看起来，除掉宦官与振作朝局两者并不违背，甚至要算一个重要前提。假如一开始唐文宗就选择重视裴度和李德裕（包括还有刘蕡、杜牧等比较有实际才干的文人）等有能耐的一批大臣提供方案，恐怕后来不会是那么糟糕的样子。 唐文宗为了保密躲躲闪闪，借李训、郑注谈易经、看医生等名头，李训、郑注确实有一些小才，也帮助皇帝肯转变是一种额外的效果，但过于鲁莽冲动也足以说明他们有很大局限性。 李训、郑注先把李德裕、李宗闵等人全排除出朝堂，还实际也迎合文宗内心同时希望摆脱朝臣派别的隐秘心理。但文宗没有考虑到，如此一来，能否顺利廓清宦官强大的势力就很成问题。甘露一事过于迷信李训、郑注偷袭一般的行动可以成就大事，说明太过天真。结果皇帝反而成了仇士良的俘虏，再次证明文宗空有抱负，毫无本领的事实。 甘露行动需要保密低调当然正常，可皇帝没有提供一些智谋指示李训、郑注如何确保行动顺利，哪里显出忍辱负重的志向和手段？ 这一点，假如对比后来的宣宗李忱（宣宗继承文宗之后武宗的位子，辈分上是文宗李昂的叔父，年龄比李昂小一岁），能从神策军马元贽的控制下摆脱，后来还博得一个“小太宗”绰号，当然也有夸饰的意思，但比唐文宗的确胜出许多。所以唐文宗在史书形象博取后人同情，与实际作为来看水分很大，何况甘露一事牺牲那么多无辜朝臣的性命，也令晚唐局势越发艰难，可以说罪莫大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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