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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是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因而，土地就是那个时代的“资本”，同样有着快速自我增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加之以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买卖合法化，就产生了古代农业社会无法避免、也无力解决的问题：土地兼并。假设我们有一百亩地，要分给一百个农民，每个农民最多可以耕种十亩地。那么，你会怎么分配土地呢？一种方案是每个农民分配一亩土地，这样一百个农民全都能分到土地。这时，土地的产出=国家的税收+一百个农民的口粮+一百亩土地的种粮+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种方案则是每个农民分配十亩土地，这样一百亩土地只需要十个农民就够了，另外九十个农民么，自谋出路吧。这时，土地的产出=国家的税收+十个农民的口粮+一百亩土地的种粮+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第一个方案不仅能提高就业率，而且，由于在这个方案中，农民就是土地所有者，因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会纳入他们的收入中，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更好的保障。这样，“有恒产者有恒心”，能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没几个人会愿意去闹事。相比之下，第二个方案会凭空多出来九十个失业人口，而且有地可种的那十个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保不齐哪天他们就揭竿而起了。克扣一点农民的口粮，再想办法少交一点税，地租收入不就蹭蹭蹭涨起来了么。在自己的利益面前，社会公平、社会稳定都得靠边站。地主要多收地租，除了克扣农民口粮，必然还会想尽办法偷税漏税。古代农业社会的税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人头税和土地税。中国在秦代以前就有征收人头税的记录，一直到现代都还有部分农村地区征收过人头税。人头税容易收，但是也最不公平，所以历史上人头税一直在向财产税靠拢。即便如此，直到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人头税才算正式入土。后世偶有托梦，但终归不能还魂了。春秋时期的鲁国从鲁宣公15年（公元前594年）开始“初税亩”，就是按土地面积来征收税赋的。西汉文景之治时的“什伍税一”、“三十税一”则是根据土地收益来收税的。针对土地收益来征税的税赋，直到2006年1月1日才被彻底废止。但是当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之后，原本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往往也会沦为依附农甚至仆人、奴隶。这样一来，原本由农民自己承担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就都要转移到地主头上了。地主肯定不干啊！“哎呀老王这个人看着老实，其实可奸诈了。说是卖给我十亩土地，其实有九亩都是种啥死啥的盐碱地，就一亩能种的地，一年才打十斤谷子，连口粮都不够。啧啧，要不是老王一家都没人了，我非找他算账不可。”“对不起，老王一家人在把地卖给我之后就全饿死了。是的，全家五口人都饿死了，好惨哦~不过他家人都没了，这个人头税自然也就不用交了吧！”“哥们你看，今天家里人都在外头，一时半会儿叫不齐。老王卖给我那块地更别提了，还在郊区五十里开外呢。这样吧，你改天再来，到时我把人叫齐了，再备好车马带你去看那块地，我够有诚意的吧？今天害你白跑一趟，这点车马费你收下……你放心你放心，你们王局跟我是把兄弟，不会为难你的……”一来二去的，地主收的租越来越多，国家收的税越来越少。一旦闹个灾、打个仗什么的，国家拿不出钱来，这事儿可就严重了。远的不说，东汉末年汉灵帝为什么要卖官鬻爵？黄巾之乱时为什么要发动地方武装来平定？国家没钱就是一个原因。=================================西汉经历了汉武帝和成哀二帝两次土地兼并高潮后，到末年时，土地兼并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大量农民沦为流民或依附民，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虽然哀帝朝有过“限田限奴婢之议”，王莽篡汉后也推行过“王田制”，但是都没有成功。甚至可以说，王能够成功篡汉，很大程度上就跟土地高度兼并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人心思变有关。光武帝意识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所以当他统一中国、建立东汉以后，就慢慢地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建武十五年六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也就是“度田”。可见，这时光武帝想做的，还只是核实各地开垦的田地数量，并清查户口人数和人口年龄。这就是“度田政策”的核心内容。当然，查清楚这两个数据之后，拿地主豪强们开刀也就水到渠成了。即使不像此前那样“限田限奴”、或者土地收归国有，光是足额缴税，就足够他们割一大块肉了。首先是官吏执行命令时从中渔利，侵扰百姓。如《后汉书·刘隆传》就有“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的记载，正可谓“歪嘴和尚念歪经”。其次是官吏们搞区别对待。如著名的“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就是指对河南、南阳的近臣宗室们宽大处理，而对颍川、弘农的普通大户严肃对待，也就是所谓的“放过老虎打苍蝇”。光武帝为了纠正这些问题、为了把度田进行到底，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力气，罢免了一批人、处死了一批人，甚至逼得地主们不惜以造反来反对度田。《后汉书·光武帝纪》就记载：“（建武十六年九月）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可见反对力度之大。当然，叛乱最后被平息了。但是度田的结果如何，学界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东汉政权本身就是依靠着地主豪强才建立起来的。东汉的开国功勋云台二十八将里，基本上都是能在地方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刘秀在河北被王郎逼得都快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靠着当地土豪耿弇和寇恂等人的支持才扛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不说社会舆论如何，已经进入政权核心的耿弇寇恂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护住自己的基本盘。何况刘秀与刘邦不同，他是优待功臣的。所以度田这事儿，一定是打不到、或者说打不动这些大老虎的。所以度田最后的结果，最多也就拍死一片颍川弘农等地的小苍蝇们而已。另一方面，即使是这些“小苍蝇”们，也同样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东汉一直延续了度田政策，但是，土地和人口——尤其是人口——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被地主们占有了而已。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们熟系的那些人动不动就能拿出几百几千的“部曲”来，这些“部曲”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就是由地主豪强们控制的依附农所组成的私人武装。《后汉书》中可以找到很多记载，证明东汉一直都在执行度田政策。如《后汉书·循吏列传》中就记载了建初元年（公元76年）山阳太守秦彭的度田事迹：“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不仅如此，史书和出土文物中还明确记载了田亩、人口或租税的数量，这都是度田的成果。如2004年出土于在长沙东牌楼7号古井（j7）的一批东汉灵帝时期的简牍上就记载了：“凡口五事/中 筭（算）三事訾 五十/甲卒一人/”，这就是灵帝时的一笔户口记录。显然，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度田政策完全中断了、不再执行了，它才算是失败了。而只要度田政策还在执行、得到了结果，那么它就成功了。假如说，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学习数学；但是我在解x*x=1这个方程时，计算出的结果是x=1。这种情况下，能说我数学学得很好吗？度田事件也是一样。虽然东汉两百年里一直在度田，虽然度田也能得到一些数据，但是我们并不能证明这个数据是准确的。相反的，“数据不准确”这个推测还相当的合理、非常有说服力。那么，我们能言之凿凿的说度田政策取得了成功吗？度田政策的初衷，恰恰就是要准确的知道全国的土地和户口数量。如果无法证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或者至少洗清对其准确性的怀疑，那我们就无法断言这个政策成功了。=================================度田的本质与土地兼并一样，是国家政权和地方势力在争夺土地、人口的控制权，以及二者所带来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但是，国家政权要依靠地方势力来行使权利，就不可能把地方势力逼上死路；地方势力从国家政权中分得一杯羹之后，也一定会“扛着红旗反红旗”，拼死保护既得利益。所以，度田政策最后不可能完全成功，只能在国家政权和地方势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连度田这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就更别想根治土地兼并了。
中国自秦朝以来，就走上了君主集权的道路。但是，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不可能靠一个皇帝就能管得过来。因此，无论皇帝有多么不情愿，他都必须把皇权分给一些人，由他们来为自己分担重任。对皇帝来说，既忠心耿耿又能力出众的人当然是最优选。但是，一方面，伊尹周公诸葛亮这种人几百上千年才出这么一个，哪那么容易就碰上。另一方面，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评价一个人是否忠心、是否有才的标准都是“后验”的。然而，用人可等不到盖棺论定的那一刻。可以说，又红又专的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大多数时候，皇帝都只能从下面这几个“维度”来挑人。当然，这几个维度可以共存，一个人可以出将入相；也可以宦官领兵。=================================宗室很好理解，就是皇帝父系的血亲，如兄弟姐妹、儿子女儿、叔伯姑妈等等。与皇帝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宗室的权力来源。但是这个权力来源是把双刃剑，它使得宗室这个身份既可靠又危险，也使得这权力变得非常不稳定。虽然血缘关系与感情基础、利益同盟并不一定能划等号，但它们之间确实有很强的正关联。兄弟就算阋于墙，不也得外御其侮么。所以，当政权不太稳定、尤其是面对外部威胁的时候，宗室就成了皇帝们最可信赖的力量，皇帝们也会比较放心地把一部分权力——而且常常是相对比较大的一部分权力——分配给他们。西周初年（虽然那时不是皇帝，但权力分配上差不多）和西汉初年的几次分封，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但是，血缘关系存在一个天然弊端，就是一代比一代更加疏远。随着血缘关系的逐渐疏远，曾经兄弟怡怡的感情基础和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也会变得越来与薄弱和松散，当年你情我愿的权力分配也会慢慢变得如芒在背。更何况，由于与皇帝出自同样的血脉，因而宗室也是可以合法的获得皇权的。因此，当外部威胁逐步消除、政权逐步稳定下来之后，皇帝和宗室之间就会进入七年之痒，开始互相看不顺眼。如果宗室强过皇帝，结局也许就是春秋战国、七国之乱或者八王之乱，至少也要打个靖难之役；如果皇帝强过宗室，皇帝就会进一步集权，不过会诞生汉武帝还是宋明帝，就“未可知也”了。=================================皇帝的父系亲属是宗室，母系亲属就是外戚。我们常说的国丈、国舅，就都是外戚。外戚的权力来得有点让人抬不起头：他们是靠裙带关系才得以与皇帝分享权力的。在男权社会里，靠女人出人头地总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情。这使得外戚所拥有的权力的合法性变得非常低。更何况，这种裙带关系来得快、去得也快。你的姐姐今天还是后宫之主，也许明天就被打入冷宫了；你家老太太今天还是皇太后、太皇太后，也许明天就一命归西了。外戚的权力也因此变得非常的脆弱，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一家外戚长时间把持朝政的局面。正因为外戚掌权有这样两个缺点，所以他们抢班夺权的可能性也变得很低。父系社会中，权力是沿着父系一脉“传男不传女”地逐班交接的。即使在某一代断了香火，宗室中总还有兄弟、堂兄弟、甚至更远的族兄弟可供选择。借由女性之手移祚他姓，在那个时代是人神共愤的事情。即使是一代女皇武则天，最后也只能把政权交还李家。何况，有外戚身份而成功篡位的几个人——王莽、曹丕、杨坚等——创建的王朝大多短命，这更为外戚篡权蒙上了一种皇天不佑的阴影。总的来说，外戚只能依附于皇帝才能获得权力。一旦二者的纽带断裂了，外戚曾经被捧得多高，此时就会摔得多惨。窦婴一度出将入相，窦太后死后不到四年就被斩首示众了。所以，外戚想要长盛不衰，就必须做好两件事情：维护皇权、维护自己和皇帝的关系。但是，头脑清醒的外戚也会想尽办法来弥补这两个缺点。虽然靠女人上位不太光彩，但是上位之后，还有其它方式可以给自己脸上贴金。除了撸掉皇帝自己上之外，主要的就是一文一武两条路。田蚡以好儒而受到重用，走的是文路。卫青霍去病靠军功让世人只知“名将”卫霍而不知“外戚”，走的是武路。这两条路走得好，权力自然也就更稳固。应该说，文、武两条路，还可以算“正道”。走“正道发现“此路不通”，就只好走走“歪门邪道”了。如果权力只能从皇帝手中攫取，那就把皇帝、下一任皇帝、甚至下下任皇帝攥在手心里就好了。不过，这还是得靠皇帝身边的那个女人：像窦漪房、王政君那样皇后当到了皇太后、太皇太后，或者像武则天、慈禧那样把其他的嫔妃、太后都弄死，甚至像万贵妃那样连其他嫔妃的子嗣都不放过。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宫斗剧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啊。=================================其实“宦官”一词最初是指为皇帝或贵族提供如杂役、传令等内务服务的男性，是家臣的一种。所以宦官也叫内侍或者中官，也许有点类似西方的“贴身男仆”。早期的宦官会杂用阉人和正常男性，只是到了东汉以后，宦官才成了阉人的专属职位。宦官可以算是“加强版外戚”。他们的权力来源比外戚更不光彩，权力基础也更不牢靠。皇帝要换个皇后，常常都要费一番工夫；要杀一个小太监，简直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此外，外戚们也有自己的后嗣，在维护皇权、维护自己和皇帝的关系之余，还要考虑为身后事做铺垫。但是，除了个别先有孩子后入宫的之外，阉人大多绝了嗣。这又使得宦官比外戚更受皇帝信任：他们只要维护皇权、维护关系就行，不用考虑身后之事。所以，虽然东汉之前，宦官们只是零星地在政治舞台上露个脸。但是从东汉之后，他们就成为了中国政治史上一股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政治力量，一直延续到清朝。=================================武将并不全都披坚持锐横刀立马，只要在军事集团中建立威信、能够掌握和调动军队，都可以算武将。例如姜太公、诸葛亮这类，就是骑不了马、拉不开弓，却能指挥千军万马，坐稳武庙交椅。从本质上来说，宗室、外戚和宦官的权力都来自于他们与皇帝之间的私人关系。但是武将不一样：他们的权力来自于自己能掌握的军队。能掌握多大的军权，跟很多因素有关。其中，个人能力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只有能打胜仗、能打别人都打不赢的仗，部队才能越来越壮大，手下的兵才能越打越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武将的权力、地位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的。没有这个金刚钻，即使是宗室、外戚、宦官，最终就会像曹爽、李广利、童贯那样，爬的高、摔得惨。所以，武将的利益基本盘与皇帝并不那么一致。他们之间，更像是戏班老板跟名角大腕们的关系。老板们搭台，角儿们唱戏。老板们借着角儿的戏越做越大，角儿们借着老板的台子越唱越红。双方就在这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合作无间的。问题在于，角儿红了，容易萌生自己当老板的心思。因此，老板一定会对角儿严加防范。虽然在跟别的戏班子争场子的时候，往往非名角儿出场不能压过对方。但是一旦别的班子都或走或死了，角儿们的好日子也就快到头了。一个草台班子尚且如此，何况是天下一人的权力巅峰呢？武将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开国将领。他们与新的王朝一样，都诞生于开国战争。当战争还未结束时，他们为君主斩杀恶龙；当政权日趋稳定之后，他们就成了君主眼中的恶龙。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往往就是这么来的。开国战争之后，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维护彼此的利益、达成双赢的结果，既考验君主的胸襟和能力，也考验武将们的智慧和胆识。这些博弈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故事，供我们哀之、思之。=================================武将们不全都横刀立马，文臣们自然也不全都舞文弄墨。泛泛地说，凡是政府正常运转时所需的官吏，无论是宰相还是县令，无论是分管民政、财政、组织、人事还是司法、监察，都可以算作“文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批人应该叫做“官僚”。我为了跟“武将”相对应，把他们统统归为“文臣”。文臣的成分如此庞杂，似乎很难对他们一概而论。但是，在某些方面上，他们大体是相同的。例如，文臣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得自君主，而是来源于自己的家族、来源于自己家族雄踞一方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显然，只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有序的情况下，文臣们才能长远而有效地自己的基本盘中收割利益。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尽可能的去维护现有的秩序。相比之下，外戚和宦官们的权力是过期作废的。因而，他们往往会寅吃卯粮式地疯狂聚敛，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生态”造成巨大的破坏。史书中，外戚、外戚多是白脸，文臣们多是红脸，这不仅是因为执笔的都是文臣，也跟双方权力和利益的来源不同有关。这一点在汉唐之间表现得尤其显著。皇帝轮流做，门阀世家们却基业长青。无论哪个君主上台，都要借助他们来行使权力；而无论哪个君主上台，他们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唐宋之后，科举制度基本消灭了这种百年不倒的门阀世家。但是，能长年累月脱产读书应举的，多半还是地主家的儿子；即使真是穷人翻了身，也不过是缔造一个新的势族罢了。更何况，地方官吏，尤其是“吏”，很多时候就是由所谓“乡绅”、“乡贤”及其族人来担任的。所以，文臣之于君主，很像加盟商、代理商之于总公司。君主要借文臣来把君权落到基层、落到地方；而文臣要借君权来巩固自己在基层或地方上的地位和利益。当国家处在上升期、还有大量的发展红利可供双方瓜分时，双方可以合作无间，写出很多明君贤相的故事来。但是当发展停滞、红利褪去，大家都只能守着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时，二者就进入了你进我退的零和游戏中——可以参考前文所说的土地兼并问题。君主要靠文臣来统治，不可能把他们都杀光。即使杀光了，也不过是换上另一批文臣来做自己的代理商而已。文臣要靠君主来为自己牟利，也不可能把他推翻。即使推翻了，也不过换上另一个君主来做自己的金字招牌而已。唯一的解法就是第三方进场掀桌子。然后改朝换代，拥立一位新的君主，诞生一批新的文臣、武将、宗室、外戚和宦官。中国古代历史就像陷入莫比乌斯环一样，一次一次地走回原地。=================================西汉的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是外戚。武将们在开国将领去世后，就逐渐被外戚收编了；宗室在七国之乱后就不再蹦跶了；文臣们虽然在中后期抬起了头，但一直在给外戚打下手，并没有形成主导力量。宦官么……基本属于打酱油的。我推测，刘邦本意是想让宗室和开国将领们相互制衡的。他当上皇帝之后，一直在致力于消灭异姓诸侯、封建同姓诸侯，其实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包括他认为刘如意“此子类我”，也有可能是考虑到刘盈性格软弱，怕他压不住功臣老将们。只是吕后的强势和强大恐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吕家外戚一下子压过了所有宗室和开国功臣。不过吕后一死，功臣们就联合宗室，清算了吕家的势力，并且商量着挑选了一个“太后家薄氏，谨良”的代王来继承皇位。这算是宗室、外戚和武将们的第一个回合，以外戚失败收场。在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中，窦婴、周亚夫和梁王分别作为外戚、武将、和宗室的代表，站在了皇权的一边，最终扑灭了以吴王为首的宗室们的叛乱。梁王虽然收获了君主的信任和太后的欢心，但是宗室作为一股彻底失败的政治力量，已经翻不起大浪了。倒是窦婴，一直活到武帝时，才被另一个外戚田蚡搞垮。这可以算第二个回合，可以说，宗室和武将都败下阵来，外戚笑到了最后。武帝时，外戚开始整合文臣和武将的资源，成为了西汉朝廷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先是好儒术的田蚡当上丞相，通过立五经博士等手段培植自己在文臣中的势力。后有卫青、霍去病横扫大漠，将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甚至连带丞相的权力都被逐步剥夺、转移到了霍家的手中。武帝和昭帝也许意识到了霍家的权势太大，但也只能设法培植另一个外戚来与之分庭抗礼——奈何李广利和上官桀太不争气，否则就没霍光什么事儿了。汉宣帝卧薪尝胆把霍家拉下马之后，汉元帝又把王家扶上了马。虽然汉哀帝一度用傅、丁两家外戚压过了王家，但是他没活过王政君老太太。结果，哀帝一死，王政君作为太皇太后，又把王家拉上了马。最终，王莽取孺子婴而代之，建立了新朝。西汉总共任命过六个大将军（最高军事统帅，自卫青后还承担了一部分丞相的职务，可谓皇帝之外的军政一把手），除第一任大将军韩信外，其他五人都是外戚（窦婴、卫青、霍光、王凤、王商）。更厉害的是，除去太上皇、悼皇、恭皇之外，西汉实际坐过龙椅的皇帝有十五个。其中，由外戚拥立的有七个（前少帝、后少帝、昌邑王、汉宣帝、汉哀帝、汉平帝、孺子婴），被外戚废掉甚至杀死的有四个（前少帝、昌邑王、汉平帝、孺子婴）。=================================虽然外戚对西汉政局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东汉建立之初，刘秀首先考虑的还不是外戚，而是开国将领。开国功臣不得好死这事儿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得到善终的却少之又少。但是，光武帝刘秀就是一个与功臣们善始善终的例子。说起来，刘秀的做法很简单。武将们的权力来源于军队，那就把兵权收回来。武将们可以整合文臣资源来干涉朝政，那就不让他们在朝中任职——至少大部分人都被排除在了核心决策圈之外。同时，给武将们提供充分的利益及保障。绝大多数功臣们都被封了列侯，有自己的封国，可谓“有吃有喝有地位”。武将们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这个目标么？天下太平了还要把持着兵权，不就是担心到手的利益得而复失么？刘秀“推赤心置人腹中”，给了他们一个“一百年不动摇”的保证，他们也接受了这个保证。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刘秀君臣间的相互信任只是其中之一。早在东征西战时，刘秀就开始逐步剥夺将领的军权了。最典型的一手，就是遥控前方的战略战术甚至军队部署。如邓禹打关中、吴汉打成都时，刘秀都曾坐镇后方而对前线军事下达具体的命令。一般情况下，这是兵家大忌。因为古代通信技术很不发达，传令官从前线传回消息、再从后方带回命令，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前线的形势早已今非昔比，带回的命令也往往会错过战机。但是刘秀偏偏就能打破这种“禁忌”：凡是听从他的命令行事的将领，基本都能赢得战斗；而不服从命令的将领，却往往要吃个大败仗。这样一来，其他将领在军队和将领中的威望就会受到限制，因而无法积累太多的军功和兵权。同时，刘秀也可以借助自己的威望、以及其他将领的失误，逐步地把兵权收拢到自己的手中。因而，东汉的开国将领，是以如“云台二十八将”这样的人物群像出现的，而没有像韩信这样的独负盛名的人物。这就意味着，东汉这批人中，没有一个能让刘秀感到功高震主、尾大不掉。自然地，刘秀也就不需要用那么极端的手段来处置这些人。另一方面，如度田部分所说，刘秀仗之以开国的这批功勋武将，大多都是地方上的豪强大族，而不像韩信彭越那样白手起家。拿这批人开刀，不仅仅意味着要动一个人、一家人，而是要动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甚至可能在全国引发连锁反应。仅仅是丈量田亩、核查户口，即激起了这批人大范围的串联、暴动。要杀要剐？刘秀也得掂量掂量双方几斤几两、利弊得失孰轻孰重才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刘秀算是完满的处理了开国武将的隐患。=================================
王莽篡汉对东汉前几位皇帝来说，还是近在眼前的教训。因此，他们都对外戚采取了高压政策。光武帝通过改革制度，将政务权力从外戚手中逐步移交尚书台；他还把吕后移出了汉高帝庙，改为祭祀文帝生母薄姬——就是被西汉开国功臣们评价为“谨良”的薄家——从而在舆论上进一步打压外戚。汉明帝更是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哪怕外戚有才能，也不能出任高官、要职。例如阎章就既有能力又有资历（“精力晓旧典，久次，当迁以重职”），却因为是外戚，只被外放当了个步兵校尉。不仅如此，对作奸犯科的外戚，汉明帝也毫不手软。外戚中窦、梁两家多有违法犯罪的人，被汉明帝杀得“洛中无复权戚，书记请托一皆断绝”。到汉章帝时，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让马太后的几个兄弟带了兵、封了侯；但是马太后一去世，马家这几个国舅爷，就被罢免、被外放、甚至被诬自杀。可见，刚开始时，东汉皇帝对外戚干政可谓严防死守，就怕万一。但是，从汉和帝开始，外戚又开始恢复西汉时的“荣光”。外戚再次开始担任最高军事统帅（大将军），并连庄了七届——东汉总共十一个大将军，最后四个是汉献帝时期的各路军阀。并且，外戚再次开始拥立皇帝——除了前面的四位以及追尊的皇帝之外，东汉一共有十个皇帝。其中，外戚他们一共拥立了六个半，（汉殇帝、汉安帝、前少帝、汉冲帝算宦官和外戚合谋拥立的、汉质帝、汉桓帝、汉灵帝）。外戚的死灰复燃有一定的偶然性。汉章帝、汉和帝都英年早逝，留下的继承人都还是个娃娃，只能靠着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在朝中素无根基，只能靠着兄弟们掌兵、执政。这是外戚再次抬头的偶然性。再次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以后，后来的外戚们食髓知味，都在想尽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尽可能地拥立小皇帝。这样，外戚们借助皇太后的权威，就可以天然地、尽可能长时间地、高枕无忧地“抱天子以令诸侯”了。这也是东汉有那么多小皇帝的原因。和帝：十岁；殇帝：一百天；安帝：十二岁；顺帝：十岁；冲帝：一岁；质帝：七岁；桓帝：十四岁；灵帝：十三岁；少帝：十三岁；献帝：八岁。诚然，外戚中也有能力出众的人。中原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封狼居胥”和“勒石燕然”这两块顶级军功章，都是外戚打出来的。但是，这种人才百年一遇。更多的时候，外戚干政都会打乱正常的政治和经济行为，把天下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对皇帝来说，恐怕这些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借出去的权力一直被赖着不还，本属于自己的好处全归了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所以，小皇帝们成年后，都要想办法扳倒外戚。不过，满朝文武都是外戚的人，谁能帮皇帝扳倒外戚呢？=================================而东汉宫禁森严，皇帝日常起居的禁中，除了外戚和宦官之外，只有等到特别许可的人才能进来。外戚想要专权，就必然要严格限制发放“特别许可”，以免皇帝借机培养自己的势力。更有甚者，还会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逐步把年幼的皇帝培养成一个政治白痴，以方便自己在他成年之后继续专权。连夜抓捕窦氏族人、亲信，收权的收权、下狱的下狱、杀头的杀头；最后，肃清了朝堂上的窦氏余党，将皇权牢牢地掌握在了汉和帝手里。而郑众作为汉和帝“拨乱反正”的首功之臣，自然也进入了权力中心，不仅汉和帝经常和他商议朝政，他自己还被封为剿乡侯，甚至他的养子、孙子还能袭爵。据说刘伯承元帅骂人喜欢骂“摸摸裤裆，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郑众用事实证明了，是不是男子汉，跟裤裆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汉和帝算得上一代明主，他治下的东汉国力达到鼎盛，在政治、军事、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史称“永元之隆”。但是，他和郑众开启了宦官干政的先河，不仅为东汉、也为后世政局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汉和帝之后，汉安帝、汉顺帝、汉灵帝、汉少帝时，宦官都是朝堂上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有时比外戚还权势熏天（汉桓帝时的五侯、汉灵帝时的十常侍）。甚至于与外戚领衔的文臣武将们杀得你死我活（禁锢“党人”、杀死何进）。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说的就是宦官乱政给东汉政局带来的灾难。有观点认为外戚宦官并不是东汉帝国命丧黄泉的罪魁祸首。存而不论吧。但无论怎么说，外戚和宦官的的确确是东汉皇帝丧失皇权的两大元凶。悲剧之处在于，大部分情况下，文臣们都只能充当外戚和宦官的马前卒。共存时为他们摇旗呐喊，火拼时为他们冲锋陷阵。当然，得势时一起会所嫩模，失意时一起下海干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即使笑到最后的不是自己，文臣们也能从中捞到好处，逐步地培植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形成了以庙堂中的三公和江湖间的名士为核心的、新的权力集团。随着势力不断增长，文臣们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终于在汉末桓灵之世大张旗鼓地登上了政治舞台。桓灵二帝在位期间，宦官们肆无忌惮地把持朝政谋取私利。因而，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到汉灵帝熹平五年（公元176年）的十年间，以太尉陈蕃为首的文臣们联合外戚窦武，与宦官权贵之间几番交锋，史称两次党锢之祸。在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依法惩处了一批不法宦官，引来了宦官们的报复。太尉陈蕃上书汉桓帝，不仅要求免除这些官员们的罪名，还要求惩办宦官、“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宦官们自然不肯示弱，不断地向太后和汉桓帝吹风，将一大批文臣列为“党人”，逮捕下狱。外戚窦武站在了文臣这一边；部分宦官或出于同情，或担心被牵连，对文臣们做出了一些妥协；同时，陈藩和窦武在对待宦官的态度上也有分歧。最终，虽然陈藩窦武得意掌握朝政，但大部分文臣都被终身罢黜、不得为官。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宦官只算是略胜一筹，文臣们虽然遭受了打击，但是实力还在。陈蕃、窦武再次上台执政后，也处死了一批过于跋扈的宦官。一时间，大家都认为贤人在朝，盛世将至了。但是，汉灵帝即位不久，局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窦武准备下手除掉剩下的几个干政的宦官。不料还没动手，这些宦官就知道了消息。宦官们迅速做出反应，又打出了一波combo：劫持太后，挪用皇帝的印绶，假传诏令缉拿窦武和陈藩，并命令手握兵权刚回京城的张奂带兵“平叛”。陈藩和窦武虽然有太尉府官吏、太学生甚至步兵营军士的支持，但无力回天，双双遇害。他们的亲戚、心腹等，也大多遭了毒手。随后，宦官们又大肆追捕“党人”，下狱处死了一百多人，流徙、囚禁了六七百人。余波直到八年后还未平息：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汉灵帝在宦官的蛊惑下，又下诏书，将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及五族亲属一概罢免，终身禁锢。这一次，文臣和外戚一败涂地，宦官们大获全胜。此后，十常侍在朝中作威作福，再无对手。再后面的故事，对熟读三国的朋友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了。外戚何进召董卓进京，讨伐宦官。没想到宦官们再次先下手为强，杀了何进。袁绍一怒之下，带兵冲入禁中，杀光了宦官。随后董卓坐收渔利，开启了汉末三国的篇章。顺带一说，董卓为陈蕃窦武平了反。至此，持续了二十二年的党锢之祸才算结束。虽然文臣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这一次亮相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成功，但是他们所积蓄的力量一直到唐朝都有深远的影响。虽然一说起门阀世家，我们就会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或者著名的“五姓七家”。其实这些世家大族们很多都是从东汉开始起家的。太原王氏分两支，晋阳王氏由东汉王柔王泽兄弟、祁县王氏由汉末王允（没错就是施连环计杀董卓的那个王允）开始起家；博陵崔氏要更早一些，在王莽新朝时就有崔发出任大司空，历东汉一朝都有多人青史留名；范阳卢家由卢植开始起家，而卢植就是刘备的老师、平定了黄巾之乱的那位。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稍晚一点，大约起于魏晋；而荥阳郑氏还要早一些，起于西汉。此外如弘农杨氏、颍川陈氏荀氏钟氏、吴郡陆氏顾氏等在三国时期大放异彩的家族，大多都是在东汉朝发展壮大起来的。东汉兴起了如此多的世家大族，与东汉靠地方豪强起家有关。这些地方豪强作为东汉王朝的基本盘，即使经历了早年的度田事件也能屹立不倒。并且，豪强们的经济实力保证他们的子弟可以脱产读书，从而帮助他们进入士林，掌握舆论和文化主导权。读书、明经是进入东汉官场的一条大道，豪强们借此又能获得政治权势，并借助政治权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地方上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进而又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政治上的权力。在这种的“螺旋上升”曲线中，世家大族就悄然诞生了。很快地，世家大族们就迎来了他们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的第一个舞台：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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