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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良是傅作义同父异母的弟弟，在堂兄弟当中行七，他的真实身份连傅作义都不清楚。 董其武曾经回忆，1938年，为了学习先进，傅作义送傅作良到延安抗大学习。后来，傅作良中途辍学返回部队。 傅作义很不满意，批评傅作良：“回到我身边干什么?为啥不跟共产党?”从此，傅作义便不重用弟弟。与傅作良同期的一些人提拔为团级干部时，他仍是营级。 其实，这其中除了傅作义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之外，还有个因由。 傅作义一向孝顺，他谨记父亲临终遗言，对继母言听计从，少有违逆。继母只生了弟弟一个，嘱咐他要照看好，不能有任何差池。加之弟弟确实不是带兵的料，只适合做些文职，便安置其在董其武手下平安度日，并不存在兄弟有隙的事。 1932年农历六月初三，从小疼爱傅作义的奶奶王太夫人去世，享年91岁。虽说这位奶奶是父亲傅庆泰的继母，但并不影响其一家人对这位老人的尊敬。 傅作义在保定军校读书期间，曾写过一副对联： 怕我食多，怕我食少，祖母对我无微不至 望孙回家，望孙回校，大人待孙于此可见 可见祖孙感情之深。在老人故去后，他还专门请名士为其撰写《墓志铭》，不仅对祖母相夫训子、救困扶危、好善不倦、仁声远闻的一生作了赞扬，并在很多报章上登讣告，以示哀悼。 傅作义祖母去世那年，家乡正闹饥荒。傅作义那时刚上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他就把多年省吃俭用省下来的薪饷交给大哥傅作仁，让大哥在安昌村舍饭救济。十里八乡的灾民都赶来吃饭，每人还可以领到一块现大洋，前后延续了十几天。 丧礼结束后，傅作仁向弟弟交代一下花费用度，傅作义摆摆手，说:“一切全由哥哥安排吧，我只把孩子们带走。”他这里所说的孩子，包括弟弟傅作良，堂弟傅作恭和侄儿傅琬，三人年纪相仿，都是十二三岁。 家里人求之不得，从此，这三个人都跟随傅作义辗转于太原、天津、陕坝、归绥等地，踏上了不一样的人生旅程。 傅作良1919年生，小傅作义二十多岁，就在奶奶去世的那年，被傅作义带到了太原上学读书，之后曾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中学没毕业就入伍参加傅部，在董其武手下从事文职工作。 抗战初期，傅部在晋西北河曲一带整训时，傅作良被送到黄河对岸的延安“抗大”学习，这期间，他被发展成为党员。时间不太长，“抗大”一毕业，傅作良就听从任弼时、王若飞等人的建议，回到傅部仍跟随董其武工作。也就是说，王若飞是傅作良的单线联系人。 傅作义懵然不知，他希望弟弟能跟着共产党干，结果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他跟前，觉得弟弟没出息，有些失望，从此对他很冷淡。 岂不知道，很多事情背后的因由你很难知道，哪怕是最亲密和了解的人。傅作义恐怕很难想到，弟弟与王若飞还有着这样的联系。 绥远起义时，傅作良是团级军官。他曾对子女们说:“你伯父从来不任人唯亲，就是亲戚也必须按规定办。”1950年，傅作良随部队上了朝鲜战场，1955年整军转业改编成建工部第一工程局，也就是现在的长春第一汽车厂。 1961年调往成都，在建工部第一工程局安装公司设备处任处长。1966年初，举家迁到西安，在建工部第五工程局木材加工厂任厂长。因单位没有住房，就住进了傅家在西安的老宅莲湖区草场巷7号。 这时候，老宅很多房子都很破旧，单位就出资，在后院给傅作良一家重新盖了几间房。一直到后来城市改造拆迁，傅家后人才陆续搬走，分散居住。 傅作良与傅作义身形长相酷似，只是更高大清瘦。他为人低调和善，沉默寡言，少与人争执，极少与人谈论兄长傅作义和自己过去的战斗岁月。 傅作良的女儿傅莉都上中学了，别人议论她与傅作义部长的关系，她都茫然不知，回家问爸爸是真的吗？傅作良才点头默认，也不肯多做解释。 至于党籍问题，王若飞遇难后，傅作良一直处于没有被启用的“闲棋冷子”，直到当年介绍人李卫民要写回忆录，向傅作良去信了解情况，才得知其现状，出面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证明，傅作良的党籍问题才搞清楚。 傅作良告诉孩子们：“你伯父经常告诚我，要夹着尾巴做人，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不要给政府提要求，有什么困难要自己克服。” 傅作良还对孩子们说：“你伯父把我从小带在身边，让你伯母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养大，长嫂如母，我永远忘不了嫂嫂(张金强)。”这才是傅家兄弟真实的状况，如兄如父的情感。 有一年，傅作良去北京开会，住在嫂子张金强家里。有一天下雨回得很晚，淋了个透，嫂子给他留门还没睡，见他浑身上下全湿了，就赶紧让他把湿衣服全脱了，自己拿到卫生间去洗。那年张金强已八十多岁了，对从小养大的弟弟仍十分疼爱。 直到后来傅作良病逝于西安，他是党员的秘密才大白于天下。（照片为傅作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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