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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岙渔民漂台记 文/乡土宁海 这是一桩已尘封了60年的往事，同时也谱写了一段两岸一家亲的佳话。大陆台湾，同文同根，血浓于水，有难相助。一次意外的海上飘风事件，让15位宁海东岙渔民经历了人生中一场特殊的生死考验——飘风太平洋，而后有了一段颇具戏剧性的难忘记忆。 1963年的农历正月，东岙旗门港离婆庵码头白幡满天飘，“伤夫失子”的可怜人陆续来到这里祭祀出海近三个月未归的一船渔民。这时，三门蛇蟠岛一个常常收听敌台的后生悄悄传话来：你们村15个人全到台湾啦，都活着，但他们回不回得来，那就不晓得了。 今天，60年前的故事亲历者褚孟叠，坐在他家的院子里，讲述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显得既平静，又不乏感慨。飘风台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惊心动魄的故事还得从60年前那趟难忘的出海说起-----
东岙，古名东洲，位于三门湾的一个港叉里，它是古代宁海海运的起始点之一，也是一个靠海吃海的著名渔村。东岙村前的码头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海运始于唐代，至北宋已成规模，周氏航帮兴极一时，足迹遍布我国沿海及高丽（朝鲜）、日本、琉球、东南亚。 据1988年版《宁海县地名志》记载，东岙村分东岙王、东岙渔业、褚家、街下四个村。东岙渔业又分六个队，其中三队主营出海捕捞。 1962年11月初（农历九月底十月初），三队的几艘捕捞船陆续出海前往舟山群岛周边海域捕带鱼。出海之前，东岙渔民必定先到村南的大王殿拜大王，祈求大王保佑出海渔民平安，鱼蟹满仓，这一习俗流传至今。一般来说，船只整个冬天都在海上作业，待鱼抲得差不多后，就直接卖给收购船，然后再继续捕捞，所以出海的几艘船年底时回家有早也有迟。 1963年1月3日（农历十二月初八）中午，宁海东岙渔业三队的2号船，在舟山嵊泗接了两位同村的补网人准备回家过年，一位是时年50多岁的杨春海，另一位是他的徒弟褚孟叠。之后，船只一直向南偏东航行，驶至东极庙子湖岛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又驶到外洋去，心想最后一次抲满一船，回家可以分给各队村民以备作年货。由于时值鱼汛，抲来的带鱼特别多，这条“绿眉毛”帆船舱里已囤了上万斤的带鱼。大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决定返航，目标直驶老家——宁海东岙。 是夜9点许，船只向南偏西返航。由于风向与潮水之故，大家只得在沈家门外面的洋鞍大礁（舟山洋鞍大礁位于东经120度，北纬29度，距朱家尖约有30海里）地方抛锚休息。此时可以看见洋鞍礁的航标灯，周边也有抛锚休息的多艘渔船，其中就包括峡山（强蛟）一艘渔船、宁波姜山的一艘新打的渔船。 洋鞍大礁一带都是礁石，锚不易抛好。到了下半夜，一场毫无征兆的东北风突然降临，危机悄然而至，可是劳累了一天的渔民沉睡在船舱里毫无察觉。船只不知不觉随风飘移了四个多小时，竟然来到东海外洋。“船老大在梦中惊醒，发现四周没一点灯光，拿出矿石收音机接收没信号，再拿出罗盘测量，从风向、航速来考虑，初步判断是到了“北太平洋”。这下老大和一船人都惊呆了，大家内心顿时恐慌起来，不知所措。”褚孟叠在回忆起当时情形时，至今仍心有余悸。这也难怪，当时条件差，船是风帆船而非机帆船，是完全凭借风力行驶的那种传统大木船，其航行速度全然凭借自然的风力、洋流和船老大的经验，这经历倒有几分鲁滨逊漂流记的味道。 这帮下海人，尽管平日里经常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但今夜的情形着实将他们吓呆了。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高，这么大的风浪，如若升帆，就有整船覆没之虞。朝外望，不时还可看到被风吹翻的船只随流而走。  海上飘风，风高浪急，船儿一下走浪顶，一下钻浪底，用桅杆还是浪头高来形容，倒也一点不夸张。当时船老大林吕根46岁，大副王树红近50岁，俩人一夜未睡，渐感体力不支。这时26岁的渔业大队大队长陈小光与25岁的叶全金两个年轻后生，上前一左一右将舵夹住，凭借课本上学的地理知识，拼命把船拽向西边的大陆方向。 由于孤船飘零，吃就成了问题。大家陷入惊慌中，好在船上有些番薯干在，能将就着吃些充饥。说起来这些番薯干还是他们在舟山偷偷用鱼换来的。形势危恶，稍年长一些的都在舱里低泣揩泪，其中有几位悄悄地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作了随时迎接死神到来的准备。年纪轻的则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不发一言。 “你们想死倒容易，我还没有见过已经出生的儿子呢。”这是年轻的叶全金说的一句话。他的话点燃了大家的求生欲，想用1958年吕泗洋海难中砟桅杆求生存这一招，但行内也有“十砟九死”之说。在两位年轻舵手的坚决反对下，大家才没有下手砟桅。 船能稳住的另一条原因，说是与船上一万多斤的带鱼有关，它稳稳压在船底，成了“压舱石”。 事后知悉，就在同一个夜晚的同一片海域，在此泊停的渔船有很多，而来自峡山渔业队的12名渔民就没有如此幸运，就在这洋鞍大礁附近处船覆人亡，全都葬身海底。现今峡山尤家祠堂还存立了一方石碑，记录着此次海难的12位渔民的姓名。 到了第二天夜里，看到有艘大船在远处航行，他们马上用草包沾上煤油点燃，不断挥动求救，但大船似乎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最后大家只能骂人，以泄心头之怒。骂尽管骂，但他们心里其实也明白，风高浪急，两船根本靠不拢，也救不了。直到第三天下午，风显然小了许多，二个新老大，看到太阳在半空中下山，判断这坨黑色背景就是大山，于是他们慢慢张开篷帆航行。其实此时已到了台湾岛东北部海域附近。 据亲历者褚孟叠回忆，第四天上午八九点钟光景，一架飞机抵近盘旋几圈，数次俯冲渔船低空观察后就飞走了。他判断是有人已发现这船进入某特定海域，空军遂先行出动抵近侦察。中午时分，有四艘机动捕鱼船，似与飞机一样前来观察。三艘船不多时就回去，剩下的一艘绕我船驶了几圈后用手势比划，叫我们将船后的三角旗子展开拉正，将“浙江宁海东岙渔业队”这几个字展露给对方。原来对方在验证船上人的身份。 同时，东岙渔民也看到对方的机帆船标着“福隆號”，他们还以为是到了福建，“这下有救了，终于能活命了。”但当他们看到船体上印着“青天白日旗”的时候，又怕得要死，原来是漂到了台湾，并非福建。 当时正是海峡两岸紧张对峙的年代，双方的宣传均有火药味，大陆的囗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而台方则使用“反共复国”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两岸剑拔弩张，互视对方为敌。在这种特殊情势下，双方的民间人士根本无法接触，现在漂到了台湾海域，大家都担忧当局会有所制裁。  采访王家兴先生/卢厚德摄据采访过全船渔民的东岙退休教师王家兴先生表述：台湾人通讯发达，此时已将大陆渔船漂至台湾的基本信息传回台湾本岛，说老蒋家乡来人了，台湾高层的反应才如此迅速。当然这批渔民能上岸与在台的东岙人王选长先生的核实定有关系。 8日下午薄暮时分（台湾记录片说是9日），“福隆号”引导大陆渔船进港，进港有三道坝，即港口防波堤，因为我方木帆船体的结构特殊，进入第三道坝时，船舵旁边的“卵子”就碰碎了，东岙渔船终于驶进了台北的澳底渔港。  上岸时，首先碰到的是操宁波口音与宁海口音的两个哨兵，其中一个是宁海人，大概是雪坡人（据王家兴回忆，两岸三通后，有个雪坡人曾打听漂流台湾的东岙人，说就是他接东岙人上岸的）。这样说来，自被接上岸始，当时台湾当局就有步骤、有计划地作准备，救渔民的目的当然是人道惯例，同时也是为台树立国际形象。 上岸当夜的晚饭是澳底当地村民招待的。渔民住在一个小屋内，里面放有压缩饼干、罐头食品，还有棉被、毛毯、毛巾等生活用品。这些东岙人从没见过这些东西，有些也不会使用。后来在参观基隆的时候，东岙人看到尼龙网，感到十分稀奇，这是在澳底的第一晚。  在澳底的次晚（9日晚），据褚孟叠口述、遇险渔民后代人回忆，蒋经国先生来看望他们，讲了两句话，大意是蒋总统因国事繁忙不能前来，由他代表来看望乡亲们，今晚大家再辛苦一夜，明天就送到台北（此事目前难以佐证）。 东岙人关闭在棚屋大约有两天时间，据知情者报料，台当局十分重视，派宁、奉系人员审核和接待，确认为遇难渔民后，才视为贵宾接待，也才有日后一段在台各地到处游玩观光的日子。台湾的目的就是打感情牌，借东岙渔民之口宣传台湾的繁荣与发达。  王选长(1917-1970)在接待中，王选长亲自陪同从澳底用专车送至附近的火车站，然而抵达台北火车站。王选长(1917-1970)，字平川，宁海东岙王人。1936年宁海中学初中部毕业，1945年国立中央大学硕士毕业，后获美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专业博士。1947年起追随陈诚，先担任东北行辕秘书，1949年随陈入台任台湾省政府秘书，参与台湾土改，并助力甚多，为陈所赏识。1958年起任台湾“行政院”参议、简任秘书等职，最后官至“总统府”简任机要秘书。作为东岙人在台最高职位者，他到底有没有来过澳底看望这批老乡？因如今当事人基本亡故，只剩一位褚某，而他当时也仅是一个19岁的小后生，也不知道王选长为何人，所以说法不一。据当时台海情势分析，他来过澳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依据有以下三点： 依据一：王家兴介绍，应该是王选长亲自接渔民到台北的。王家兴先生的日记中均是这样记录的，可惜没当事人亲口证实。 依据二：从台北火车站的几张合照来确认，王选长站在中间，李士珍靠边站在后排右一，显示出王选长是当时的政府要员，而李则以退居二线的中央警官学校老校长或类似救济总会等机构负责人的身份出面，况且王选长还是这批东岙村民的同村人，站在主位也非常合理，肯定是台方精心安排之举。  东岙渔民与相关人员在妇女之家合影，右一石墨缘，右二李士珍，王选长居中依据三：对东岙渔民的身份确认，王选长是首推的最佳人选。当时到台湾，并不是任何人都能随随便便可以进入的，何况当时两岸正处敌对状态。王选长与这15个人中的很多人都认识，有些甚至是亲戚，补网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他还问起补网师傅有关东岙路廊的情况呢。  东岙路廊1963年1月10日，这15位东岙渔民到达台北的第一天，中午由台湾 “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理事长谷正纲与宁海籍的退役警界大佬李士珍先生安排为大陆渔民接风，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妇女之家”吃了一顿便餐（就是现在我们常见的快餐），并合影留念。李士珍的日记记云“元月十日，先生闻得宁海渔民十五人漂流来台消息，即约台北同乡联合欢宴以表乡谊”。  李李士珍年谱截图这时台方“救总”派人为这批穿着破旧的大陆渔民量体裁衣，为每个人做了一套新装，安排参观、访问了几天。 1月11日开始，15位东岙渔民在台方专车专人陪同下在各处游览观光。先是参观基隆渔会，还登上一艘设备好、性能高的台湾动力渔船进行参观，东岙渔民对船上那些尼龙渔网赞不绝口，感到很惊奇。他们还到台北市区商场参观，并至成都路的天后宫进香祭拜妈祖，膜拜这位东南沿海一带人们供奉的海上女神。 后由王选长作东，以家宴款待这批老乡。据褚孟叠口述：桌菜是从街对面的饭店里端来的，置办了两桌。 王选长家中最令村民好奇的就是像“磨盝”那么大的“电光影戏”。席间王选长还时不时问起家乡的路廊与双叠石板，还有那个蛎黄滚豆腐的家乡美食。久居台岛的游子，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量体裁衣后来陆续还有其他人的宴请，比如四十年代曾任民国宁海县政府县长的李洁先生以曾经的父母官身份尽地主之谊，表达心意；而曾任国民党宁海县党部书记长的石研（石墨缘）先生也摆席作宴，席间的村民陈系翻还是石墨缘夫人当年的勤务兵，石氏还向陈打听起留在大陆的夫人近况。 台北火车站午餐场景期间，开饭店的绍兴人与象山人还自掏腰包纷纷请客，在冬天还请他们吃了西瓜，这对当时的东岙人来说，简直是这辈子从未遇到过的稀奇事。台湾当局送来毛毯、电热毯、毛线等，还购买了大量的其他生活用品。“外面天堂不如家中狗窝”，渔民们想家想亲人了，这成了他们最大的问题。李士珍说了一句“要留下必须全留，要回去必须全回”的话后，大家商量起来，认为都有家小在大陆，遂一致决定全都一起回家。 确定回家，就被送至金门，从农历十二月廿四到翌年二月初七八，大约在金门岛待了40多天。 在金门岛，宁波姜山的4位渔民也一起等候返回大陆。姜山这条船上也有很多渔民，在那夜遭遇飘风，在海上被人救走，因船较新，这4个人不愿意抛下这条船，所以也漂流到台湾。 褚孟叠回忆说，在金门岛他们行动受限制，都是关在一个小院子当中，不能自由走动。他们有时候能听到炮声，好像是在演习，后来才知道这是台海“单打双停”的奇观，所谓“单打双停”，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8月23日开始实行“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的持续炮击方针。 因台海特殊的情势，双方沟通管道不甚通达，为把这批飘风到台的大陆渔民尽快送返大陆，作为具体实施者的李士珍煞费苦心，处处尽显乡谊。他凭借自己的威信及曾经的部属，并动用民间的力量，折价卖破损的渔船，将万余斤带鱼作价处理，并换成金货便于携带，同时又购买两条小船作交接之用，在物质上做了充分准备。 最后通过多方渠道联系到大陆方面，终于实施交接。大约在1963年3月初（农历二月初七八），台湾军舰将新购的两艘小船拖到台湾海峡某区域，分乘宁波人和宁海人，割断引绳，由大陆船只牵引拉回。 厦门上岸时，渔民得脱了军衣之类的东西。一到福建厦门，住进厦门宾馆，名为休息，实为审查，这是必要的程序。省市县派8名公安人员去接他们，同行的还有东岙公社的林方端与村书记童大富，共有10位。因禇孟叠年纪最小，对其审查时没问多少内容，对其他人则用了很长时间进行审查。 审查结束后，约在1963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十五）乘火车辗转到宁波，在宁波华侨饭店又继续审查了一星期。 到甬以后，8名公安人员审查结束后撤走，姜山人也回家。东岙人只把抽了电热丝的电热毯及毛毯、毛线带回家，而其余东西一律被收缴。1963年3月19日（农历二月二十四）他们从宁波乘汽车到三门，然后步行回东岙。 附/1962年15位出海漂台东岙渔民名单
本文成于2023.8. 修改于2023.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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