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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近是我们惯常的用语，已经将其作为一个特定时间名词。年和关为何搭配在一起呢？ 一到腊月底，常有人喊年年难过年年过，喊这话的往往都是经济拮据之人，有钱人大抵不会这样说，否则就有些矫情了。把过年视为一道要过的关，有很厚的历史根源。从古人来讲，年和夕这两种怪兽都会在农历的最后一天出来作妖，于是燃放爆竹把它们吓退，故称为过年和除夕，过年，过了年兽的这一关；除夕，除掉夕兽那一关。不过，今人已经知道没有年和夕了，难过之关往往就剩下钱了。 我还记得，全家人在打扫屋子的时候，村里的猪肉佬十八公手里拿着一本小学数学本和一支笔，笑呵呵地进到家里来了。他会径直上到我家的楼顶，爷爷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收账来了。故乡除夕前的几天往往有债主上门讨债，新年不欠旧账是很多地方都盛行的观念。 十八公会翻看他手里的数学簿，说：“二月十二买了一斤肉，十元。清明节买了两斤半的肉，二十五元……”爷爷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点头。爷爷赊了多少肉，他心里也是有点数的，他每次买肉回到厨房，会在灶台前捡起一块未燃尽的炭木，在黄黄的墙壁上写上二月十二，10元，清明节，25元。一年下来，爷爷用炭木记下的账从上到下，好似一条长得有些丑的黑龙。买肉花不少钱，往往都靠外面务工的子女带钱回来还上，我似乎还记得，叔叔从广东回到家就问：“爸，今年欠了十八公多少钱？” 赊账有时是农民不得已的选择，但清朝有个奇人齐如山，他在《中国风俗从谈》里说，赊账有时也是卖家希望的，并不希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一种绑定顾客的手段。两个肉摊，价钱一样时，一个可以赊账，一个必须现付，人们多半到可赊账的那一摊买肉。如今，不管是信用卡还是白条或花呗，原理都是相似的。 我估摸十岁的时候，有一天，邻村的一个妇女坐在一辆拖拉机的后斗里，拖拉机开进村的时候，她一边哭一边大骂。我认得那个妇女，就是邻村开商店的女人，她的丈夫长得小小的，但很清秀，在客家戏里总是演小生，人称小生四。她说村里那个欠她钱不还的人，今天再不还钱就要抵命。她手里真的拿着一把刀。我当时感到很害怕，又想看，又怕看到有人被砍。这么彪悍的女人怎么嫁了一个奶油小生呢？ 故乡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大抵不会赖账。不过，如果在城里，赖账的人总是有的。北京过去有避债台的说法，即债主年关上门讨账，欠主（欠债的人）还不起，家里太小，没地方躲，只好出门去躲避。欠主往往到一群乞讨人员聚齐的地方躲债。为什么要去那里躲债呢？混到乞丐里就能说明自己很惨了吗？ 众多乞讨人员会整出一间屋子，专给那些欠主来躲避。欠主没办法还债主大钱，给乞丐一点小钱还是有的。债主来到乞丐聚集地方的门口，但他们不敢进屋，只能在外面喊欠主的名字。躲在里面的欠主会来到门口，说“是我吗？”由于光线很暗，债主也不敢轻易说是，一旦答错，那群欠主就会蜂拥上去，殴打一顿那个债主。如此看来，不管对欠主还债主来说，这都是一道难过的关。那间小屋的墙壁上有一首讽刺欠主的歪诗：“胡花又胡来，上了避债台。今年避过去，来年还得来。” 几年前，我买了一套房子，首付过半，部分钱都是父母替我借来。虽然都是从父母的亲兄妹那里借的，但父母都在年前就还给他们了，新年不欠旧账。后来，我稍微有点钱了，也把钱给了父母。“我们的钱还不是你们子女花？还什么还？”母亲说。我说：“一码归一码，以前花你们的钱说不清，现在买房的钱说得清，说得清能还就还。” 我二〇一八年再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千多，生活很拮据。有一天，一个前同事突然给我电话，说自己经济遇到了困难，连车险都交不起了，要借我几千元。我当时也没钱，但想到以前和他共事的时候口口声声把我当兄弟，很义气，我就跟父母借了三千八百元，转给了他。后来，我自己也买了车，知道车险根本不用那么多，想来他当时就以买车险来骗我。 后来，我追过几次，直到今天他都没有还给我。我没有年前跟别人追债的习惯，也放弃跟他要钱的想法了。后来，每当有人一上来就跟我称兄道弟我就紧张起来——他该不会又打算跟我借钱不还吧？ 有个笑话，说张三跟李四借钱，一切条件都由李四说了算，李四还不肯借，要张三磕十个头。旁人对张三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卑贱呢？张三说：“这有什么不划算的？等他追债时，给我磕二十个头我都不见得会还给他。”这真是借钱的时候，欠主是孙子；追债的时候，债主变孙子咯。 如今，谁跟我称兄道弟我就防着他，那样的兄弟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如果不是他还欠着我的钱，我都忘记故乡还有一个多年不联系的好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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