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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的小孩到我身边一段时间，带他们出去玩，球友用普通话问他：“来这里闷不闷啊？”两个小孩子愣愣的，默不作声。 “张老师问你呢！怎么不说话呢？多不礼貌，你又不是不会说普通话。”我有些生气。 回去的路上我才意识到，弟弟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农村，不习惯讲普通话，“你们的老师上课也不讲普通话吗？”我问。 “讲屌廿咩的，”小侄子说。小学老师本来就不多，还有不少是快退休的老老师，难怪讲“屌廿咩”（客家话，曹尼玛）。
到我侄子这一代，人们似乎很怕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已经进城多年的伯母一家，回老家过年时，总是操着她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追着小孙子跑，小孩子不懂得客家话里爸爸的妈妈叫“阿婆”（有的地方叫阿玛），不是奶奶，爸爸的爸爸叫“阿公”（有的地方叫阿爷），不是爷爷。 问小侄子话的张老师，他在县里的高级中学教书，帮哥哥带一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讲土话（壮族的一种方言），普通话里要把舌头卷起来的发音，他总是念不好，急坏了张老师，普通话都说不好，以后出社会怎么混？张老师急中生智，用一根短短的牙签顶在他的舌尖，舌头一动就被牙签刺痛，缩了回去。痛了一段时间，他的小侄子可总算把普通话说得好一些，不至于一张口就“蓝瘦，香菇”（难受，想哭）。 到天等（壮族聚居地）工作几年，我看到像张老师一样，担心孩子说不好普通话的人比比皆是，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能说土话的降至一半，而跟我小侄子大小的孩子，他们基本听不懂土话，更别提张口说话了。 有些事物，在一定的环境下，在越落后的地方会保存和延续得更好。然而，当全球化的影响一旦渗入，越落后的地方越担心自己赶不上时代的脚步，纷纷丢弃自己的文化，并视之为落伍的东西，不值得继续拥有。 虽然小侄子没有勇敢地使用普通话和外人交流，但一想到这一代的他还能听能说故乡的客家话，我内心有种充满希望的喜悦，我不愿意看到客家话在我这一代就断代绝种。（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下，不需担心讲不好普通话，我上高中才频繁使用普通话，倒是方言，说的人越来越少了） 父亲也很怕断代绝种，他催我婚不成，说：“你都不懂过去村里那些光棍，逢年过节，别人家里的鸡腿都是小孩子抢着吃，自己却没人吃，就在那里抹眼泪。” “我才不哭，没有孩子吃，我留着给自己吃不好吗？” 父亲听了更生气，“你没有孩子，以后死了都没有人给你上坟烧香，送衣送饭。” “我死都死了，还管那些。” 我和父亲都迷恋一些东西，他迷恋的是子嗣，子孙满堂最好；我迷恋的文化，文化多样最好。我们在绝种这点上终于达成共识，只是关注点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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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侄子小侄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