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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之役是中国历史上鲜有的通过和谈化解兵抵都城郊甸的重大国家危机的战争。突厥的发展和军事扩张与唐初寻求 发展稳定、实现国家统一目标之间的矛盾是两国矛盾和战争爆发的根源。突厥占据了军事要塞五原郡之后，更加速了南 侵入唐的步伐。 
在应对这场浩大的国家战争中，唐朝通过强大军事边防力量，加紧对关内道北部的攻势，抓住突厥内部政 治矛盾，以反间和联合的外交手段进行制衡等方式缓解国家危机。在战争爆发后，准确掌握突厥军事情报，迅速作出军事 部署，分化突厥内部力量，在国家威慑力下迫使突厥通过议和结盟的方式缓解两国矛盾。 这充分体现了唐朝在应对国家 危机时的快速反应和智慧谋略，这一历史性战争也给当代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危机的处理与应对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 历史性思考。 战争起因分析 隋朝大业年间，中原地区动荡不安无暇北顾，北方 突厥在这一时期崛起并发展壮大，因此很多汉人前去 依附突厥。同时，周边小国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纷 纷臣属于突厥，隋末地方割据势力，如窦建德、薛举、刘 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纷纷归顺突厥，俯首 称臣，被纳入突厥的势力范围。此时的突厥，坐拥百万 精兵，实力强盛达到空前。中原王朝在这一时期正发生 着政权更迭，突厥与隋朝的相互辅助和亲密的姻亲关 系，成为隋朝遗余复辟政权的重要倚仗和寄托。突厥为 阻止唐朝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恢复发展，一方面扶持 依附于自己的隋朝皇室，另一方面不断南侵唐朝的领 土。 《新唐书》记载，突厥的处罗可汗曾经从窦建德住 所迎来了隋萧皇后以及隋齐王杨暕的儿子杨正道，并且立杨正道为隋王，尊奉萧皇后为隋后，并将在突厥的 汉人都划归隋王，重启隋朝纪年，设置文武百官。而在这之后突厥颉利可汗还迎娶隋朝义成公主为妻，同时 义成公主的弟弟善经也依附于突厥。善经连同他人不 停游说颉利可汗帮助隋复国，颉利可汗听了游说之后， 亦每年不断侵扰新建立的唐王朝。由此，突厥和新建立 的唐王朝之间的矛盾愈发加深。 随着唐朝政权的建立和国力的发展，对突厥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隋末李渊在发迹之初为争取突 厥支持，曾在给突厥可汗的信笺信封上用了以下对上 的“启”字，向突厥可汗称臣纳贡。至武德八年（625）， 史书载：“甲辰帝谓侍臣曰：'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强， 吾虑其扰边礼同敌国，今既包藏祸心，不顾盟誓，方为 攻取之计，无容更事姑息，其后书改为敕诏。’”文中所 提“书”是国家之间的平等交流的礼数，而“诏”为宗主 国对所属国之礼。不难发现，从“启”到“书”，再到“诏”， 是从唐朝向突厥称臣，到两国平等，再到属国和宗主国 身份地位对调的转变。 
这一变化加剧了突厥对唐朝的 警惕意识和矛盾关系，突厥企图通过不间断的军事行 动，破坏唐朝政权稳定，维护其自身利益。武德九年“玄 武门之变”爆发后，唐朝的政治领导核心发生巨变，政 权动荡。在这一时机下，突厥可汗趁机集结大军发兵进 攻武功，发动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役” 。 军事要塞的占据与南侵入唐 从军事行动上看，突厥占据了唐朝的军事要塞五 原郡，为其南下提供了捷径。 据《新唐书》记载，武德四年至九年间颉利先后五次发兵进攻唐原、灵二州地区。 五原之地自秦汉以来就是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接 壤之地，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重要的边境，是抵御游牧 民族南下入侵的军事要塞，战略意义显著。吴玉贵曾指出，五原郡在地理位置上对于突厥南下侵唐来说至关 重要。西北游牧民族要想南下进攻长安，主要有三条路线。 第一条就是从五原郡（今包头九原区）沿着黄河抵 达灵州（今宁夏中宁县），第二条是从榆林郡（今内蒙古 准格尔旗）沿黄河到达长安，但是这两条路都较远，不 适合游牧民族速战速决的风格。第三条，也是最方便 的，就是从五原郡穿越朔方郡（今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直达长安的线路。第三条线路也是北方突厥进攻唐朝 最为重要的通道。 
武德元年，突厥占据五原郡这一重要战略要塞。同 年，薛举之子薛仁杲进攻扶风郡（今陕西兴平），招降了 隋末农民起义军唐弼的十余万部将，联合旧部共计三十 万大军浩浩荡荡东进长安。同时，五原郡守张长逊因为 中原动荡便归附了突厥。金城郡郝瑗说服薛举、梁师都 与突厥联兵一起攻打长安，薛举听从了这个建议。为 保卫新生的国家政权，李渊接受了李建成的建议，以五 原距离遥远且此前曾附属于突厥，与突厥互相之间有所 来往，当地官吏无法禁绝为由，将河套地区五原、榆林等 地割让给突厥，让突厥放弃联兵攻唐的计划。 唐朝应对国家战争中的智慧与谋略 面对突如其来的军事战争，在严峻的国家危机面 前，唐朝表现出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大国风范和高瞻远 瞩的国家谋略，以及全面思考、多方位布局的智慧眼光。 1.加强军事边防力量。面对政权新建，国基不稳，亟须稳定国内外环境，整顿内治，恢复生产和经济的国情，唐高祖建国初期就与群臣共商解决突厥问题的计策。在李世民的建议下，李渊放弃迁都的下策，采取加强原、灵二州的军事边防力量，建立强大的国家军备的 国防策略。《新唐书》记载，唐高祖李渊为了消灭突厥 边患，在原、灵地区建造战船，建立舟师，将突厥的中路阻断在黄河中。又集中军事能将复置十二军，建立起强 大的军事力量。 2.加紧了对关内道北部的攻势。武德三年以后，为巩固西北边防，降低突厥势力对长安城的威胁，唐朝加强了对于关内道北部归降于突厥的旧地方割据势力的攻势。唐初，唐朝在关内道北部的毛乌素沙漠周边一共设置了七个州级行政单位，当时除灵州外其余六个州均属于归降突厥的旧地方割据力量的势力范围，其中包括 梁师都、张长逊等。武德四年，唐朝不断向关内道北部 割据势力用兵，迫使丰州张长逊降唐。武德五年二月庚辰，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再次攻打梁师都于石堡城， 并攻陷夏州的东城。 3.抓住突厥内部矛盾，巧用反间联合的外交手段制 衡。“渭水之役”中突厥主要分为三部分势力，即颉利可 汗、突利可汗、郁射设可汗。颉利可汗作为东突厥的实 际统治者与突利可汗和郁射设之间都存在矛盾。突利 可汗是东突厥的合法国君，实际上却徙居虚位。 颉利可汗，突厥语作“ilig Kaolan”，翻译成汉语就是“摄政可汗”，即以皇叔身份监国。突利可汗在成年后依然无法 亲政，而“摄政王”颉利可汗继续独揽朝纲，俗话说“一 山不容二虎”，这种奇怪的现象亦预示着东突厥政体的 极其不稳定性与危机重重。而郁射设又是处罗可汗 的长子，因汗位继承问题与颉利可汗之间亦矛盾尖锐。 因此，在处罗可汗死后，郁射设及其控制的地区不再服从颉利可汗的号令，东突厥对唐朝关内道地区的侵扰 不得不从相对便捷的河套地区转战至原州。 
而后，随着 唐王朝日益猛烈的军事进攻，郁射设及其役属割据势 力不断削弱，最终不得已又重新承认颉利可汗的领导 地位，但是这种承认是一种为求自保而被迫的行为，这 也为后续唐朝轻松突破找到了契机。因此，在颉利可汗 号召下，郁射设属于被迫参加“渭水之役”。 4.深入突厥内部，掌握准确军事情报。《执失善光墓志》曾记载，突厥人执失善光曾命其子执失思力入唐告 知唐太宗李世民突厥即将兵至渭桥，并向太宗献策。太 宗让执失思力与李靖商计，里应外合，共同对抗突厥大 军。太宗对执失思力大加赞赏，赏赐丰厚并与他歃血而 盟。史料记载充分表明，唐朝不仅在正面战场进攻突厥，其在突厥内部也逐步培养自己的“间谍”，用以收集 军事情报。牛致功先生在《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 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一文中对《执 失善光墓志》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与推敲，肯定了执失思 力在唐取得“渭水之役”胜利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肯定了其对唐王朝稳定发展的积极作用。 结语 唐朝正是看到了内外部环境的和平是国家发展的 前提，也认识到战争不是解决国家间冲突与矛盾的唯一方法或最佳途径，才抓住突厥内部的主要矛盾，通过议和结盟和馈赠玉帛的方式骄盛其心，为稳固唐朝的 国家政权和经济的恢复发展赢得时间，再审时度势消灭北方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这是一条适合唐朝发 展的道路。 贞观四年（630），此时的大唐历经十余年的 休养生息和发展，实力大振，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大败突 厥，生擒颉利可汗，疆域版图甚至一度延伸到了今天的 贝加尔湖以北地区，曾役属突厥的小国与各个部落，此 时纷纷归降唐朝。唐朝处理与突厥关系的做法充分体 现了在应对国家危机时的快速反应和智慧谋略，这一历史性战争也给当代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危机的处理与 应对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历史性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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