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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秦新东阳县、汉初射阳国、汉晋射阳县到南北朝后山阳县，古射阳地域的分合，涉及今淮安市淮安区、清江浦区、洪泽区、金湖县，今扬州市宝应县、高邮市，今盐城市盐都区、建湖县、阜宁县及泰州市兴化市，包括今里下河地区大半，亦及西侧运西地区。其沿革和演变，对于研究里下河地域文化有重要价值。 一 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射阳国”，“兵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汉王与项羽有郄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候”，“六年正月丙午，侯项缠元年，赐姓刘氏”[1]，是项伯缠受封的侯国之名。据《史记地名索引》，射阳地名仅此一处，射阳国封地在项缠受封之前何名，并无记载。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称射阳“县名，属临淮”[1]，刘宝楠《宝应图经》认为射阳系“以县封刘缠为国”[2]，当是从司马贞之说。《汉书·地理志》有临淮郡，辖县有射阳，但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3]，射阳国“（孝惠）三年，侯缠卒，嗣子睢有罪，国除”[1]，以射阳“国除”后所设之射阳县，不能证明汉高祖六年以前便有射阳县也。 射阳国都城位于其封域中心，即今日宝应县射阳湖镇，史称“射阳故城”。自唐以来，众多学者皆持此说①，故刘宝楠认为，“射阳故城在今县治东七十里，汉初射阳国、汉末西晋广陵郡、汉晋刘宋射阳县皆治此”[2]。据1962年南京博物院在射阳湖周围的考古调查，“射阳镇遗址是江苏省目前发现较大的遗址之一，面积达一百万平方米”，“遗址位置在宝应县射阳镇之西，南有北泾河，东、西两面都是湖荡”，“是一处规模宏大的汉代村镇遗址”，“在距离遗址南面1–1.5公里处，星罗棋布着许多土墩”，“这些墩子绝大多数是汉代的葬地”[5]。一百万平方米相当于明清宝应县城的面积②，在汉代，非诸侯国之都城不可能有如此之规模，这就从考古学上证明，今宝应县射阳湖镇确实为汉“射阳故城”所在地。 二 射阳得名非由“射水之阳”。“射水之阳”说出自应劭，刘宝楠在《宝应图经》中辨其误甚详。刘宝楠说：“应氏注《汉书》据水北曰阳之例，凡地兼水名则曰某水之阳，其说不通则不注，如临淮郡县二十九，开阳、东阳、兰阳皆不曰某之阳，惟射阳有射阳湖，因附会为射水之阳。夫射水《水经》及诸史无明文，射阳县为射水之阳之县，将射阳湖为射水之阳之湖乎？”[2] 刘宝楠又根据唐李贤注《后汉书》，于《樊丹传》云“射水之阳”，于《臧洪传》云“射阳城在安宜东”，而梁刘昭注《郡国志》不据应氏之说，推断“应氏之说，刘昭、李贤并不取也”[2]，李贤所谓“射水之阳”实为“谢水之阳”。刘宝楠认为，“郡县有以水氏邑，有以邑氏水”，《汉书·地理志》“江都，渠水至射阳入湖”“上举县名，下单言湖，言射阳县之湖也，是以邑氏水也”，“谓临淮之射阳在射水之阳，非也”[2]。在此基础上，他更进一步指出，“不得以射阳湖为射水，射阳湖既非射水，不得谓射阳县必在湖北，在今山阳东南也，析置山阳时射阳自在，不得云山阳故射阳”[2]。刘宝楠还对“射陂”之名作了考证：“白水塘本名白水陂，不名射陂”，“《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通鉴地理通释》并云射阳湖即射陂”[2]，这就找出了误山阳城为射阳城的源头，由于泥“射水之阳”之说，遂附会白水塘或者白马湖为射水，于是“晋之山阳（城）指为汉之射阳（城）”[2]矣。刘宝楠的考证清楚说明，射阳不是因射阳湖而得名，恰恰相反，是因为先有射阳地名，才将射阳之湖叫作射阳湖。文献与考古两个方面资料均能证明今天的射阳湖镇为射阳故城所在地，所谓“射水之阳”说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而已。 然而，刘宝楠以汉初射阳国治射阳故城，便断言“汉末西晋广陵郡、汉晋刘宋射阳县皆治此”，却是需要探讨的。上文已论及，在《汉书·地理志》中，秦新东阳县（汉射阳国）之地已经分为射阳、盐渎、淮浦3县。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在“分沛、东阳置临淮郡”的同时，还“改江都为广陵”。广陵国4县，江都县为分广陵县之地立，高邮、平安2县则为分射阳、东阳2县之地立。① 秦东阳县，汉高祖十一年十二月封张相如为国，汉武帝建元元年国除，高邮、平安2县当置于是时。东汉设广陵郡，于原广陵国4县之外，又以西汉临淮郡之射阳、盐渎、海陵、舆县、堂邑、东阳来属，无临淮郡之富陵县而有泗水国之淩县，富陵县当又省并淩县也。西晋则以东汉下邳国之淮阴、淮浦属广陵郡，以原广陵郡之高邮、东阳属临淮郡，以堂邑置堂邑郡，以淩县回属下邳国，无平安县，以后世之沿革观之，是时平安县当省并射阳。由此亦可知，汉广陵国之高邮县不全有今运东地区，而有今天长县之北半（南半属舆）。今高邮运东地区，多系隋并临泽县入焉。② 秦新东阳县（汉射阳国）本有今宝应县运西地区、高邮县运东地区。汉广陵国平安县系析射阳县即原射阳国地置、高邮县系析前东阳国地置。 西晋以高邮、东阳隶临淮郡，与汉末三国时该地区的战乱相关。建安初年，陈登为广陵太守，“治射阳”[6]，治射阳不等于治射阳故城。《三国志·陈矫传》：“郡为孙权所围于匡奇。”[6] 知陈登治射阳县，居匡奇城。匡奇城地望史籍无载，但自刘濞筑堰黄浦溪③，邗沟由射阳湖西北入淮改道西行，经今白马湖入淮，射阳西境便已成为南北要道，陈登又曾经为东阳令，匡奇城当在今宝应运西。故而“陈登穿沟、更凿马濑”④，使得邗沟水道不再由广陵“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7]，而是直接北出至樊梁湖，经津湖、夹邪至白马湖入淮，这样，江、淮之间的运西之地，更成为当日魏、吴争战之地。据《三国志·魏书》蒋济传，建安十四年曹操“欲徙淮南民”，“济对曰：'……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6]。《吴书》吴主传：“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6] 故而《扬州府志》曰“广陵地虚”[8]。魏黄初五年至六年，曹丕亲自督师远征，两次发动广陵战役，即经此道⑤。六年冬，曹丕“车驾幸广陵”，“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退兵时，曹丕欲“分半烧船于山阳池中”。[6] 山阳池，后即谓白马湖也。正始年间邓艾于此屯田筑石鳖城①，即缘“地虚”之故。《宋书·州郡志》射阳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广陵太守“晋武帝太康三年，治淮阴故城，后又治射阳，江左治广陵”[9]。同以高邮、东阳隶临淮郡一样，都是为了重整战后之地。不过此时的射阳县，已不再治今射阳湖镇射阳故城，而是治郦道元《水经注》所言“射阳县之故城”，即山阳城。 三 后人辄以楚州城为山阳故城，这同样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郦道元在引蒋济《三州论》“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后，紧接着便说“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径山阳城西，即射阳县之故城也。应劭曰：在射水之阳”[7]，明言山阳城在白马湖东，且曰“射阳县之故城”而不曰“射阳故城”，知此故城非射阳国之都城，实为“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之射阳县所治之城也。白马湖东今为宝应县山阳镇，得名当缘于此。白马湖西淮安市洪泽区岔河镇土城子遗址，文化层厚1.5米左右，年代上至西周、东周，今大部分沦于水中；三角城遗址，文化层厚1至2米，年代下及唐、宋。② 二者之间距离仅3.5公里，当即陈登“治射阳”之匡奇城也。则射水即经此东通射阳湖之水、后世所谓黄浦溪又可知也。永嘉乱后，晋室南迁，“徐州所得惟半”，“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是时，“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4] 《宋书·州郡志》临淮太守，射阳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9]，则西晋复立之射阳县，东晋时又已侨置江南矣。与射阳县同样侨置的还有淮阴县、淮浦县，西晋广陵郡尚存5县。《晋书·地理志》，义熙七年“分广陵界置海陵、山阳二郡”[4]，又“安帝分广陵郡之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五县置山阳郡”[4]，而《宋书·州郡志》海陵郡有6县，为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临泽；山阳郡4县，为山阳、盐城、东城、左乡，显见《晋书·地理志》有脱文。宋书志海陵郡6县于前5县曰“晋安帝立”，唯于临泽县则云“明帝泰豫元年立”[9]，又“山阳令，射阳县境，地名山阳，与郡俱立。盐城令，旧曰盐渎，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二年复立。晋安帝更名。东城令。晋安帝立。左乡令。晋安帝立。”[9] 知西晋之射阳县“江左侨立”南徐州临淮郡后，其故地东晋义熙七年析分山阳郡时尚存东南一隅，后于刘宋泰豫元年立临泽县，故刘宝楠言“析置山阳时射阳自在”是成立的，不过“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9]，县治却在江南。到了《南齐书·州郡志》，临淮郡则已“郡无实土”[10]矣。 刘宋元嘉八年，南兖州“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至宋末，领11郡。山阳郡领山阳、盐城、东城、左乡4县，南接海陵郡和广陵郡、西接盱眙郡、北缘淮水、东至海，与秦新东阳县和汉射阳国地相较，东部割临泽县地入海陵郡、西部则纳入原淮阴县地。萧齐永明元年，“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10]，南兖州领5郡，山阳郡领县及四邻如故。又有北兖州，“旧北对清泗，临淮守险，有阳平（'阳平’当作'东阳’）石鳖，田稻丰饶。所领唯阳平一郡”，“州无实土，寄山阳境内”，永明七年，“于山阳、盱眙二界间，割小户置此郡”，领泰清、永阳、安宜、丰国4县；“割山阳官渎以西三百户置”寿张县，“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淮安县，立东平郡。[10] 淮安县名始见于此，则刘宋山阳郡之西南、盱眙郡之西北，割入北兖州二郡，阳平郡地当今宝应县西部及淮安市金湖县、东平郡地当今淮安市淮安区西部及清江浦区、洪泽区，亦可知也。梁武帝萧衍置淮州，“治淮阴城”，领盱眙、山阳、淮阴、阳平4郡。“魏因之”[11]，山阳郡领山阳、左乡2县，而无盐城、东城2县，知山阳郡之东部地未入魏，则东城县之地，当今宝应县北部和淮安区东部；盱眙郡领盱眙、阳城、直渎3县，无考城、长乐2县，阳平郡仅领太清1县，无永阳、安宜、丰国3县，知盱眙郡南部及阳平郡南部、东部未入魏，则永阳、安宜、丰国3县地当今宝应县南部，而《魏书》阳平郡“治阳平城”，太清县为“郡治”[11]，阳平城即石鳖城，太清地当今金湖县又可知也；淮阴郡领富陵、怀恩、鲁3县，怀恩县为“州、郡治”[11]，“怀恩”与“淮安”音近，怀恩县即淮安县也，今洪泽区为汉富陵县地，正在今宝应县山阳镇之西，富陵县即寿张县也，如此，新立之鲁县当为今淮阴区之南半即淮水之西侧，又可知也。梁安宜县“置阳平郡及东莞郡”，“开皇初郡废，又废石鳖县入焉”[12]，后唐肃宗时改县名为宝应，其辖地则北缘黄浦溪，西及今洪泽区东部和金湖县，至明、清不改。北齐则“并鲁、富陵立怀恩县，后周改曰寿张，又侨立东平郡”，开皇元年“改郡为淮阴，并立楚州，寻废郡，更改县曰淮阴”，山阳郡亦于“开皇初郡废”，“十二年置楚州”[12]。山阳县于开皇十二年入楚州，而楚州乃开皇元年立于淮阴也。山阳县为山阳郡“郡治”，山阳郡“治山阳城”[11]，山阳城与楚州城本非一城，《隋书》于“更改县曰淮阴”后，言“大业初州废，县并入焉”[12]，乃指以淮阴县并入山阳县也。此后山阳县治楚州城，山阳城遂成故城矣。 四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单元，古射阳的形成与消失经历了复杂的沿革和演变过程。从秦新东阳县、汉初射阳国、汉晋射阳县到南北朝以后的山阳县，其地域的分合，涉及今淮安市淮安区、清江浦区、洪泽区以及金湖县，今扬州市宝应县、高邮市，今盐城市的盐都区、建湖县、阜宁县，以及今泰州市兴化市，包括了今里下河地区大半和西侧的今运西地区。今日所称里下河地区指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老通扬运河的浅碟状低平原的地理单元。从射阳到山阳的演变不难看出，里下河地区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里下河地区作为地域上的概念，是在明清治理运河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了自然环境对于人文精神的巨大影响。然而，文化是传承的，研究里下河地域文化，同样不能忽视其历史的基因。研究其地域的历史沿革，能够让我们更深地思考：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参考文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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