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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笑非 上海体育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影视产业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会理事，“电影产业与中国故事”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原载《当代电影》2018年第11期 提要：超级英雄电影作为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支柱，极大满足了观众视听感官的需求。同时，其炫目的特效技术背后也隐藏了不同时期的美国精神。本文以《蝙蝠侠》和《蜘蛛侠》两个系列的真人版电影为切口，对比两个人物形象之间的诸多异同以及系列电影的叙事风格流变，进而探讨超级英雄人物所属的两家公司各自的叙事策略以及超级英雄的身份认同和政治隐喻。 关键词：超级英雄电影 《蝙蝠侠》《蜘蛛侠》孤儿叙事 联盟 以美国DC Comics公司（以下简称DC）和Marvel Comics公司（以下简称漫威）为代表的超级英雄漫画，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以来就一直分庭抗礼。此后的数十年中，超级英雄故事成功地跨越多种媒体，拥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在电影领域，自70年代末期以来，超级英雄电影异军突起，迅速成为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新贵。
曾凭借70年代对超人和蝙蝠侠形象成功的银幕呈现，DC在漫改电影领域遥遥领先。21世纪初，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更成为影迷心目中的经典。此后，DC与华纳影业公司在2013年开启了“DC扩展宇宙”，（1）目前共有5部作品面世。再看漫威公司的电影改编，因财务问题，漫威在90年代将包括《蜘蛛侠》在内的众多超级英雄形象的电影版权出售。2008年，漫威影业（Marvel Studios）开启“漫威电影宇宙”，（2）迄今已完成20部电影作品，并获得市场成功。正因为嗅到巨大的市场潜力，索尼同意让公司持有的蜘蛛侠形象重返“漫威电影宇宙”，不但在漫威影业出品的《美国队长3》和《复仇者联盟3》中出场，同时也与漫威影业合作了蜘蛛侠的个人作品《蜘蛛侠：英雄归来》。
在全球粉丝对美漫超级英雄的人气投票中，蝙蝠侠和蜘蛛侠排名前两位。（3）显然，这两个形象凝聚了美国观众对于超级英雄的集体想象。由于导演手法各自不同，再加上项目进度与版权原因，蝙蝠侠和蜘蛛侠真人版电影开发并非一以贯之（如表1），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两大系列的银幕形象分析，管窥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一直强力延续的文化认同与政治隐喻。  时至今日，超级英雄电影业已成为高概念商业片的市场中坚。作为超级英雄电影的主力军，DC和漫威前后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类型试错与市场探索。虽然超级英雄电影具有相对固定的故事结构和叙事套路，但通过梳理《蝙蝠侠》和《蜘蛛侠》两个系列电影的核心人物及其周边社会关系，会发现他们的故事几乎发生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中：前者是出身上流社会的富家公子，这是属于蝙蝠侠的成年英雄世界（如表2），“解除危机”构成了人物的行动惯性；后者是平民家庭的超能少年，这是属于蜘蛛侠的英雄成长的世界（如表3），“责任认知”构成了人物的心理动机。两个世界互为平行映像，投射出美国不同社会阶层的超级英雄梦。
《蝙蝠侠》系列的故事线索和人物关系结构非常清晰。主人公为成为英雄，不断突破身体极限，并通过高科技装备拥有超级能力。为了替父母报仇以及维护城市秩序，富家公子布鲁斯·韦恩苦练格斗术，热衷于用高科技装备——蝙蝠装。蝙蝠曾经是少年韦恩的恐惧之源，披上蝙蝠装就意味他完成了成人礼，拥有了神秘图腾的暗黑之力。作为现实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蝙蝠侠拥有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使命感与庄严感，自始至终都迷恋于自己的仲裁者身份。他不惮于凌驾法律之上，动辄对罪犯施以剠刑。这不但使民众对其产生质疑、排斥和恐惧，也被视为“私刑者”而遭到警方通缉。作为他的对立面，在“DC扩展宇宙”开启之前，蝙蝠侠的对手大多是不具备超级能力的普通人。无论小丑、企鹅人、双面人、谜语客，还是亨利·杜卡德、贝恩和稻草人，他们均依靠阴谋和暴力手段实施犯罪。“DC扩展宇宙”开启之后，蝙蝠侠不再局限于哥谭市守护者的身份，而要进一步承担守护地球安全的重要职责。在2016年的《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中，超人、神奇女侠等超级英雄出现在正面阵营，为了在人物组合中平衡敌我关系结构，反派人物除了企业家莱克斯·卢瑟这个普通人外，还加入了经由科技复活变异为怪物的氪星人佐德将军。
相较而言，蜘蛛侠甫一出场，便陷入“双面人”的性格纠葛之中。其貌不扬的中学生彼得·帕克一向是校园霸凌的对象，某次意外被蜘蛛赋予了超级能力而无所适从，更不清楚应当如何合理使用超能力。如同一位邻家男孩，蜘蛛侠比苦大仇深的成年英雄更容易赢得青年观众的青睐。按照好莱坞英雄片的叙事策略，青年成长故事必须借助一个极端事件实现情节逆转，表现在《蜘蛛侠》系列电影中便是——养父本叔被劫匪枪杀，这迅速启动了彼得从超能少年向“超级英雄”的角色转变。我们注意到，在回归“漫威电影宇宙”之前的独立作品中，蜘蛛侠面对的反派皆由身体变异而获得超级能力，他们对于身体缺陷的关注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远甚以往。如《超凡蜘蛛侠》中的康纳斯教授，为了修复失去的右臂，一直钻研肢体再生技术，虽然开发出含蜥蜴基因的药物让断臂再生，但强烈且不可控的副作用使其变成了半人半蜥蜴的怪物。类似的情节在《蜘蛛侠》系列影片中形成了叙述惯性，传递出对科技高速发展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伴随纳米、基因、核能、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社会化运作，人们越来越接近于基因改造和生命强化的科技神话场景；另一方面，人们又从未停止过对于科技伦理的忧虑，其不可控性与反自然性或将人类带向更危险的境地。在此意义上，《蜘蛛侠》系列影片通过一位青年超人的英雄行为实现了对科技伦理危机的越位式探底与想象性解决。有趣的是，晚近的《蜘蛛侠：英雄归来》改变了这一叙事策略，彼得从忍辱负重的世界拯救者变回了“中二”青春期少年，形象更年轻，性格更阳光，科技宅男、“话唠”气质也更接近原著。他不强求“责任越大、能力越大”，而是选择脚踏实地做一个为老奶奶指路、抓偷车贼的“友善好邻居”式的社区小英雄。缺钱无家世、乐观腼腆、体型瘦小的蜘蛛侠，在身世悲惨、忍辱负重、高大威猛的成年英雄之外，为超级英雄谱系增添了一幅“网生代”校园青少年的自画像。 超级英雄的童年大多是以孤儿身份出现的，即便不是孤儿，也大多与父母分离或关系紧张。父权崩塌，母爱缺席，主人公被迫迅速告别童年期走向成年化，但在行动和性格之间形成了奇异的背谬关系：行动越强大，内心越脆弱。此外，主人公的孤儿身份会让故事本身携带一种先天的悲剧感，“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4）“怜悯”是因人物遭遇不幸引发的同情感，“恐惧”则由人物的身处逆境而引起。两种情感交织，基本涵盖了观众对于超级英雄的审美认知。孤儿童年遭遇的心理阴影在电影中通常以闪回的方式呈现，为系列故事设置情节冲突提供了开放式的路径。如蝙蝠侠布鲁斯·韦恩八岁时亲眼目睹双亲被劫匪枪杀的悲伤段落，在1989年的《蝙蝠侠》、2005年的《蝙蝠侠：侠影之谜》和2016年的《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中不断被提及。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作品分别是《蝙蝠侠》系列影片三次启动中的首部作品。这一创伤性记忆屡次被唤醒，这足以说明：父母之死是韦恩变身蝙蝠侠的逻辑起点，是其立志打击犯罪、主动晋身超级英雄的核心驱动力。
缺乏父母的呵护与教导，孤儿置身于孤立无援的世界中，必须独自面对各种困难和危险，并与之抗争。通常情况下，故事会设置一名导师角色，帮助孤儿走上性格建设的正常轨道。由于原生家庭的缺失，孤儿英雄和年长的工作伙伴或管家形成新的家庭代偿机制，并从中获得力量和归属感，而长辈也会从孤儿英雄的成长中获得满足感与成就感。对蝙蝠侠而言，老管家阿尔弗雷德既是养父也是助手，多次在蝙蝠侠陷入困境或自我迷失时将其拯救出心理魔障，指明人生方向。不苟言笑的管家由此成为《蝙蝠侠》系列中最为稳定的人设，一个恒定的、父亲的隐秘身影。 与蝙蝠侠在DC宇宙的核心角色相对位，蜘蛛侠是漫威宇宙的绝对主角，“是漫威最棒的角色，是王冠上的宝石。他非比寻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超级英雄。”（5）蜘蛛侠彼得·帕克自幼父母双亡，被梅婶和本叔收养。身兼养父和导师的本叔被劫匪枪杀，这一变故促使彼得变身蜘蛛侠，以打击犯罪为志业。从生父到养父，两次丧父经历不断强化了蜘蛛侠的孤儿身份，也导致了他的不自信甚至自卑。一旦脱掉战衣，他就是个紧张兮兮的普通高中生，不但要面对学业、生计和感情等诸多烦恼，还饱受校园霸凌，这样的成长经历令21世纪青少年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养父本叔“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告诫，加速了蜘蛛侠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本叔被枪杀一幕在2002年和2012年启动的《蜘蛛侠》系列电影中相继重现，但2017年的《蜘蛛侠：英雄归来》舍弃了这一情节，取而代之的是由钢铁侠托尼·史塔克来承担导师角色。更具深意之处则在于——托尼·史塔克本人也是孤儿出身。 作为富商之子，托尼·史塔克童年时期与父亲关系一直十分紧张，弱冠之年又遭厄父母被害。成年的托尼玩世不恭、骄傲自大、焦虑偏执，虽富可敌国，但极度缺乏安全感，尤其对可能发生的亲密关系极为拒斥。他将这一切归咎于糟糕的童年记忆。童年甚至成为他的认知盲点，一个自我厌弃的心理渊薮。直到他的童年镜像彼得·帕克出现，形成“成年孤儿+少年孤儿”的新型组合，托尼不得不反身内视，看到自己在强大的钢铁侠盔甲之下脆弱的内心世界。与彼得相处的过程，也是托尼不断回归、进而与自我厌弃的家庭关系逐步和解的过程。在《美国队长3：内战》（2016）中，坐在对面的托尼想跟彼得并排坐在床上，他语气生硬地说：“把脚挪开，我要坐这儿”。当肩并肩坐在床上时，托尼犹豫再三，还是轻轻拍了一下彼得的肩膀。虽然整个过程中托尼的表情和动作极其僵硬、尴尬，但这种经典的父子肩并肩的构图已暗示了两者接下来的关系组合。如果说《美国队长3：内战》中托尼对彼得下意识的抗拒和排斥行为是出于对童年镜像和孤儿宿命的心理厌弃，那么到了《蜘蛛侠：英雄归来》（2017），为了终止这种宿命，托尼必须要尽快摒弃孤儿怨念，勇敢担负起孤儿彼得的精神教父的责任。为了避免自己的惨痛经历在彼得身上重演，托尼为蜘蛛侠的升级款战衣加入了降落伞、GPS定位、保暖设备，甚至植入了“辅助轮协议”，成为后者青春成长的坚强后盾。当蜘蛛侠为了抓反派差点弄沉轮船，托尼说：“如果今天有人死了，那是你的责任；但是如果你死了，那就是我的责任了”。在这一刻，托尼完成了对彼得的全面接纳。在从成年顽童向少年导师的转变过程中，托尼逐渐理解了自己的父亲，从孤儿阴影和自我怨弃中解脱出来。而对先后失去生父和养父的蜘蛛侠来说，托尼更像是第三位父亲，彼得也不断地想向“父亲”证明自己，渴望前辈英雄的合法性认同。及至《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2018）中的二人并肩作战，通过情感互助，正式明确了新型的父子关系。 超级英雄故事的孤儿叙事惯例由来已久。美国式的英雄故事与孤儿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孤儿形象代表了美国的一种特定身份。1620年，“五月花号”满载逃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登陆美洲大陆，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明的开端。船上的成员被迫外逃，并试图在文化和身份上同时割裂与母国之间联系，梦想建立一个自由国度。被“抛弃”并远离母国，一方面使移民们孤立无援，不得不面对九死一生的漫长旅途和危机四伏的陌生大陆，另一方面也给了他们重新开始并迅速强大的机会。清教徒文化中大多传递出分离和失去的焦虑，并成为许多宗教文本的基础。对新世界充满怀疑和不确定性、思乡之情、甚至逃离母国的内疚，加上当地土著的排斥，给他们带来极其强烈的孤独感。此外，1775年开始的独立战争使美国彻底从英格兰的殖民中脱离，颇具“俄狄浦斯”意味地切断了与英国以及传统的世界中心——亚欧大陆之间的“血缘关系”，使美国成为孤悬海外的独立民族。无论站在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角度来看，成熟个体脱离母亲是一种必然，但美国的宗教和政治传统带来的这种分裂，使美国在获得独立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身份焦虑与孤独感。从《汤姆·索亚历险记》《绿野仙踪》到《人猿泰山》，孤儿故事几乎成为典型的美国童年模式，这些故事也描绘出美国的自我认知：年轻、活力、叛逆、孤注一掷，不断通过争斗为自己争取合法性，带着无家可归的疏离感和超群的能力证明自己的个人价值。几乎每个孤儿超级英雄都有不为人知的孤独感、疏离感或空虚感，这也是美国精神背后隐含的由“清教徒的心态、牛仔的理想和当今的环境造就的一种类似于荣格孤儿原型的民族心理。”（6）超级英雄神话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帮助民众面对孤儿身份与现实焦虑，并重新审视自己。  美国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动发展，直接影响到超级英雄电影的叙事形态。在移民潮和社会运动的冲击下，美国逐渐走向多族裔、多元文化共存的道路。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世界暂时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并逐渐向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发展。具体反映到超级英雄电影的创作上，上述变化就更为直观地表现为——近十年以来“电影宇宙”开启后，置身新的文化语境的超级英雄由单打独斗模式向团队作战的演进。前者的银幕表演很容易让观众厌倦，也限制了类型叙事的拓展创新，于是，后者逐渐成为超级英雄电影的主流搭配。除了DC的《正义联盟》和漫威的《复仇者联盟》两个英雄大集合的系列电影，个人电影也逐渐呈现为团队合作趋势。“DC扩展宇宙”中的蝙蝠侠和“漫威电影宇宙”中的蜘蛛侠，均不再以单纯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为目的。
《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2016）延续了《超人：钢铁之躯》（2013）的情节。超人与佐德将军的战斗使许多建筑和平民惨遭波及，其中包括蝙蝠侠布鲁斯·韦恩的韦恩大厦及其员工。布鲁斯·韦恩以凡人视角目睹这一切后，产生了超人对于人类威胁的担忧，决心以蝙蝠侠的身份对超人的行为加以规训，而超人也对蝙蝠侠的私刑者身份充满质疑。透过蝙蝠侠与超人之间的恩怨，影片深入探讨超级英雄的超级权力与法律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在影片结尾，超人战死之后，作为先天缺乏超自然能力的超级英雄，蝙蝠侠单凭自己显然力不能逮，必须要向更多超级英雄寻求合作，组成“正义联盟”共同拯救地球。蝙蝠侠寻找“正义联盟”成员的情节，也出现在DC反英雄电影《自杀小队》（2016）的片尾彩蛋中，为后续作品埋下伏笔。《正义联盟》（2016）的核心成员中，代表美国上流社会成员的蝙蝠侠与代表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的超人，在许多方面截然相反，又互为补充——凡人与天神、惩罚与拯救、黑暗与光明。两位中年白人男性共同承担了正义联盟的领导者角色，可见白人男性在美国社会的主流地位几乎不可撼动。闪电侠、神奇女侠、钢骨和海王的加入，则进一步丰富了“正义联盟”的性别与族群身份。 身为发起者和领导者，团队中唯一没有超能力的蝙蝠侠已步入中年，与之前的《蝙蝠侠》系列电影作品相比，虽然作为个体的战斗力逐渐趋弱，但作为在罪恶和黑暗中成长起来的暗夜骑士，蝙蝠侠对人性的理解与理性的策略，往往成为“正义联盟”获胜的关键。故事层面上的《正义联盟》虽然仍在延续对抗宇宙外来入侵、保护地球和平的套路，但其中已隐含了对权力约束与制衡问题的讨论。影片核心任务是保护三只分散的（由三个种族分别保管和守护的）、具有巨大能量的“母盒”，阻止荒原狼将其整合而获得无可匹敌的邪恶能量。三只“母盒”及其保管方式几乎是美国宪法三权分立原则的直接对位。当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时，权力之间能够形成相互制衡。“民主的本质是竞争性集团之间的妥协，三权分立的本质不是三权对立，而是实现三权制衡下的合作”。（7）正如神奇女侠所说：“母盒里没有存储力量，盒子本身就是力量”。如果权力过度集中与滥用，使民众处于服从或灭亡的单项选择中，势必会引起反抗，而“正义联盟”就是权力制衡法则的守护人。 蜘蛛侠的新时期重启，与蝙蝠侠的处理方式极其相似。因为电影版权的原因，“出走”多年的蜘蛛侠在“复仇者联盟”时期重返“漫威电影宇宙”，这也是继《蜘蛛侠》系列和《超凡蜘蛛侠》系列后，“蜘蛛侠电影”的第三次重启。在《美国队长3》中的短暂亮相，省去了交代蜘蛛侠获得超能力的背景，也为蜘蛛侠在后续作品中成为“联盟”成员进行铺垫。虽然这部影片是美国队长的个人系列作品，但“复仇者联盟”成员几乎全数登场，蜘蛛侠受钢铁侠之邀，参加“联盟”成员内战且表现惊艳。出于对钢铁侠托尼的信任和尊重，彼得对内战双方孰是孰非并不关心，只是希望能得到托尼的认可，这也是彼得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的人物核心诉求。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彼得在托尼的帮助下进一步完成了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明确自己作为超级英雄的使命，所以在片尾，他婉拒了托尼赠送的“钢铁蜘蛛侠”战衣和加入“复仇者联盟”的邀请。这种处理方式不但让彼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为后续作品保留了叙事空间。在《复仇者联盟3》中，当灭霸的手下登上地球，与钢铁侠对战，蜘蛛侠迅速登场迎敌，并至始至终站在钢铁侠的身边。承接《蜘蛛侠：英雄归来》的结尾，彼得穿上了“钢铁蜘蛛侠”战衣，并由钢铁侠用中世纪骑士册封的方式，以手比剑，在彼得左右肩头各轻轻拍打一下，为彼得成为“复仇者联盟”成员提供了庄重的仪式感。作为核心团队成员直接对抗反派头目灭霸，虽最后化为灰烬，消失在托尼的怀抱中，但仍可见蜘蛛侠这个最年轻的联盟成员在漫威后续的开发计划中的重要地位。 相比“正义联盟”，“复仇者联盟”的人员构成更加复杂，体现出古老神话与科技前沿的结合、古代文明和未来技术的碰撞，（8）充满了对抗气息。从“冷战”记忆、国土安全到高科技攻击，“复仇者联盟”携带着历史回忆、现实忧虑和未来恐惧，组成了阵容庞杂的“后冷战时代危机联盟”。及至蜘蛛侠加盟“复仇者联盟”，他们遭遇到的危机超越了民族国家，上升到宇宙生存法则，正如影片中彼得坚持要参加战斗时所说：“如果连邻居都没有了，那蜘蛛侠就没法做友善的好邻居了。”最后决战的战场设置在原始和现代融合的科技乌托邦——瓦坎达，这展现了人们当下所面对的自然与文明的矛盾困境，也表达出对两者和谐共生的强烈渴望。超级英雄竭尽全力也未能阻止极端宇宙主义者灭霸的响指，直接被“半团灭”，这也使得《复仇者联盟3》成为迄今为止唯一由反派取胜的超级英雄电影。 2018年有近十部超级英雄电影上映，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DC、漫威、索尼加上同样拥有漫威漫画人物电影版权的福克斯，共有近三十部超级英雄电影被纳入开发计划，其中毫无意外地包含了蝙蝠侠和蜘蛛侠的个人作品以及联盟电影。在庞杂的超级英雄谱系中，蝙蝠侠和蜘蛛侠作为宝贵资源仍在被不断开采，其他超级英雄也开始成为各个“电影宇宙”重点发掘的对象。超级英雄电影与美国的时代精神高度吻合，将现实问题用神话方式反哺大众。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超级英雄电影将会越来越真实地描绘出一个现代神话世界，在保证娱乐性的同时，对人类困境提出反思，并在建构美国形象和意识形态输出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1）DC扩展宇宙（DC Extended Universe，缩写为DCEU），是华纳兄弟与DC漫画公司联合出品的一系列改编自DC漫画的超级英雄电影所构建的统一世界观。 （2）漫威电影宇宙（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缩写为MCU），是以漫威影业基于漫威漫画出版物中的角色制作的系列电影为中心的架空世界，由共同的元素、设定、表演和角色通过跨界作品建立起来。 （3） The Best Comic Book Superheroes of All Time, https://www./crowdranked-list/best-superheroes-all-time, 2018-6-28. （4）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5） https://dia/marvel-studios-chief-kevin-feige-says-spider-man-is-the-greatest-superhero-ever-this-is-why-he-s-right, 2018-7-6. (6) Robert B. Morris, American cultural myth and the orphan archetype,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Volume 35(2), 127. （7）雷少华《民主、民主化与美国民主的困境》，《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4页。 （8）[美]肖恩·豪《漫威宇宙：一部从未被讲述的漫威秘史》，苏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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