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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社会出现了很大的变革，一些新的变化、新的事物不断涌现。春秋霸主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显露峥嵘的，本文为了叙述不引起歧义，特将一些概念作出界定。 1．1春秋时期《春秋》记载了鲁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242年的历史。《春秋》在汉代被列入“五经”，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因为《春秋》在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又是记载某一阶段的编年史著。 后人就把这一时代称为“春秋时期”。既然把春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考察，首先要分清春秋时期的起讫年限，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一书确定的春秋时期的年限，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  20世纪30年代由顾颉刚主编的《春秋史讲义》和40年代童书业的《春秋史》，都依据的是《左传》的起止年，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钱穆的《国史大纲》与《春秋》的起讫年代相同。 吕思勉的《先秦史》一书中把春秋时期定为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81年。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关于春秋时期的起讫年代，各持己见，不能统一。建国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把春秋时期的上限定在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 下限定在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下限的划分，郭沫若根据《史记》，划分在公元前476年。从此，将春秋时期定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20世纪70年代以来，春秋时期应从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开始。  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对于下限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景芳认为：“应以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即公元前四五三年。” 这一观点也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这是因为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战国七雄已大体形成。笔者同学界大多数人对春秋时期断限的看法。把春秋时期限定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53年。 1．2春秋霸主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周王室开始逐步失去对诸侯国的控制，一些实力较强的诸侯王努力填补王权衰落形成的权力真空，孔子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N*L乐征伐自诸侯出。”III春秋时期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霸主应运而生。  何为“霸”?这是首先要理清的一个问题，《孟子》记载：“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霸，原作伯，伯，《说文解字》解释为：“长也”，霸主在此被解释为诸侯之长，孟子认为要想成为霸主，就要依靠武力并且还要假借仁义。 所以霸主一定产生于大国。春秋时期的霸主也确实如此，每一个霸主都是凭借强盛的国力为后盾。宋国在春秋时期并非大国，而宋襄公也要称霸，最终兵败身亡。春秋时期有一百多个诸侯国，并不是每个诸侯国都可掌握礼乐征伐的大权。 掌握这种权力的毕竟是少数诸侯王，如春秋五霸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他们凭借国力的强大，通过诸侯会盟，并且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当然楚庄王在里面是一个特例，虽然楚庄王没有“尊王”，也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承认。  但楚庄王确实是事实上的霸主，通过会盟控制或影响着中原诸侯，这是狭义上的“霸主”。但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掌握礼乐征伐的权力，却在一个地区中对周边的诸侯很有影响力，这些可以说是地区性的霸主，如春秋初期的郑庄公、齐僖公。 春秋中期的晋献公、秦穆公、晋襄公以及春秋晚期的晋景公、晋悼公和楚国的楚灵王，他们虽没有像春秋五霸那样的丰功伟绩，但他们也算是一代雄主，所取得功绩为后人称道。总之，霸主也是有层次之分，但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追逐霸权。 本文根据霸主对本国霸权产生的具体历史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又将霸主分为最先寻求霸业的郑庄公；为霸业奠定基础但没有称霸的齐僖公、晋献公、楚成王、吴王阖间；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  延续霸业的晋襄公、晋景公与楚灵王；恢复霸业的晋悼公。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除了郑庄公在春秋初期一度实力比较强之外，还有后来为图霸业还丧命的宋襄公，位于中间地带的很多诸侯国，都没有争霸的实力。 相反位于华夏与少数民族接壤的一些诸侯国，相继参与争霸历程。学者宋杰称之为“弧形中间地带”，从地理上解释地理环境在争霸中的重要性，他们有着生存的危机，同时也有地理上的优势。一方面，可以蚕食中间地带的小国。 另一方面，可以向周边少数民族开拓疆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在他们以后争夺霸权的过程中，可以进退自如，实力强的就可以向中间地带发展实力，较弱的时候就可以退守自保。有关春秋五霸，历来说法不一、莫衷一是。  战国之初就有春秋五霸的说法，《荀子》记载“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之后关于春秋五霸众说纷纭，到近现代比较流行的两种说法。 一种是汉人传统的说法：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另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两种说法对齐桓、晋文、楚庄没有异议，但对后面四位取舍看法不一。宋襄公与秦穆公在位时期。 正是齐桓、晋文交替称霸时期，宋襄公在与楚国交战中战败，负伤而死；秦穆公东出中原，始终被晋国阻挡，转而向西发展，《史记·秦本纪》记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可见秦穆公只是称霸西戎。  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种说法，春秋五霸定为齐桓、晋文、楚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春秋时期霸权迭兴，其实他们的权利往往也受到限制，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地区性霸主，都没有真正的实现国家统一。 首先，要面对王权的制约。要想成为霸主，主要是依靠国力，但在形式上往往需周天子的承认。齐桓、晋文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楚庄王虽然没有尊王，还观兵周疆，问鼎的大小轻重，但王孙满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为由反击之，楚兵乃去。 可见楚庄王虽没有尊王，甚至想取代周室，但听到王孙满的一番话后，楚庄王知道取代是不可能的，就引兵归去。之后，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北上中原争夺霸权，虽然他们很早都称王，但这时也不得不表现出一些“尊王”的行为。  吴王夫差在与晋国争夺“黄池之会'的主盟权时，《国语·吴语》记载：“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日吴公。吴王许诺。”在晋、吴两国争做霸主时，吴国也不得不去掉王这个称号，而称为吴公。 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北上中原与齐、晋会于徐州，《史记·晋世家》记载：“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越王勾践还向周王室进贡，并接受周王的册封。其次，霸主要与诸侯结好关系。春秋霸主受众多诸侯王的拥戴。 诸侯与霸主的关系在政治上并不是统治者和君父，而是兄长和领导者。从经济上看，虽然霸主凭借强盛的国力对诸侯进行压迫，索取贡赋，但并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霸主有保护盟国利益的责任，同时盟国也有贡纳的义务。  1．3政治联姻政治联姻现象，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存在。至周朝建立，规定“同姓不婚”，《国语·晋语》记载：“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礼记·郊特牲》“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取予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 周人同姓不婚的理由多样，但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巩固宗法制和联结异姓诸侯，从而加强政治统治。因此，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国诸侯，都不能娶同姓，王室娶于异姓诸侯国，周、齐世为婚姻，故把齐称为“甥舅之国”，同姓的姬姓诸侯国娶于异姓。 如秦国与晋国的联姻，被称为“秦晋之好”。齐国与鲁国自鲁桓公以后，频繁通婚，被称为“齐鲁世婚”，所以，周自建立后就实行异姓通婚，以婚姻作为纽带，来加强与异姓诸侯的联系，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这种婚姻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国不再遵循同姓不婚的礼制约束，大量的同姓婚出现，各国甚至周王室都与同姓联姻，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和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国问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 各国为了图存，不仅改革内政，增加自身实力，而且各国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其他国家联姻，以期得到对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因此，这一时期的婚姻是和政治紧密相连。何为“政治联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 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利益。”固春秋时期的政治联姻是婚姻在政治上的表现，各国把政治联姻作为外交手段的必要补充，《国语·鲁语》记载臧文仲日：“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  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III这种婚姻目的是与邻国结好，使诸侯国之间建立诚信所缔结的婚姻，是用来解救国家困厄的。《左传·桓公十一年》记载：“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昭公辞。祭仲日：'必取之。 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从。”(三)郑昭公在做太子时，带兵帮助齐国打败北戎，齐国将嫁女于他，但他却拒绝。 祭仲劝他，昭公却没有听从他的话，果然昭公没有以大国作为外援，被他国干预了君位的继承，最初就失去了国君之位。祭仲一语可谓道破婚姻与政治的重要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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