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大家好，我是七喜。

在读书星球交流中，林耀华著《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引起了广泛讨论。

简单浓缩下梗概，分享给大家。

（一）

【少年黄东林】

①祖孙情。

黄东林的爷爷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收税人来到黄村并且对村里的一户人家不公。

东林的爷爷是一个正直的人，他鸣锣召集同族的男性来抵制这位收税人及其随员。

倘若不是对方立即道歉，一场流血冲突在所难免。黄村从此名声在外，被称为“蛮村”。

黄东林的爷爷，那个赶走收税人的壮汉，是一位农民。他因勤劳和积攒财富而小有名气。

东林14岁的时候，老人去世了，这是小男孩头一次体会到悲伤，他因为爷爷的死而大为震动。

老人生前常常带着他走亲访友，在田间散步时还给他讲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

祖孙俩异常亲近，小男孩从老人那里学到了许多处世之道，而老人则将他作为自己忠诚的伙伴加以依赖，尽管他还年幼。

这就不难想见东林为何如此悲伤了。他的生活格局被粗暴地打乱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可以冷静简练地勾绘出来。

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

每一根紧紧相连的竹竿就好比生活中与我们相关的一个人，将其中任何一根完全抽离，我们都会混乱、痛苦，直至崩溃，而所有的结点都会暂时松弛。

②分家。

黄东明是东林的哥哥，作为长子成了一家之主。

东明是一个勤劳、真诚和能干的年轻人。他尽心尽力地耕种从先祖那儿继承的不多的田地。

他整天辛勤劳作，而弟弟东林则比较懒，并不同他一起劳动。

随着父亲和祖父相继去世，家里的财富减少了。祖父挣下的土地被分成三份，东林的两个叔叔，即他父亲的两个弟弟，已经分走了属于他们的那份。

即使剩下的人再努力，有限土地上的产出也难以支撑当时的七口之家。

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除了两兄弟和他们的母亲，东明现在已经娶了妻子，还有了三个孩子。

因为财产缩水，他们推迟了花销颇大的祖父母的葬礼，而将他们的灵柩停在地里的浮厝中。

同样，他们也被迫把东林的婚事后延，尽管他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但他不能不顾家里的贫困娶妻。

在命运的重压之下，黄家若不另辟天地，必定会继续衰落直至最终破败。

现在，东林在母亲和哥哥的催促之下非常烦躁。他们不停地用农活来烦他，却对他的需求视若无睹。

东明公然声称他的弟弟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傻瓜，永远也娶不到老婆。

在这种刺激之下，东林开始与商路上的茶馆老板以及过往的人们搭伴。

如果说命运是我们的关系之网，它施加于我们的牵引，就像橡皮带之于硬竹竿的牵引，那么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平衡。

如果网络是为了保持这种平衡，一个点上的拉力必定由另一个点上的紧绷来抵消。这里的情形就是如此。

③开店。

东林在家中受到的压力必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到出口。他在家中感受到的关于农事的矛盾将他更坚定地推向外面的生活。

他开始在茶馆卖花生。

有一天，他坐在花生摊边上，看到一个人走过来。来人是他的姐夫张芬洲。

张是一个老派的中医，时常在村里行医。

姐夫告诉他，在湖口镇，人口增长，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换货物，商机不断涌现。

听到这些消息，东林兴奋地让姐夫为开店起草一份明确的计划，并贡献出了自己卖花生的全部所得。

张芬洲实际上只对开设一家药铺感兴趣，因为自己可以一边行医一边卖药。

但黄东林希望加入其他行当如酒和花生。最终，他们达成了一致。

他们到了湖口镇。

在镇上看了一圈之后，东林和芬洲在主街的中段租下了一处地方，年租金50块钱。

店铺厅堂的一侧摆放药品、箱子和盒子，另一侧则是大酒坛、花生袋和其他器具。

店铺很快就开始顺利有序地运转了。

店铺将他从黄村带到了湖口镇，这切断了他与茶馆那些人之间的联系，也使他几乎完全脱离了家庭。

他的哥哥东明会不定时地到镇上来看看他并为他们的母亲和其他家人买些东西，但东林本人很少回家。

待售的酒和其他商品以及与客户的交易构成了忙碌的场景和活动，东林的时间被完全占据了。

④扩张。

随着生意的兴盛和湖口镇的发展繁荣，芬洲和东林开始有意扩大店面。

当时，从沿海的福州运往内陆城镇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盐和咸鱼。

盐是政府垄断专卖的，但镇上的商人可以从福州的市场上买回咸鱼再卖给镇上的居民和村民。

相反，居民和村民则为福州提供大米，这是华南最重要的主食。

西路沿线的村民常常将大米运到湖口，卖给米店，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商人们再装船运往福州。

湖口的许多店铺兼营咸鱼和大米，从农民那里买入大米再将咸鱼卖给他们。因此，芬洲和东林两人决定加入上述业务以扩展店铺。

经过这一步，他们的生意就会变大，但要实现它，还要与福州建立联系。

于是在22岁那年，东林第一次到了福州。

每天晚上，东林都写信给芬洲，报告市场状况和鱼价。芬洲则回信告诉他湖口需要什么样的鱼和售价。

⑤成家。

闲暇时光，东林常常与郑卢国一道外出，卢国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

有一次，当东林和卢国泡完澡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两人开始慢悠悠地聊天。

卢国说：

“你该结婚了。我有个本家住在朝天村。

这是一个清白的家庭，既不富裕也不贫困。大女儿最好，因为她聪明勤奋又孝顺，而且老实能干。”

东林说：“那正是我想要娶的人。”

东林的婚事被提上日程并且很快得到了实现，接下来他生活轨迹的变化也是如此。

东林最终回到了湖口的老店工作，他在福州城的鱼贩子和代理人的角色由张芬洲的长子茂魁接替。

他从外面的世界、从和他一样的有钱人的世界里再次回到村里。

⑥分家与合家。

黄家兄弟不久之后就分了家。他们各起炉灶，母亲是连接两个家庭的唯一纽带。

新安排对于两家来说都意味着新负担。

东林的妻子黄太太发现自己起早贪黑地劳作才能维持新的小家庭的运转，包括独自照顾小女儿和仍在襁褓中的儿子，以往大家庭的关照现在统统没有了。

分家不到一年，东明突然病重。

东明的葬礼很快进行，他被葬在他父亲的边上。但是对逝者的哀悼并未随着葬礼的结束而终止。

盛年守寡的伯母林氏，终日啼哭，抱怨自己命苦。

她的孩子们跟着她，时而大哭时而呜咽，虽然两个最小的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东林的母亲也是以泪洗面。

但是，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东明死后，她对东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他将新近分开的两家重新合并成一家。

于情于理，东林十分清楚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他如何能忍心眼睁睁看着他的侄子侄女，也就是父亲的直系子孙们忍饥挨饿呢！

重新合并的家庭比原先更大了，东林因而需要承担起比以往更多的责任。

他现在是家中三位妇女和六个孩子能指望依靠的唯一成年男子。

⑦自救。

全家都开始应对危机。

因为东林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镇上的店里，他的母亲，也就是家里的祖母潘氏，成了家中的女家长。

虽然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但是由于受苦的经历，她依然保持着一种勤勉的精神。

她同两个儿媳一起，家务之余纺纱织布。

三个女人将一种从贫瘠土地上种出的麻织成麻布。麻布在市场上卖出之后能给家庭增加微薄的收入。

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伯母林氏被迫遵循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将最小的孩子送给另一家做童养媳。

所谓童养媳，指的是尚未到成婚年龄的小女孩，被送到同她订婚的男孩家抚养。这一做法在村里的穷人阶层中十分常见。

家里的女人们千方百计地省钱。她们经常到村后的山上砍柴或者收集干枝枯叶作为柴火，收集猪粪作为农田的肥料。什么都不可以浪费。

⑧死亡。

有一天，祖母潘氏在捡拾猪粪的时候，东林七岁的女儿，一个漂亮活泼的小家伙，跑到她身边。

小女孩从口袋中拿出一块白色的糖果。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得到这种糖果，所以一直把玩着而没有立即吃掉。

但是当祖母潘氏看到这块糖果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愤怒。她大步走回家，抓起一根篾条，让小女孩交代糖果的来历。

黄太太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伯母林氏出来承认了，说是自己在一个旧衣箱中发现了一点钱，然后就用这点钱从碰巧路过的小商贩那里买了这一小块糖给小女孩。

祖母潘氏如何能相信这种说法？她深知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所有的钱都投在店里了。她坚信她的儿媳妇是用家里的米买了糖果。

她愤怒地鞭打两个儿媳妇和小女孩，边打边嘟囔，她守了二十多年的寡，从来没吃过一块糖。

儿媳们没有再解释什么，静静地承受着鞭打。但是小女孩不能忍受体罚的痛苦，号啕大哭。

一两个小时后，她着了凉，病得很厉害。

三天后，在所有的女人们尚未注意到她病有多严重时，这个迷人的小女孩死了。

黄太太紧紧抱住她冰冷的尸体，哭了一天一夜。小女孩是她的第一个女儿，那么甜美可爱，死后也从未被遗忘。

兄长死后，东林差不多花了十年才将生活调适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东林和芬洲因增加大米和咸鱼业务而拓展了生意，店铺日益兴旺。

黄家再次进入到繁盛和安宁的日子。

（二）

【中年黄东林】

①官司。

东林现在居住的房子最初是东林的祖父所建，面积很大。为了填充房子，他邀请他的两位兄长及其家人与他同住。

三兄弟在农活和家事上相互照应。

这三兄弟同他们舅舅的关系也很好，舅舅是大房子的常客，也是欧氏的族长。

欧氏是个繁盛的大族，其所生活的欧庄位于相距十英里的商路——西路沿线。

东林祖父的母亲就是欧家人，而正如上文所说，她的兄弟是一族之长。

他很喜欢他的黄姓外甥们，有一天，他让三兄弟在紧邻花桥的欧家山上种树。

在舅舅而言，这当然是一种疼爱的表现，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丁点儿林地日后会成为两个家族的冲突之源。

现在，这片林地上的树已成材，东林想要用它们作为新居的建筑材料。

在征得两位叔祖的后人中最年长的玉门和东千的同意之后，他准备去砍伐这些树。

但是当东飞带着一干人到达花桥边的山上开始砍树的时候，一伙欧氏家族的人突然出现，宣称对这些树有所有权并阻止东飞他们砍伐。

听到这一事件，东林派了更多人去山上，但对方也增派了人手并且再度干涉。

一番恶语相向之后，双方很快开始动手，有几个人在冲突中受伤。

欧氏家族富有且人丁兴旺。

东林祖父的母舅，也就是当初允许三个外甥在他的土地上种树的那个人共有四房后裔。

四房的族长阿水有钱有势，他的财富以及他刚刚落成的新居，不仅使他扬扬自得，也使得族人以他为荣。

得知东林也要盖新居，他对东林的崛起感到不满。

在乡村社会，建大宅子被视为成功和显赫的标志。欧阿水看到自己向来不屑的卖花生的，竟然要与他旗鼓相当了。

他的不悦骤然变成了愤怒。

因此，阿水开始为难这个卖花生的。在自大和贪婪的驱使下，阿水阻止东林在祖先传下来的林地上砍树。

仗着东林在各个方面——财富、名望、阅历、年龄以及家庭和家族的人力——都不如自己：

他原本以为东林会乖乖屈服，而他不用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砍伐树木为己所用。

这是富人变得更富的惯常方式。

但是欧阿水打错了算盘。

东林先发制人，将此事闹上公堂。

审讯很快就有了结果：

阿水和他的三个族人被判立即收监。

实际上，在终审判决之前，长官没有权力扣押他们。

但在实践中，模棱两可的判决是这个世界角落的准则，因为这里的人们主要是乡民和农民，对法律一无所知。

腐败的官吏只想吓唬一下平民百姓中的当事人，将他们关进监狱以便敲诈勒索。

获悉族长被收监，巨大的恐慌开始笼罩着欧氏族人。所有的族人聚在一起宣誓要与族长共存亡。

他们从四房集资，然后继续上诉。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官吏取代了在一审中支持东林的那位。欧氏族人很快得以将诉状递到这个新官手上要求二审。

结果同样迅速，只是这次阿水和他的人被释放了，而东林和他的叔父玉衡却进了监狱。

东林入狱的消息对于家人而言犹如晴天霹雳。无助的女人们，祖母潘氏、伯母林氏以及黄太太，痛哭流涕。

除了东林——这个家中唯一的成年男子和唯一的经济支柱，她们再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然而现在他却身陷囹圄。

东林在狱中的时候，店铺也难逃厄运。

一天深夜，一伙土匪破门而入，劫走了钱柜中的所有钱。他们还绑架了当时店中的账房——睡在柜台后面的姚云生。

芬洲顿时分身乏术，他既要在这次劫掠之后恢复店铺的生意，又要制订计划赎回账房的生命。

不久，芬洲收到了土匪的来信，他们自称“黑钱党”。

云生必须被赎回，否则就会被杀害。芬洲于是派了一个中间人到匪窝中，商议赎金和释放的事。

土匪开出了很高的价钱，但是，店铺剩余资金的大部分已经在盖新居、打官司和抢劫中耗尽。

芬洲已经筹钱无门，进退维谷。

这种绝望的境地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若果真没有，那么东林的家庭以及他的店铺都注定陷于绝境，离倾家荡产不远了。

新的力量不久就出现了。

三哥（即东林的第三个儿子）被录取为福州的教会学校英华中学的学生。

家中厄运降临的消息传来，他立即赶回家，探望了狱中的父亲和叔祖。

他们上诉至省法院并最终胜诉。

店铺原本已经处在破产的边缘，但是东林的胜诉和回归为他争取回了老钱庄、老顾客，也给他带来了新的关系。

随着东林在村民中的名气越来越大，往来过路的人们在黄村的茶馆中对他盖新居和赢得官司的事议论纷纷。

东林年迈的叔叔和狱友玉衡是诉讼故事最好的讲述者。

作为一个有学识的农民，他可以连续几个钟头坐在茶馆里，极尽细致地讲述自己和东林如何在地方官面前据理力争并最终打败了对手。

他讲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他的听众们依然聚精会神。

②红眼病。

快到春节了，也是结账的时候。

同往常一样，店员被派去古田县城收钱，那里的店铺有欠账的。不过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

返回湖口的路上，店员背着两个装银元和纸币的黑布口袋，在一个拐弯处，突然蹿出两个陌生人，喝令他交出口袋。

店员是个高大健壮的人，于是进行反抗。

店员被一个陌生人用石头打中头部，倒下了。陌生人随后抓起口袋跑进树林。

店员挣扎着起身追强盗。一路跟在他们身后大喊，求他们网开一面。

好几次，他跪在地上给往前跑的人磕头求情。他不过是一个店员，钱不是他的。

不知道是为他的恳求所感动，还是为他的穷追不舍而烦恼，强盗丢还了一个口袋。

店员无奈只能带着一个口袋回家报信。

遭抢的消息使东林深为不安，但经验已将他磨炼得能忍受各种逆境。

他的心里始终存着“人算天定”的想法，有了这种哲学，他从来不会太过失望，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忙碌的生活都不灰心。

在商海沉浮中，他已经形成了坚强沉稳的个性，现在，他的坚定依然没有动摇。

就像他的生活一样，在为财富奋斗的过程中，当一位村民或镇上的居民发家致富时，其他人总会犯“红眼病”。

东林和芬洲开创的成功商铺自然成了艳羡的对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强盗们会埋伏在路上抢收账人的钱。

③绑票。

小哥（东林的小儿子）被土匪绑票了。

土匪们的势力很大。

虽然他们的大本营在建有小屋的深山之中，但他们的影响不仅波及山区的村子，而且延伸到那些有军队驻防的村子和城镇。

土匪并非没有组织，而且在区域内的所有镇子上都有“耳目”。

自小哥被土匪绑架的那天起，东林就把自己关在店铺楼上的里间，与外界隔绝。

他全身心投入制订营救或赎回的计划，为此茶饭不思辗转难眠，却无法想出一个能让儿子回到身边的办法。

他越谋划越觉困惑，

以至于有时沉溺于吸食鸦片。

最早，东林派了一个中间人询问赎回小哥的条件。土匪头目狮子大开口，中间人没敢应承。

湖口教堂的牧师曾做过成清家和土匪之间的中间人，他自愿再接手小哥的事情。

他许了土匪1000元的赎金赎回小哥，但他事先并未同东林商量。东林刚分家不久，无法筹集到这么大的一笔钱。

后来，东林又找来原来的那个中间人，苦苦周旋，让绑架者降低赎金。这就是小哥日复一日等待被赎回却毫无结果的原因。

小哥最后自己逃出来了。

当小哥终于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老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原本灰白的头发和胡子几乎全白了。现在他微笑着，但脸色苍白，眼窝深陷，额头添上了许多新的皱纹。

虽然绑架事件几乎摧毁了东林和他的家庭，但是一旦逃过一劫，他会因对各种关系的把握而变得比以往更强大。

（三）

【晚年黄东林】

①生意扩张。

辛亥革命势力正成功北上，已经推翻了北京的政府，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

伴随着中央政府的更迭，福建的地方政府也经历了重大改组。

因为盐税是重要的税收来源，省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盐务局来处理盐务贸易。

当时，三哥（东林的三儿子）同时执教于华南女子学院和英华中学。

有一天，三哥与他在盐务局做秘书长的朋友谈到盐务贸易的事情。

商谈的结果是三哥成了批发商，从政府购入盐再运送到湖口，分配给不同的店铺零售。

三哥是代表父亲的店铺来做这件事，因此店铺现在完全掌控了全镇的盐务贸易。

盐是老百姓的必需品，因此贩盐是赚钱的买卖。其他店铺的商人要从他们这里进货，所以东林成了湖口镇最重要的人物。

东林现在年事已高，但很幸福，他高兴地看到生意兴隆，手下的人能干，儿子们也都成了成功人士。

人的生活轨迹就如同海潮一样，时而平静，时而汹涌，没有人能始终平稳顺利地度过一生。

危机来了又过，可能短暂也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每一次危机都必须被克服并再次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在一个像湖口这样的小镇上，生意不可能长久地与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分离。

商会习惯上管理镇上的公共事务、征税并维持同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武装自卫组织扩大了商会的权力，商会会长东林开始与那些在军界和政界有影响的人物直接打交道。

在他的庇护下：

五哥（东林第五个儿子）当上了地方自卫队的队长，小哥（东林的小儿子）在全区士绅团中成了本镇的代表。

他们的能力又反过来提升了父辈的名望。

现在东林很乐意听村民和镇上的居民谈论他的儿子们：

他们分别在商界、政界、学界和军界四个不同的领域取得了进步，各得其所呀。

②司令安邦。

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人们享受肃清土匪后的太平日子的希望十分渺茫。

军队很快被证明比任何土匪都更可怕。

安邦的兵力占据了整个闽江上游，并逐步向下游扩大地盘，直至要塞水口码头。

延平和福州之间的古田县区因而也处于他们的军事控制之下。

发生在东林店铺门前的一件事足以说明安邦部下的凶残。

一名被抓来搬运沉重军需的苦力，被绳子绑着，用马鞭抽着往前赶。

他疲病交加，顾不得凶狠的鞭子，栽倒在街面上。他闭上了眼睛，奄奄一息，好像就要死了。

因为鞭打无法再使他站起来，士兵把一桶凉水浇在他头上，但是这个苦力依然一动不动。

最终，他们以为他死了而将他抛下。

等队伍经过了，东林出来搬动尸体，却发现他身上还是热的，于是把他移到店里，安置在一张舒服的床上，并让他喝下了一些热汤。

苦力逐渐苏醒，并感谢东林救命之恩。

安邦的部队沿西路败退到了黄村。

因为建有防御工事，东林的家被他们占据当作军队的司令部。

除了必须留下来看守房子和家具的五哥和伯母林氏，家中所有人都已经逃走了。

他们在山里避难。村里的成年男子围成一圈，圈内被作为临时的住所。

在这个恐怖的时刻，是五哥一直守家，并安排了从山里的临时避难处和村镇之间的秘密联络，是他告知村民关于部队动向、战事推进和民情等外界信息。

五哥建议他的父亲东林和其他人往东向县城方向转移，因为他看到安邦的增援部队已经赶到。

这一提议在留下的黄家人中间引起了争议。东林不愿再走，但又有些犹豫。

大哥（黄东明的儿子）坚决不愿再走远并怂恿他的叔叔东林也留下来。

争议围绕房子和家中财产的守护问题。

五哥强烈建议父亲放弃看家护院的想法，继续留守不仅房子和财产有危险，而且性命堪忧。

他争辩说，即便房子没有了，他们至少还可以去福州投奔三哥。

但是大哥却不这么想，他有自己的家庭，却没有其他的避难之所，所以房子毁坏对他意味着永远失去家园。

他不希望叔父一家搬去福州。

大哥深知，没有了叔叔，自己必定会无望地陷入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等种种困境。

现在，他清楚地看到，家境发达的这些年，自己一直处在东林的庇护之下，因为东林有着更广泛的关系，而且他的儿子们与地方官员和士绅都有往来。

后来，安邦被击溃。

当东林等从山里的避难处回家时，发现房子还在，大部分财产都没有了。

③木材生意。

东林终于回到店铺，他开始对木材生意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东林从卖松木变成了卖柏木，因为柏木是城里的建筑用料。

战争一结束，东飞立即再次带领工人去山林中作业。他们砍倒树木，剥去树皮后锯成长约15英尺的圆木段。

这些圆木在雨季顺流而下漂到湖口镇。在那里，它们并不像之前的松木那样被装上帆船，而是扎成木筏。

每条木筏上雇用四至五名放筏工，将筏子撑往下游的福州。他们只在白天漂流，夜晚则停靠在岸边。

到福州大约需要十天，木材卖给批发商，批发商随后将木材装上远洋轮船，运到东北的木材市场上出售。

这项交易利润丰厚，前景看好。

为此，东林的店铺和大哥及其合伙人的店铺合资买下了一片大林子，雇用了很多工人伐木、加工，发往下游再扎成木筏。

那年夏天，木筏行至福州码头并在那里被囤积起来，以待高价。有些商人来议价，但是未能达成协议：

东林信心十足地等待秋天更高的价钱。

但是这一次，像他们一样的地方商人未能想到外界国际贸易和政治的更大变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突然侵入东北三省，隔绝了东北与中国其他地方的联系。

东林和他的伙伴投资的柏木只有运到东北后才有价值。现在，日本占领了东北，阻断了交通，柏木变得一文不值。

这一彻底的失败意味着巨大的损失。

安邦部下的劫掠本来已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远在东北的入侵则使他们完全没有活路了。

东林不得不放弃木材生意，再度专注于咸鱼、大米和盐这些老业务。

往日的兴隆部分地恢复了，损失的钱也赚回来一些。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向中国人开火，日本对中国北方和南方的侵略开始了。

日本战机俯冲下来，残忍地向各沿海城市投掷炸弹，屠杀平民，福州亦不例外。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所有人，各处的建筑瞬间沦为废墟，社会秩序紊乱，处在崩溃的边缘。

轰炸和封锁迫使人们向内陆转移，黄家撤回了老家黄村。

他把店铺留给了四哥，但生意已经萎缩到最初开业时的规模。

三哥跟随全国高校的大迁移，去了福建西北角的山区。在那里，他与其他同事一样，勉强度日。

他们撤退到内陆，回归发祥之地，黄家又一次竭力度过命运中的一场严重危机。

在抗日战争中，1941年春天，福州被敌军全面占领。内陆乡村和外部世界的通讯完全中断。

东林，现在已经年逾古稀，依然扛起了锄头，再次像年轻时一样劳作。

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孙儿，现在正看着他，学习农耕的技术，这是他们首要的、也是最持久的生计之源。

一架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孙辈们抬头仰望这充满敌意的天空，但老人却平静地对他们说：

孩子们，你们忘记把种子埋进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