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文献记载海昏地域中历史文化地名，如昌邑城、昌邑山等 昌邑之名，系源于对汉故昌邑王刘贺就国豫章的海昏历史文化之追忆，并非西汉时期得名。其他如所谓海昏上缭因缭水上游乃至海昏区片而得名，并成为古越族汉化过程中地方宗族集团的代名词。磐山，所见最早历史文献记载亦作“盘山”，或与东汉末年太史慈大战刘磐史实有关，然而实地考察盘山并非如史料所载，恐非自然山丘，或为与太史城对阵相拒之军事壁垒。盘山太史城后为建昌故城，为海昏与建昌沿革发展中一重要节点。对上述古地名内涵的正确辨析，是解读海昏历史文化的学术基础。 [关键词]海昏县；海昏侯国；历史地名；海昏文化；文化记忆 与汉代海昏县和海昏侯国相关的海昏历史地名实为一种文化遗存，但是，在历史文献中直接记载并不太多，如两汉文献中作为地名的“海昏”，仅在《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中各提到1处。与海昏历史文化相关的地名，从南朝开始才有零星记载，如《三国志》并裴注、雷次宗《豫章记》、郦道元《水经注》等。唐宋政书、类书、地志和杂记中也保留少量关于与海昏相关的地名或文化遗存记录，如《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等，主要是记录了海昏地区的相关历史事件。例如，海昏侯乘流东望愤慨而还、海昏上缭宗民故事、太史慈拒刘磐治海昏、汉迁江东冯族于海昏、新吴县“三迁三置”，等等。这些历史记载后来广泛传抄于明清一统志、省志、府志、县志和其他相关地方文献之中。方志中还有一些其他有关海昏文化遗存的记录，如许逊或吴猛斩蛇处、“沉海昏，起吴城”，等等，多为口耳相传的记载，虽然也是海昏区域历史中的一种文化记忆，但难以印证汉魏六朝的史实。 这些文献中提到与海昏县和海昏侯国相关的古地名，主要还有慨口、昌邑城（昌邑山）、海昏上缭与上缭壁、海昏西里（冯田、冯水、冯井、冯仓）、磐山、太史城等。关于许逊或吴猛斩蛇处和“沉海昏，起吴城”背后的文化含义，以及慨口得名的历史考察，拙文《试论海昏文化的历史维度》（《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西汉“海昏”地望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和《海昏“慨口”本义探析》（《光明日报<理论史学>》2021年9月6日第14版）已作过初步考订；而王子今《海昏侯故事与豫章接纳的移民》（《文史知识》2016年第3期）则从移民对海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入手，对海昏西里（冯田、冯水、冯井、冯仓）作了十分精当地阐发，本文不再赘述，仅就文献记载的昌邑城（昌邑山），海昏上缭（壁、营），磐（盘）山以及太史城（建昌故城）等海昏区域历史文化地名的内涵，再作必要辨析，或有助于深化对海昏历史文化的认识。 一、“昌邑城”与“昌邑山” 南梁人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称海昏侯国“在昌邑城”，并引出雷次宗《豫章记》云：“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这个“城”，雷氏本未直接指名为“昌邑”，盖因刘昭注才使得后人误以为海昏侯国城邑名“昌邑”。如郦道元就采用此说为《水经》注赣水，直接称慨口上游的城为“昌邑城”。但在历史文献中，有关昌邑城或昌邑王城的地望记载是矛盾的。一说昌邑城在南昌北面，如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三《山川》：“昌邑王城，在郡城北六十里，汉封昌邑王贺为海昏侯，今名游塘城，即此地也。或云城头乃旧城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七《江西》二称：“樵舍驿，府西北六十里，近昌邑王城，有巡司。”另一说海昏侯墓并昌邑城在建昌北面，如康熙《建昌县志》卷九《杂志·丘墓》：“汉昌邑王墓，县北六十里。”同治《建昌县志》志卷十二《杂类志·茔墓》：“海昏侯刘贺墓在县西北六十里昌邑城内，有大坟一所，小坟二百许，旧称百姥冢。”《一统志》则二说并存：《南昌府二·古迹》称“昌邑城在新建县西北六十里慨口”，即于南昌北面；《南康府二·陵墓》又称“昌邑王墓在建昌县北六十里昌邑城内，有大小二冢”。 细考这两说的根据，或都来自宋人的记载。“郡城北”说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六：“昌邑城，在州北，水路一百三十七里。”即指在今南昌市北面。“建昌北”说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五载：“昌邑王城。《豫章职方乘》云：'在建昌县北六十里，汉昌邑王后废为海昏侯，此其处也。’”卷二十六又云：“昌邑墓，在昌邑城内，昌邑家人藏其处也。今有坟二百许，有石辟邪，一在道侧，土人谓之石马。”即指在今永修县北面。孰是孰非，在没有确切资料证据时，难以定论。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园东北侯国“紫金城”遗址的考古成果，则极可能对上述两说予以否定，尤其是“建昌北”说。 该说《豫章职方乘》作者是系黄庭坚外甥洪刍。洪刍（1066—？）《宋史》无传，“其家自五季离乱，由丹阳徙南康之建昌，遂为邑人”。作为北宋建昌县人，又曾结社南昌、与诸多诗友唱和往来的洪刍，应当不会将家乡古迹方位搞错。可是，对照考古发掘海昏侯墓园和侯国城邑遗址，《豫章职方乘》的记载显然可疑。北宋时，建昌县治已移至今永修县艾城镇附近，海昏侯国城邑遗址在艾城东南面，其北面也没有古城遗址的迹象。故洪刍“建昌县北六十里”恐为“新建县北六十里”之误。新建县乃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从南昌县析置，其境域包括今南昌赣江以西及以北原建昌、奉新等地16个乡，正好处于南潦河下游古海昏地片。其时，新建县治与南昌县治同附州（郡）城郭，方位在海昏侯国城邑遗址南80千米。洪刍出生在新建置县后85年，因建昌家乡情结，加之两县名中都有一“建”字，他把“新建县”笔误为“建昌县”也是有可能的。虽然道里数相差较远，但果如此，就与“郡城北”说基本吻合。所以，昌邑城当在南昌城北面数十里处的慨口附近，而不是在建昌县（今永修县）以北的某一地方。 其实，雷次宗《豫章记》佚文“昌邑王贺既废之，后宣帝封海昏侯（东）就国，筑城于此”，本来就没有记载所筑之城的名称和城的具体方位，只是说刘贺就国豫章时，在当地建筑了海昏侯国的城池。而《豫章记》另一条佚文则指出了该城与慨口的地理关系：“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结合南潦河的流向判断，该城在当时缭水下游与赣水交汇处附近，这既不在今潦河与修河汇合的永修县境内，更不可能在永修县城以北。可见，以上有关历史文献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记录，都应以考古发现的海昏侯墓园为坐标，按照“二重证据法”的原则重新审视。唐宋以后文献上的记载，包括所谓“昌邑城”、“昌邑墓”、“游塘城”等名称，都有可能是后世对海昏侯那一段历史记忆的文化再造，尽管这些遗迹也是海昏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却可能与西汉海昏侯刘贺没有直接的关系。 即使如“郡北说”昌邑城即游塘城，游塘位于新建区昌邑乡，在海昏侯墓园和“紫金城”以东偏南直线距离约10千米处。经考古调查，游塘城属于战国至东汉时期城址遗迹。这个城址是否与刘贺有直接的关系，尚无有力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可兹佐证。但有一推测，所谓“昌邑王城可能是刘贺初到豫章时的临时立国之处”。如这一推测得以成立，游塘古城则是海昏地区原有聚落之一。刘贺封侯就国迁到海昏之后，或许首先在这一聚落立足暂住，然后再于此西北处筑造城池宫室，即今考古探测到的海昏侯国城邑“紫金城”。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的成果和初步探明的“紫金城”遗址，与雷次宗所说昌邑王所“筑城”的地望基本吻合，而郦道元采纳了他的说法，才会直接称之为“昌邑城”。如不通过考古发掘，这段历史公案在文字上永远不能了结。 至于“昌邑城”或“昌邑王城”何时得名？目前也未见直接的文字记载。不过，从常理来推论，“昌邑城”之名不可能产生于西汉时期。古人对此“昌邑城”之名已有针砭。据原京师图书馆藏康熙《建昌县志》（影印本）卷一《舆地》注“东汉豫章郡二十一城”“海昏侯国”下云：“海昏侯国在今芦潭，城石累累，犹有存者。而《豫章记》言在昌邑城，则今新建县之昌邑聚也。然汉书宣帝既[惮]忌贺，贺不得开大门。吏一人为领钱买食物。贺就侯国，尝与外人交通语言。太守以闻，削户[三]千。然则虽封列侯，而实与鏂贺无异，势不······复于海昏蒙王号城其封邑，得出入自由······。又云：贺乘流东望，慨叹而还，故名其地曰慨口。由前书考之，凡此云云，疑非实事。”此方志注家目的是否定昌邑城为海昏侯所筑，以此证明芦潭是海昏城所在。虽然芦潭为海昏城之说并无历史文献依据，但其曰刘贺不可能“蒙王号城其封邑”、以及慨口不可能得名于刘贺云云，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论断。昌邑城很可能是在东汉末年，由海昏地方豪强依托昌邑王故事，借以反抗东吴统治所附会而来。海昏侯后人当然也希望以昌邑王身份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把海昏侯国城邑称作“昌邑”。故“昌邑”跟“海昏”一样，都属于历史文化的记忆，在当地流传久远。 在新建区昌邑乡游塘村西南约5千米处，距西北面的海昏侯国城邑聚落遗址10千米左右，还有所谓昌邑山。昌邑山呈长条形山脉，从横赣江西支东岸，南北绵延起伏7.5千米，东西宽仅为1千米，共有16个小山头，海拔高程37米，从地形地貌而言，并无特别之处。昌邑山早已成市镇聚落，清代有“昌邑聚”之称，今为昌邑乡政府所在地，又名昌邑街。 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三曰：“周必大《干道庚寅奏事录》云：'庚戌解维，过樵舍镇，宿昌邑山；辛亥抵吴城山。’《通志》有吴城山，无昌邑山。按：昌邑山，本以昌邑王经此得名。《水经注》：'僚水东北经昌邑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昔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东望，辙愤慨而反。’即今昌邑巡检司治也。《通志》乃引《豫章记》谓：'昌邑王就国，筑城于此。’误矣。《古今记》：'昌邑王城在海昏县。今建昌也。’”同治《新建县志》卷五《舆地》：“昌邑山在城北一百二十里。初不悉名何山，以昌邑王贺得名。”可知昌邑山之名更为后起，大约在南宋之时。具体起名于何时，已难以考证。但其得名与昌邑故王海昏侯刘贺显然有密切的联系。 明《一统志》、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及后世方志，又均记载新建昌邑山有王中尉庙或王中尉祠。“王中尉祠：在昌邑山，祀汉王吉，以其尝谏昌邑王得罪，死于海昏。”王吉是西汉中期以为兼通《五经》的大儒，曾任昌邑王国中尉。“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王吉上书劝谏。“王贺虽不尊道，然犹知敬礼吉”，“其后复放纵自若，吉辄谏争，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可见，王吉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刘贺被霍光安排作昭帝继承人为帝的27天中，王吉又多次教导、劝谏刘贺要按照汉朝礼仪行事，要其对握有实权并迎立其为帝的霍光“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正因如此，在废帝事件中，王吉被免死罪，后又两度重启为官，第一次因上书宣帝，被认为迂阔，“吉遂谢病归琅琊”；第二次在元帝即位后又接受朝廷征召，“吉年老，道病卒”。他因“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因此，他既不可能死在海昏侯国，也不可能由家人为其在豫章立祠。王吉祠庙很可能跟昌邑山得名互为因果关系，当是后世当地人因刘贺封侯海昏，感念王吉与刘贺在昌邑国有君臣之义，而在昌邑山立祠庙纪念；或为先有王吉祠庙，再因其与刘贺的关系而将设立王吉祠庙的无名山称之为“昌邑山”。此外，新建区昌邑乡有可能也因昌邑城或昌邑山而得名。前揭康熙《建昌县志》云“《豫章记》言在昌邑城，则今新建县之昌邑聚也”，但此说于今并未得到考古调查材料的支撑。昌邑聚即昌邑山，今昌邑乡政府所在，又称昌邑街。此地距昌邑乡游塘村古城遗址尚有大约8、9千米之遥，且未发现其他古代城池遗迹。依此解说《豫章记》昌邑城所在，或有望文生义之嫌，虽不足为据，但也反映了昌邑乡因山得名之文化渊源，亦系来自昌邑城的附会。所以，昌邑城、昌邑山、昌邑乡这些反映古代记忆的地名，都应是魏晋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历史重构，却赋予了海昏地区的文化生命。 二、海昏上缭、“上缭壁”与“上缭营” 根据《水经注》的记载，缭水、上缭水、海昏江是指同一条河水。缭水这一专有名词，显然是这一流域逐步汉化之后，才具有的汉语名称。一说“其形势绕折，故名缭河，后改写潦河”。“缭”的本义固与“绕”同，然“缭”亦为表音字。上缭，《陈书》作“上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四注奉新“上牢水”曰“上牢，盖上缭之讹也”。实因“缭”古音同“牢”而通假，故文献中也写作“潦”、“僚”、或“遼（今简作辽）”，用作此水名、地名，皆与“缭”同。由音及义，“缭”又与“涝”通假，与“潦”的含义更为接近。缭水或因形容海昏江洪涝泛滥无常而得名，作“潦河”更名副其实。直至上世纪70年代，南潦河因多次筑坝、围堰等水利工程，才使这条曾经汹涌的河水逐渐安静了下来。从缭水之名可窥见当年海昏区域社会地理之一斑。 先秦时期，缭水流域为古越人的居住区。然而，“上缭”之名显然已经是具有方位含义的汉语名称，反映出汉晋六朝时期汉文化对海昏江流域的社会影响。 首先，“上缭”最初应指缭水上游。《通鉴》胡三省注“上淦”云：“班《志》，豫章郡有新淦县。应劭《注》云：淦水所出。上淦，盖淦水之上流也。”同理，缭水上游亦可称之为“上缭”，盖指“缭水所出”。这从《水经注》的记载，亦可证其得名于缭水发源之地望：“又有缭水入焉。其水导源建昌县，汉元帝永光二年（笔者注：当为东汉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缭水东迳新吴县，汉中平中立。缭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通鉴》胡注：“永元中，分海昏置建昌县。上缭，在建昌界。”这一记载表明，缭水从古建昌发源，流经新吴抵达海昏，但因建昌、新吴都是从海昏析置，缭水上游本即海昏江之源头，故将流经此3个县的缭水又称作“上缭水”。 其次，“上缭”可能与缭水流域地势高于鄡阳平原有关。孙策曾欺骗刘勋攻打上缭说：“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其上下之分表明缭水上游在地势较高的山区，其下游在鄡阳平原与赣水汇合。至今海昏侯国遗址所在地新建区大塘坪乡、铁河乡、昌邑乡和永修县吴城镇（历史上属于新建）一带，因地势低下仍称作“下新建”。南潦河闾尾在未断流、改道之前，缭水从安义万埠“分为二水”处经建昌境内东南行，流经下新建，自慨口入赣江。自上而来，流入下新建的缭水，在《新建县志》中仍旧称作“上僚水”，上下关系概因地势使然。 再次，“上缭”亦指海昏江（缭水）流域中某聚落。秦汉统一以后，豫章郡已逐步融入中原文化，但发展仍不平衡。豫章既为汉与南越、闽越接壤，又为古越族聚居区，海昏上缭古越后裔豪酋对汉朝而言，仍属于需要防范的土著集团势力。在汉文化语境之中，又有杂糅古越语和汉语的“海昏上缭”之称。这可以视作这一古越地区汉化进程中的越汉语词合一表达，专指海昏古越后裔集团聚居区。本具有海昏地理区片方位含义的“上缭”或“上牢”，到东汉末年又成为地方豪强的代名词。 东汉末年，海昏山区的土著宗民豪强，乘天下大乱之际，也一度形成区域割据。“时豫章上遼宗民万余家在江东，（孙）策劝（刘）勋攻取之”。裴松之注引虞溥《江表传》曰：“勋粮食少，无以相振，乃遣从弟偕告粜于豫章太守华歆。歆郡素少谷，遣吏将偕就海昏上缭，使宗帅共出三万斛米以与偕。偕往历月，纔得数千斛。偕乃报勋，具说形状，使勋来袭取之。勋得偕书，使潜军到海昏邑下。宗帅知之，空壁逃匿，勋了无所得。”“宗帅”即宗民首领，可见海昏上缭宗民势力依靠坚城壁垒聚族而居，形成与北方中原地方的坞堡相类的豪强庄园。海昏县在刘宋被并入建昌以后，这一带豪强割据势力仍然猖獗。南朝梁、陈之时，南川豪酋余孝顷居然在太清三年（549）一度被湘东王萧绎任命为豫章太守，后改南豫州刺史，主要依靠其强大的水师武装。《南史》记载：“时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萧）勃，遣其弟孝劢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今南昌市红谷滩区赣江边有石头口，原属新建区）。······孝顷有舴艋三百艘、舰百余乘在上牢。”新吴属今南潦河中下游奉新县，可见余孝顷上牢水师主要部署所在。后来余孝顷战败被俘降陈，其子余公飏，弟余孝劢、余孝猷依然拒守新吴，但终至失败。由此可证上缭（上牢）的核心地带在新吴一带，与西汉海昏县同属于一个区域。 然而，据地方志记载，明清时期建昌县（今永修县）境内亦有上缭营，相传即汉代的上缭壁。康熙《建昌县志》：“上缭营，县东南十七里，汉昌邑王所筑。亭上下有居人二百余家，尽皆刘姓，疑贺所招致。其址久为民地。”顾祖禹也谨慎地用“相传”笔法引旧志云：“上缭营，在（建昌）县南十七里，相传昌邑王贺所筑。今皆为民地。”《江西通志》《南康府志》等记载类此，有更为具体地望“在丰安乡”，“旁有亭，上下居民二百余家，皆刘姓，疑贺所招致。其址久为民地。”王谟考录：“今上缭营，即所谓上缭壁也。一作上僚。”但是，所谓“上缭营”疑点颇多，未必就是两汉三国时期的上缭壁。 一是明清时期建昌县治艾城东南是修水下游，地势平坦，今多为河湖港汊，并不险峻。两汉六朝之时，鄱阳湖尚未形成，这里水势较弱，更显四战之地态势，不是筑城防守的要害之处。而刘晔谏刘勋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与明清方志所记载的上缭营，地貌特征有明显差异。 二是上缭壁乃三国时期土著“山越”宗帅坞堡壁垒。顾祖禹言“盖是时，县民数千家相结聚于上缭，推刘氏一人为主，谓之宗帅”，未见其所引证汉晋六朝文征，如若可能，也只是“山越”人借重刘汉皇家大旗而已，故山越人的上缭壁“相传昌邑王贺所筑”就不可靠。已有方志编撰者发现这一疑点，按曰：“宗部者，僮芝之党，庐陵、鄱阳皆有。史谓江南宗贼是也。而《志》云姓刘，又疑贺所招置，非是。”从汉晋到明清，物换斗移，当地家族早已不是两千年前之宗族，犹如今海昏侯国遗址附近村落，也多为明清以后外姓移民。明清时建昌县上缭营自然不会是刘贺所筑，更不可能是刘姓宗室一脉相承上千年之久。 三是所谓“上缭营”虽然专名号称“上缭”，但通名为“营”，跟《三国志》所载“上缭壁”迥然有异。营、壁虽然都有军事驻扎、防守工事的含义，但“壁”更侧重在防守工事之义，如《史记·项羽本纪》：“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到汉末魏晋时期，则演化地方豪强庄园半军事化社会组织。而营多指军队驻扎、行军、征战时的军事组织单位。《后汉书·刘盆子传》：“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后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即军营、兵营。光绪《建昌县乡土志》卷五《建置志》将上缭营与石姥营、镇遏营等一并归于“堡属”，虽然都与两汉魏晋时期海昏文化相关，但很可能是因后世驻军附会史事而得名。 此外，从汉末至隋唐，建昌县沿革变化较大，一是“废海昏，移建昌居焉”，即废除海昏县建制，原海昏户口土地并入建昌，建昌县治从缭水上游移至缭水中游原海昏县，建昌县地望发生了变化。二是新吴县原本即从海昏、建昌分出，但“由汉以来，三废三置”，数度属于建昌县的范围，建昌县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缭水流域。三是隋代建昌县还曾并入西安、豫宁（一作豫章）、永修等古县，地理范围曾达到修水流域。四是唐初建昌还一度设置南昌州总管府，辖区包括今奉新、靖安、安义、武宁和修水诸县，虽然时间不长，但其治所很可能因此而由缭水中游迁移至今修河下游的永修县艾城镇附近。这样，建昌所辖就包括了古代海昏文化所辐射的整个区域。后世只注意东汉缭水流域的建昌县，未明隋唐建昌县向修水流域发展，故将汉晋时期海昏上缭壁移植到唐宋以后的建昌上缭营，也就是将东汉至唐初缭水上中游的建昌县，当成唐中期以后缭水和修水下游的建昌县，并将包括上缭壁在内的诸多历史记载，跟建昌县历史遗迹联系在一起，变成了今天永修县境域中的文化记忆。明清时期的建昌上缭营或许就这样被附会为汉魏时期的海昏上缭壁！ 三、“磐山”、“太史城”与“建昌故城” 磐山，传说得名于东汉末年刘磐。同治《奉新县志》云：“磐山，在县治西二十里。山势蜿蜒，踞水陆之冲。汉建安八年（196），刘表从子磐，数为寇于艾（今江西修水）、西安（今江西武宁）诸县，尝据此山。”光绪《江西通志》曰：“磐山，在奉新县西二十里。山势蜿蜒，踞水陆之冲。汉末刘表从子磐尝据此。故名。”磐山之名文献亦作“盘山”，之所以能名垂青史，却因附近的太史城。《太平寰宇记》载：“太史城在（奉新）县西四十里。后汉末，太史慈创置。周回三里。西南有城角山，东南有盘山，北枕江水，其地险固，基址尚存。”又载：“太史慈墓，在（南昌）县南；县西磐山有太史城，皆其用武地也。年四十一，葬于此。”据此，盘山被当成海昏历史地名，与东汉末年豫章形势有关，其事见《三国志》。建安初，孙策在统一江东战争中势力抵达豫章郡，威胁到荆州长沙的刘磐。刘磐主动出击，“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诸将拒磐。磐绝迹不复为寇”。“孙权统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206）卒”。乐史言太史慈墓在南昌县南，同时又说“县西磐山有太史城”，并将盘山太史城列于奉新县下，故磐山虽在南昌县西，实则宋时其已在奉新县境内太史城东南，两处所言太史城当为同一地望，因“盘”与“磐”通假，“磐山”即“盘山”。 今奉新县赤岸镇洪塘村西北1.5千米南潦河南岸的田塅中有村庄，仍名为“盘山”。村民多为李氏，系武宁县磨刀村迁此，至上世纪80年代已延续23代，130户567人。据实地考察，盘山地理坐标东经115°18′27.0″，北纬28°44′21.2″，北靠南潦河，有X537县道沿河经过；南面是农田和沟渠，稍远处为若干丘陵，最近土丘相对高程约十余米。盘山东距奉新县城冯川镇约10千米，与方志所载基本吻合，即其所言“磐山”处。但这里地势平坦，即所谓田塅，同治县志说其“山势蜿蜒”，不知所据何在。如指盘山村西南面山丘，则今已不存“磐山”之名，附近既无所谓城角山之名，也未作太史城遗址勘探，地表已无乐史所言“基址”。 盘山村北面沿河地势较高，有一现代桥梁跨河而过，古代当有渡口之便：“磐（一作盘）山渡，在县西二十里，汉刘磐驻兵之地。”“安兴渡，在磐山之河北，县西二十里。”磐山既然紧靠水边，刘磐若驻兵于此，有可能只是滨水垒土筑城为山，被称之为“磐山”，后又作“盘山”，其历史记忆与太史城紧密联系。太史城亦称太史慈城，按乐史记载，北宋时“基址尚存”，清代地方志则曰：“太史慈城，在县西二十里。吴建昌都尉太史慈筑城于此，以拒刘磐。周回三里，俗呼磐山。每风雨过，人多于其地得青石箭簇。”故此又有奉新十景之一“磐山遗簇”之称。这一段文字综合了《寰宇记》和后人的记载。“周回三里”系沿乐史所言，按宋制，三里当超过1200米，城的边长平均在300米以上，相当于秦汉时期一个县城的面积，作为临时军事据点似乎太大。由此推断，东汉末，太史慈在刘磐占据的山头附近筑城，与刘军对垒，后太史慈击溃刘磐，占领了刘磐城堡，同时将两处城扩大营建作它用途（详下）。这一带因太史城和刘磐均有筑城，宋代尚有遗迹，故宋人分称太史城和盘（磐）山。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一带为古战场并非空穴来风。惟乐史称太史城在盘山西北，而今盘山北面紧靠南潦河，太史城亦“北枕江水”，故太史城很可能也在今盘山村上游南岸偏西北位置。但历经1800余年的河水泛滥冲刷和旧城废弃，沧海桑田，城址早已不存，故清代方志称太史城这一带“俗呼磐山”，实已难确定太史城具体地望，仅留下古战场遗迹。尽管如此，磐山太史城在海昏历史沿革中却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首先，太史慈之所以能够消除西来刘磐的骚扰，固然须凭险据守，更须组织力量反击。太史慈颇了解古越后裔“山越”民情，他曾“因进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而“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亦为山越人聚居区。“以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即派太史慈将建昌都尉府设于海昏县治，也就是控制古越后裔的中心区域，让太史慈能够以建昌都尉的身份号令修水、缭水流域6县民众。太史慈很可能也是利用这一有利地望，通过剿抚并用的手段，树立起在海昏山越宗帅中的权威，才能抵御刘磐的进攻并取得胜利。建安八年，“山寇复动”，“孙权统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继续命“太史慈领海昏”，镇守一方，直到建安十一年（196），太史慈死于任上。太史城是其重要军事活动据点。 其次，太史慈既为建昌都尉，从孙策时“治海昏”到孙权时“领海昏”，说明他曾经是海昏地区的最高军政首长，建昌都尉的治所在海昏县而非建昌县。这是因为东汉建昌县地望在缭水上游今奉新百丈山区，处于都尉辖区边缘，山高水陡，显然不便与各县交通指挥；而海昏县邑在今万埠镇下游南潦河“分为二水”处，是沟通西部山区与东部平原的通衢。从刘磐寇略路径来看，其军从西向东沿修水、缭水上游而下向豫章腹地鄡阳平原进攻。太史慈在缭水中游盘山处筑城，说明缭水上游的建昌县亦如艾、西安一样已被刘磐寇略，而海昏县治尚未沦陷，故太史慈只能在缭水中游的海昏县设都尉府，同时扼守盘山津渡，构筑御敌屏障捍卫海昏及下游豫章郡核心区鄡阳平原，最终反击致胜，将刘磐击退。 再次，虽然太史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但其于盘山所筑之城实为拒刘磐之前敌指挥所。太史城筑于盘山附近，而盘山盖因刘磐所据山丘筑城而得名。太史慈击退刘磐后，占领磐山，为继续完成孙权所“委南方之事”，将本两军对垒之城扩大营建，使之成为缭水上游流域治理中心。后此处一度或为建昌县治，又被称为“建昌故城”，反映了建昌县在沿革中，其县治从缭水上游迁至缭水中游的一段历史。 建昌是海昏第一个析置的县。析置的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区户口的增加，为加强征发赋役和社会控制的需要。东汉永元年间（89—105），海昏地区就因户口增加而分设建昌县。雷次宗《豫章记》载，“后汉永元中分海昏立建昌县，以其户口昌盛，因以为名”，说明海昏一带族群势力雄厚，须将其分置不同县域管理，实现加强社会网格化管理，达到强化赋役征派之目的。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后，东汉朝廷已经名存实亡。各地军阀豪强亦拥兵自重，群雄割据、逐鹿中原。其时，豫章郡在各路诸侯征战的夹缝中，维持表面上的汉朝行政管理，但缭水流域一带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豫章郡的行政控制。处于汉化之中的海昏山越人，亦利用丰厚的渔、稻等粮食资源聚族而居，并凭借河谷丘陵、港汊纵横的有利地形坚壁自保，俨然为局地族群割据势力集团，这就影响到豫章郡赋税徭役的征派。前揭豫章太守华歆派吏将到海昏上缭征派三万斛，数月内仅得数千斛，说明海昏上缭诸宗帅早已不服从郡县赋徭调派，对朝廷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一旦遭遇强制征讨，便弃其坞堡，坚壁清野，逃匿山林，成为所谓“山越”、“山寇”，彻底脱离名义上的郡县控制。 所以，缭水流域的海昏古越后裔，为维持本身利益不受侵害，难免与朝廷郡县利益发生冲突。进一步分割海昏行政区划，强化这一地区户口的网格化管理势在必然。于是，新吴县也在“后汉灵帝中平中（184—189）分海昏县置”，其目的与原来分设建昌县一样，也是加强对豫章郡西北部社会的行政控制和赋徭征发。建昌都尉所辖地域实际上包括了原西汉海昏县管辖的绝大部分户口，在辖区内包括6个县域，达到了分征赋役、统一调度的军事行政目的。 建昌都尉的设立，并在太史慈指挥下降服海昏“山寇”，击退刘磐进攻，使建昌声名大振。但建昌县治仍居于促狭的缭水上游山区，或不足以与其地位相配，有必要向缭水中游迁移。东吴黄武七年（228），孙权三子孙虑受封为建昌侯，其封地在缭水中下游，今安义县城东4千米处凤凰山上有孙虑城，距离缭水下游海昏县治地望所在的万埠不足8千米，实际上也处在西汉海昏县中心区域之内。东吴建昌侯即相当于东汉海昏县侯。南朝刘宋时期海昏县之所以并入建昌县，也许与东吴曾设立建昌都尉、建昌侯有关。在今修、潦两河流域，有关太史慈拒刘磐的历史传说和文化遗址非常多，除了有太史城外，多地还有太史慈墓、顺应庙或感古庙等，幕埠山也传说是太史慈“督诸将拒磐于此山，置营幕，乃名焉”。类似文化遗存或地名，显然不会都是汉末三国时即建造留存下来的，有的很可能是后世为纪念建昌都尉那一段历史的文化回忆，也说明太史慈在这一带影响至深。从文化上来说，这代表着海昏地区古越后人逐步融入江东日渐成熟的汉民族文化之中。在东吴对“山越”的剿抚和东晋南朝割据政权交替统治中，海昏人失去了以汉朝正统贵族自居的文化优越感，土著的古越后裔将对汉朝的尊奉，转化为地方社会对汉文化各朝廷迭代的心理认同。海昏地区的建昌都尉旧址成为新时代海昏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以建昌取代海昏只是时间问题。 太史慈死后，程普曾继任建昌都尉，但建昌都尉建制的撤销时间未见记载，都尉府当一直设在海昏县，直至吴亡。这对海昏、建昌两县沿革影响至大。南朝刘宋元嘉二年（425），“废海昏，移建昌居焉”，说明建昌县的地位已经超过海昏县。或因原建昌都尉已在海昏县确立其实质性治理，故海昏县建制被撤销，其户口土地并入建昌，以匹配实际上已经十分壮大的建昌县。建昌县则理所当然地从原县治迁入原建昌都尉府，即海昏县治。《一统志》据此认为建昌“徙县治海昏，而故城废”，奉新盘山太史城“盖即建昌故城也”。王先谦也认为此处“盖即建昌故城也”，江西省、南昌府及奉新县各级地方志均如是记载，今人钱林书亦持此说。故盘山太史城曾为建昌县旧治，几成公论。不过，盘山太史城很可能在拒刘磐之役之时，即代行建昌县治之职，因刘磐或已占据缭水上游建昌县。由此或可证，由于当年刘磐一度占据缭水上游建昌早期县治，故在太史慈击退刘磐之后，从战略地位考虑，便正式将建昌县治迁至今奉新盘山经营建设，为其第2个县治，建昌从缭水上游新吴西面移至下游新吴东面。到刘宋废海昏时，建昌县治又迁入缭水“分二水处”，今安义万埠、东阳附近，原汉代海昏县城，为其第3个县治。最后，或于唐代迁到今永修艾城附近，为其第4个县治，直至建昌县于民国二年（1913)更名为永修县，县治才于1949年迁入今治涂埠镇。文献对于古建昌县治地望的明确记载，除了清人对奉新盘山太史城的考据之外，尚有两宋时期《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文献在今永修艾城附近的记录。当然，建昌县治地望及其变迁尚有缺环需要弥补，而考察“建昌故城”之说或为其关键。 以上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昌邑城（昌邑山）、海昏上缭（壁、营）、磐（盘）山和太史城等历史地名的辨析，可知今新建、永修、奉新、安义、靖安和武宁等县（区）中诸如此类的海昏文化遗址遗存，有相当一部分内涵，如同“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一样，仅为海昏区域中的文化记忆。它们既有海昏区域历史的背景，又有后人对当地历史文化的解读，但未必都与其象征的那一段历史过程吻合。因此，研究海昏历史文化，应当对如是历史地名或文化遗存开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基础性工作，或能进一步揭开海昏文化在历史记忆中的关键密码。 作者：赵明 来源：《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10卷 选稿：潘 薇 编辑：黎淑琪 校对：宋柄燃 审订：郑雨晴 责编：计梦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