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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料里挖掘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出于组建自己班底的考虑每一个帝王上位后做的第一件事都是大封功臣。这不仅可以减少执政阻力，还将达到团结大多数的目的。 任何时候将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都百利无害。 同时因为身份的转变，（曾经是一条战壕的生死兄弟，现在是一个朝堂的君君臣臣。曾经可以拍着对方的肩膀放浪形骸，现在需要北面事君言必称臣。）立场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化，甚至会走向对立。所以在帝王大封功臣的同时往往也会给这套班底留下致命的缺憾。 李世民也一样！ 于是我们看到贞观元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太宗对诸位功臣说：朕对各位论功行赏，恐怕不会满足所有人的期望，有不同意见的请畅所欲言。 宗室代表李神通率先站了出来： 臣是第一个响应义旗的，战场上厮杀拼命，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耍笔杆子的文人，却功居第一，我不服！ 李神通的反对可谓正中下怀，李世民会心一笑说道：义旗初起，每个人都有心归附，叔父虽然第一个率兵响应，但不曾亲临前线杀敌。山东未定，委派叔父亲自征伐，却被窦建德团灭。刘黑闼纠集残部，叔父又望风溃败。房玄龄等人虽然没有亲自杀敌，但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之功，就像汉代的萧何，所以居功第一。 李世民这一番数落，李神通自然闭嘴，但心里从此对房玄龄等人还会有好感吗？恐怕一看到房玄龄就会想起李世民大庭广众之下对他的奚落。 除此之外，心存不满的武将还有同为居功第一的尉迟敬德和侯君集。尉迟敬德在贞观三年被排挤出京任襄州都督；侯君集于贞观十七年参与李承乾谋反在太宗求情的情况下被房玄龄等近臣明正典刑。 看似房玄龄等文臣赢了，但他们却始终存在致命缺陷，这个缺陷便是军方背景。不管是李神通还是尉迟敬德抑或侯君集都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因此注定他们在面对太宗时只能唯唯诺诺，翻遍史书，找不到任何一句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人对李世民的劝谏之词。甚至房玄龄一辈子小心翼翼对李世民言听计从，但还是偶有小过便被黜没在家。到了贞观23年临死前才敢上书对太宗亲征高丽提出反对意见。 李世民从登上皇位开始，他就一直有意无意的让文武对立相互制衡。这种局面，可以让他南面安坐，垂拱而治。 到了李治时代，接替房玄龄的人是长孙无忌。但这是李世民生前就安排好的。同样与长孙无忌尿不到一个壶里的武将有李道宗，薛万彻，李世绩！ 注意，这三人都是太宗口中的当世之名将。应该是留给李治为其抵御外侮保驾护航的，但李道宗和薛万彻却被牵连进房遗爱谋反案，不得善终。 现在就剩下一个李世绩，在太宗的临终安排里他也是日后要被李治重用的人。所以长孙无忌一直以为李世绩和他是一条心。没成想这千年的狐狸万年的妖，李世绩不仅在反对废后的关键时刻称病不至，放了长孙无忌等人的鸽子，还在李治征求他的意见时说出了那句震惊千古的“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话，妥妥的给了长孙无忌一记闷棍。 有了军方支持不仅坚定了高宗废后的决心，还间接导致了长孙无忌的悲惨结局。 可以看到太宗一手导演的文武对立，不仅保证了政权的稳定，还杜绝了强臣的出现。 可能有人会说，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唐太宗怎么会如此不自信，去玩这种手段？ 凡是出色的帝王绝对是精通制衡术的高手。看看李世民时期三省长官的人选便可窥知一二。  尚书省总揆百司，虽然是执行机构但国家的治理，政权的运行，政策的下达都得经过它，所以权力极大。所用之人都是出身秦王府的旧臣，是李世民的老班底。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 然后中书省，早期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负责诏令的起草。由汉武帝首创，它设立的初衷就是绕过丞相直接对皇帝负责等于架空了相权。因为是皇帝的近臣所以到隋唐就成了实质上的宰相。所任用的人是新提拔的寒族，如岑文本，刘洎，马周等。 为了防止中书省权力过盛，于是有了门下省。拥有对中书省起草的诏令的封驳权，也就是门下省觉得中书省送来的诏令不妥时有权驳回，门下省不署名这诏令就无效。所任用的人是建成旧党，如魏征，王珪，韦挺等。还有行使监察权的也大多是建成旧党。 三股势力有着天然的矛盾，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谁也不可能一家独大。 特别是李世民这种得位不正的帝王，不管他愿不愿意，为了防止别人走他的老路就必须想方设法保证政权的稳固。而制衡术便是有效手段之一。 让两边斗争你当裁判，你就是安全的，因为只有裁判才掌握判决对错的话语权。 不管在任何时候，人心的统一都是最难的，一个观点不可能所有人都赞同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反对，所以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 在帝王眼里，他们乐于不同的势力互相碾压，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成为高高在上的吹哨人。 不要觉得内斗会损耗元气，不利于发展，可控的内斗叫竞争，不可控的才叫内耗。而善于此道的帝王从来不觉得朝廷的内斗会超出他的控制。 所以一旦内斗不可控，他便会举起屠刀，斩断他认为的祸乱之源！ ➕星标点个『在看』和『关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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