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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群是日本人最忠实的一条走狗，结果却是被他的主子所毒毙，这是一件非常曲折离奇的事。因为与我在这个时期的活动有关，而且这件事发生后，不仅轰动一时，还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我想把这一事件的全部经过详细谈一谈。 李最初是在上海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中当丁默邨的副手，不甚被重视，后因日本人对他特别喜爱，不久，便把丁挤走，由他负责领导特工总部。以后，这个特务机关几经改组，由特工总部改为政治保卫总局，再仿照重庆戴笠领导的军统那样，改组为调查统计部，一直是归他负责。 在那几年中，他在沦陷区横行不法，任意捕人杀人，谁也比不过他，许多人都把他看成蒋介石统治区的戴笠。因此，戴笠也特别重视他，一直要我多与他接近，随时想要与他合作，好利用他在沦陷区的特权，配合军统去进行反共活动。 他在汪精卫手下的确称得起一员反共大将。在反共方面，他是竭尽了全部气力，除搞过清乡活动外，平日对共产党人的捕杀，几年中数以千计。他常以此而自豪，不仅受到日汪的称赞，连蒋介石、戴笠也很赏识他。 军统在上海先后暗杀过唐绍仪、傅筱庵等大汉奸，如果要暗杀他，我是随时可以帮助他们。但戴笠却只要我尽力争取他，几年来都很有耐心。 李士群之所以不愿与重庆发生联系和戴笠进行合作，是有一定原因的。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几年间我听到他从正面、侧面谈过不少。他过去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地位很低，远不如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邨等人，人事关系也很少。他投敌后，才一下子爬了上来，升到部长职位。同时他也杀过不少军统、中统的特务，结仇很深。所以他一直认为只有依靠日本人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于日汪对他的倚重，他的野心越来越大，并且日渐骄横。特别是他和江苏省长高冠吾闹意见，日汪全力支持他，将高调走，由他取代江苏省长后，便更认为自己了不起。此前他就和周佛海在经济上争权夺利闹得很凶，后来对周更是满不在乎。尽管两人表面上来往似乎很亲热，骨子里却是仇恨很深，最后发展到彼此都以杀掉对方为快。 我和他们两人关系都不错，周因与重庆有关系，自然更深一层。他们两人闹意气，经常是向我投诉，我则两面敷衍，两面挑拨，以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过有一点我比较有分寸，那就是我了解到李士群的部下准备对付周佛海的时候，就告诉周多加警惕；而当我知道周和丁默邨、罗君强、熊剑东、杨惺华、杨淑慧等准备对付李的种种情况，却不去告诉李。因为李如果首先动手把周佛海等人杀掉，对我的工作是不利的。只有这一点，我一直对李保密，不敢有丝毫泄露。 我争取李士群花了几年工夫而无结果。到了1943年夏天，重庆才下决心除掉他。蒋介石认为李士群不肯听从指挥，是一个大障碍。所以戴笠便向我提出杀李的问题。 我接到戴笠这个电报后，仔细考虑了很久，向他建议杀李可采上中下三策：下策可立即进行，中策要花点时间，上策则应等待机会。所谓“下策”，是由军统特务去执行狙击。当时李的行动虽然很鬼祟，随时提防别人杀他，但我却可以随时了解他的情况，不仅能随便出入他的办公处和住宅，甚至可以在他上海愚园路749弄68号家中请客吃饭，他也从来不防备我会搞他。 当我的身份公开以后，不少人替我担心，怕出问题，他曾很坦率地向我表示过：“你是渝方代表，在我们这里，我有责任保护你。两国相争，尚且不斩来使，何况我们交情这么深，你大可放心，我保证我的部下没有任何人会敢来对付你。”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和他在一起，也和与戴笠在一起一样，他处处都能照顾我。所以我认为如果由军统特务去暗杀他，这是下策中的下策。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部下要对军统进行报复，彼此杀去杀来，一定有不少人要被牺牲。老实说，对我也很不利，别人都会疑到与我有关。 我提出的“中策”，是利用他和汉奸之间的内讧来除掉他。这样可以避免我的嫌疑，而且可以挑起他们之间一场仇杀。当时不但周佛海这一派的人对他早已不满，就是许多伪军头子也因清乡期间彼此争功争宠，仇恨很深。我只要花点工夫，挑起这些人去对付他，是很有把握办到的。 我认为“上策”中的“上策”，是利用日寇和他的矛盾去杀掉他。这是一个不露痕迹，也没有人敢找麻烦的办法，这对以后拉拢汉奸会更加有利。不过这个上策，却不是那么轻易能办得到的。 戴笠接到我这一建议之后，考虑到我的处境，就把这一任务交给周佛海去执行。不过戴并没有告诉我，而是周佛海告诉我的。 周接到这一任务后，心情很紧张，因为万一走漏风声，稍有不慎，不仅自己马上会被李杀掉，甚至全家性命都将不保。 有一天，周请我去他家，把我邀到他抽鸦片烟的一间小房内，还叮嘱他老婆杨淑慧坐在门口不要让任何人进去。他这一举动，使我百分之百猜到是戴笠把这任务交给了他，不然他不会那么郑重其事，紧张异常。 刚一躺到鸦片烟床上，周还在吞吞吐吐时，我就单刀直入问他：“是不是为了木子（我和他背地里称李士群）的问题？”他一听当时就吃了一惊，话犹未答，我又跟着说了一句：“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佳！”他立刻把身子一纵，坐了起来，显得非常惊慌。他当时认为这是最机密的事，绝不会有人知道，因为多一人了解，不慎漏出去，立刻就性命交关。我便说明我虽知道绝不会泄露，周才和盘托出他接到命令后准备如何去进行的问题。他当时非常担心，怕弄得不好惹出杀身之祸，以他那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要去杀掉一个杀人魔王、特务头子，是不能不有所顾忌的。 从那次揭开了这个问题后，周更加认识到戴笠和我的关系，便时常找我研究。我当时也非常谨慎，仅答应帮他提供建议，而我参与此事，连他老婆都不能让知道；因为她一向爱乱说话，怕出毛病。 周佛海考虑好久，也同意采用“上策”，并决定利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去搞。周本人不直接出面，而是通过他的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去勾结冈村。熊原为军统特务，1940年前后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囚禁期间，与冈村等宪兵队的日寇挂上了钩，愿意为敌人工作；宪兵队方面示意由周出面把他保出来，后来在武汉担任过伪军司令，冈村也恰好被派在武汉工作，他们俩人弄得很好。以后周请求宪兵队把熊调为税警总团副总团长（胜利后，熊任交警第七总队长，在进攻苏北解放区时，被解放军击毙），把原来兼副总团长的罗君强提升为总团长，目的也是为了对付李士群。 因李很早就想打税警总团的主意，周佛海、罗君强却把它看成自己的命根子，死也不肯让出来，周一直自兼团长。那次请宪兵队调熊任副总团长，李士群对此大为不快，因熊有宪兵队作靠山，而李在工作上一向和宪兵队有矛盾。熊来了后，周更增强了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冈村也调到了上海，周便指示熊去冈村那里说李的坏话，引起冈村对李的不满。李自兼江苏省长后，态度也比以前更为傲慢，对冈村也不十分恭顺，这样一来，就促成了通过冈村去杀李。 熊剑东用了种种方法去挑拨冈村，说李对宪兵队如何不满，工作上如何想方设法与宪兵队争权力。尤其说到李根本瞧不起冈村时，这个性情暴戾、一惯爱独断专行，而又头脑简单的日本恶魔，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除掉李。熊又故意劝他不能这样做，说李负责特工多年，很得日军总部的信任，要他忍耐一点。这样更使冈村冒火，便不顾一切要把李干掉。此时熊才建议找机会去毒死他，不要公开地干。冈村接受了熊的意见。他们俩人商量的结果，由熊随时告诉周，周又全部转告了我。 冈村虽同意了熊的办法，一时却找不到有效的烈性毒药，因使用一般毒药不易毒死，反而增加麻烦，以后更没机会下手。正在为难时，恰好周派到重庆去见戴笠的彭寿回来了，并从戴笠处带回一些烈性毒药，周便向他要了一些交给熊剑东，等机会下手。 冈村一听说有了合用的毒药，而且吃下去当时不死，要隔一两天才致命，便迫不及待地要想动手。偏巧那几天没有什么宴会，冈村很不耐心久等，便决定不顾一切，由自己出面请李到他住的地方百老汇大厦吃饭。 李士群因和冈村一向处得不好，对之防范很严，那段时间大都住在苏州，很少去上海。那天正有事赴沪，冈村即正式下帖请他。当时那些部长、省长一类大汉奸，平日尽管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对日本人却是低三下四，何况是一个宪兵中佐请他，再忙也不敢拒绝。他明知去了没有好处，还得硬着头皮去；恰巧他的靠山晴气大佐又调走了，因此更怕得罪冈村。 在准备害李的头一天，周佛海把熊剑东、熊的老婆唐逸君和自己的老婆一起找去研究。决定由唐逸君与杨淑慧一道去帮助下毒药。他认为失败成功在此一举，再三叮嘱要小心谨慎。他把这一切部署通知了我以后，便回南京去等候消息，以避嫌疑。 这天，李士群和他的翻译夏仲明一同前去赴宴。在他们未到之前，杨淑慧、唐逸君早就躲在冈村的厨房中等待下手。两人都顾不得自己的身份，而穿上白色厨师服装，在厨房中亲自动手帮同做菜。那天是采用西餐方式，将菜预先分好，给李吃的每道菜都由她们亲手拌上毒药，交日本下女端给李。这种毒药是无色、无臭、无味的粉末，只要吃进一点点就无法挽救。李当天看到客人只有他一个，警惕性特别高。因为这个杀人魔王是经常用这种办法去毒死他的部下的，所以他怕冈村也这样对他。每次端给他吃的东西，都借口身体不好，正在泻肚子，一口也不尝。 当时冈村一看这情况很着急，躲在厨房里下毒的人更急。最后，冈村自己走进厨房，亲自端出一份牛排，很殷勤地再三劝李多少吃上一点。李实在无法推辞，勉强拣了点青菜吃下去。他没料到，剩下最后一点毒药都拌在这些青菜当中，只因吃进少许，当场还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于是稍坐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冈村怕他回去后进行紧急救治，便故意提出几件平日使李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来和他纠缠。李不得不和他应付，直到很晚才得以离去。 李当晚回家后不放心，曾进行过灌肠洗胃，虽稍感不舒服，还未完全在意。第二天他回苏州时，我妻子正巧也去苏州，和他同乘一列火车。他几次派人请我妻子到他的包厢中去休息，并且有说有笑。直到当晚，我妻子从苏州回上海时，毒药才发作起来，经中西医进行抢救无效，到次日上午，这个杀人恶魔便突然暴毙。 周佛海得到李死去的消息，才于第二天上午回到上海，还特别邀我去他家，听取他老婆和熊剑东夫妇报告事情的经过。直到这时，他们几个人才知道我早已参与其事。汪精卫等大小汉奸，对李的突然暴毙都感到异常惊恐，后来知道是日本人干的事，又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乱说，都怕惹祸上身。 伪政府正式发布李死去的公报时，只含含糊糊地说李是患吐泻症不治身死，并说是在苏州得病，在苏州死去的，对他两天前去上海应冈村邀宴一字都不敢提。 汪精卫平日对这类部长、省长级的大汉奸的死去，总是亲自前往，至少也要派院长级的人去代表他致祭；这次却只派了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代表他，仅发5万元治丧费，不敢有所铺张。其他的人一看，都怕惹事；很多人都不敢亲自去吊唁，多半是派人代表或送点祭礼之类的东西去敷衍一下。 我当时本不打算去，后来经我妻子催促，觉得不去欠妥，才去了苏州。我站在他的棺材旁边，当时心情和任何人都不相同，对他的死表面是哀悼，内心却是很欢喜。 10月中旬，李的妻子从苏州送他的棺柩到上海万国公墓安葬时，伪上海市兼市长陈公博虽在上海，平日和他常常玩在一起，也只派一个代表去祭奠一下。 李士群这样死去以后，使得当时许多死心塌地为日寇当鹰犬的大小汉奸，很久很久都存有兔死狐悲之感。 李死去的经过，我只在电文中简单扼要向重庆报告过。胜利后，才向戴笠详详细细谈了出来，他听完以后，把大拇指一翘，连声称赞： “这件事干得真漂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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