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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讨袁之役 在表面，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不久开始了与反革命的妥协了。 那时，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妥协，让去了南京，我们感觉是“不大好”。各方面都是可以打的，同时，新势力并未很大的完成，旧势力本来在那儿崩溃，可是只想快成功，拉拢拉拢。一妥协，旧势力反占了优势，而新势力站不起来了。 另外，在新的力量中间也发生着一种腐化。民国二年，大家都想做官、搞钱，不去搞军队了。革命，终究过不了封建势力这一关，而且处处用旧势力，用官僚，认为不应该破格用人，新的人多不敢用，整个的政策就是一种妥协，同时也不知道巩固革命的根据地。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就趁势一刀，把革命势力打退，清朝旧势力复了元。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解散了国会，解散了国民党——准备着把时代拉向后退，恢复帝制。 在这一种低潮下，很多革命党人，从各处跑到云南、贵州——在这儿形成一个革命的根据地。但这时旧的势力占据着各处，如南京的张勋，广州的龙济光，四川的陈宦，湖南的汤乡铭，势力都很大。 在云南，当唐继尧从贵州回来，就日趋于腐化了，把过去蔡松坡的作风，一下子改变了，政治也搞成自己的了，私人也还搞了一批军队，一天天朝着蜕化方面走。袁世凯收买过他，也不大注意到他，袁世凯他自己以为皇帝可做了。但是当时云南的革命者却非干不可，便开始布置。蔡松坡在北京时，袁世凯十分注意他，终于逃回来，就又来领导了二次的云南起义。 在蒙自、个旧时的一团人，我已经带了很久，打了好多次仗，兵都好，打熟了，干部整齐，也多，也听话。但是这一年，调回来以后，唐继尧另外换了一个团长，让我去又弄一个新的团。那个换去的团长，却是一个急躁的人，全无战争经验，后来在泸州给张敬尧打败了。我在后面带着的新团，连夜赶才赶上。重新收拾了旧有的这一团队伍，马上继续作战，是四川纳溪有名的战役。 那时候已有点名气。蔡松坡当军长，我就带了两个团，当第三支队长。打了几个月，顶住了北洋军阀曹锟、张敬尧的号称十万大军，给了很大的锻炼。后来剩下这六个团打得真好，由腊月打到次一年的五月，袁世凯死。 我们只有六千人，抵着敌人十几万，打得很苦。那时，就是专靠打游击战，专靠民众拥护，不完全阵地战。在整个中国打出了名。每当一条战线要垮的时候，我到了就支持住了。有一次只带了两个连，有炮步兵连，敌人总进攻，我只在山顶上带了两连的新兵，几乎被捉，结果以一千发的炮弹，打退他们。 那时指挥员的威信是需要的，干部多是在讲武堂里练出来的，有了信心，便支持着。敌人也不凶，张敬尧的队伍算是最精锐的，气焰很盛，我们还是把他打垮了。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护国军这一次战役，它所负有重要的意义是不下于辛亥（革命）的。而今历史上却不注意。当时两湖、两广、北方，可以说都是袁世凯的势力。袁做了皇帝，民国被取消，洪宪元年做了半年。护国军则不足三师，云南两个，贵州一个，而起义，就把袁全国军队打垮了，实际就是东拉西扯，给拉垮了。可见革命的潜在势力还是极大。 起初（一九一六），在四川与冯玉祥十六混成旅打，陈宦那时带进四川的有四个旅。我们先打。只用两个团就打垮了他四个旅。在泸州有一次恶战，把衣服帽子都打烂，马也打死，只我没有受伤——打仗只要胆子很大，又沉着。我一次没有带过伤，是怪事情，而且每次总在子弹射程范围以内呢？ 此次战役是曹锟做大元帅，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做先锋，打来了。张那时很骄傲，上奏折，劝把败将处死，满以为自己可以一战而胜……这消息却被别人晓得了。这些人就向我们通声气，不打仗，假如我们要子弹，他们还可以供给。所以五六两团才得集中力量，一起打泸州的张敬尧，那一下却把他打下去了。刘存厚起初也响应了我们，把曹锟也打得差不多了。四川督军陈宦，袁世凯最亲信的人，也响应我们而独立了。 队伍少，只能抽出一二连来冲锋，曾经在一座棉花山坡上守了四五十日，不下火线，结果很困苦地拉下来，安全地撤退，赶了一天路到永宁河的山地里面。那外面就是扬子江边，隔了三四天，我们就反攻，一个夜袭，把敌人还是打败了。那些北军纪律很不好，拿老百姓的大蚊罩子挂在战场里，拖了许多女人去睡觉。我们打来，他们也不晓得，一下子杀死了敌人很多，都是赤条条的，他们就溃退了。 还有一次，被敌人围着，敌人又有炮，我们的一个团只剩下六个连，攻进山窠里一间小小的房子。在里面，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个炮弹打来，房中间的人都打死了，我只溅了一身泥巴。围上来的敌人有十几个营，结果他们自己的炮反而打垮了自己的军队。 四川的地形也很怪，是盆地，有小山坡、树木、田地，交叠错综的，还有很多沟沟。我们爬进沟沟去，不出来，炮也打不着，后来等到夜里就冲出来了。白天我们到下边田里去，兵士们装做下去捉鱼，其实是把稻田中的水放干了，预备晚间好走。这样到山地里又去守了两个多月……袁世凯就在一九一六年因为护国运动的展开，迫使他不得不在三月里下令撤消了帝制。不久他死了，护国军就算结束了。 驻军泸州 ……当时，张敬尧、曹锟都来了电报，要求“讲和”。 我们军队里子弹也不多了，人牺牲掉很多了，疲乏了，就允许讲了和，蔡松坡做了四川的督军。可是有些四川的军队，因为不愿意蔡做督军，又来打，把这些部队打垮了，蔡才去做了督军。 蔡松坡因为生了肺病，在作战时，就拖得要死，三个月后去上海治疗，又到日本去医，几个月后，他就死在日本了。有些传说是日本人有意毒死了他。可惜中国一个民族英雄仅三十五岁就死了。 在这一次维护革命力量的“护国军”的阶段，革命者已经懂得做统一战线，譬如和改良主义的合作……同时，也知道了要群众（这是辛亥革命时还没懂得的事）。同时，还保持了云南的革命根据地。在那儿收容了多少革命的亡命者。就这个底子，积蓄了力量。这力量虽然小，还能终于得到了胜利。 那时在四川如果蔡松坡不走，可以镇压得下去，革命可以成功。可是他一死，便全部又重新造了反。本来他走以后，交代给罗佩金。那时罗正当护国军的参谋长，接了事不久，那些四川军阀得了北洋军阀利诱，便来攻打滇军了，想赶走我们。这样一来，乱子就又起来了，四川也得不到太平了。 打的结果，统一战线被挑拨离间分裂了。贵州军也和人家勾结好了，结果也来赶我们——这时好多人从革命的营垒而淹没到封建势力中间去。其实，四川根本不是革命根据地，而是南北军抗衡的地方。 在这期间，我带了一团人，驻扎在泸州。因为讲了和，我带了一团人进了南北两军六个月争夺的泸州。滇军声威很大，北洋军到处看着。他们马刀背起来，样子很凶，滇军也不怕，我们不驻在城里，后来他们搬走，泸州就归我们了，就驻在泸州，支队成了团。不久，我就当了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的旅长了。 在自流井、叙府①、嘉定②一带，又打了很多仗，和刘存厚打了有半年。那时四川的督军就让给刘存厚了。 注：①叙府，今宜宾。 ②嘉定，今乐山。 护法战争 ……世界帝国主义的大战，已延长好几年了，在国内，北方政府，由袁世凯又转到段棋瑞一流人的手里去。一九一七这一年，我们退到叙府、自流井、泸州，接着就是靖国军起来护法——段祺瑞在北京解散了国会，而掀起倒段护法的运动来了。 这时段就派了吴光新到四川来，和四川军阀一起来打滇黔军，东打西打又打跑了北军，熊克武来做了督军。本来，我们护国军时，熊是四川人，随护国军入川，发动四川旧部，因为都是同盟会的人，就帮他成立了一个师。 云南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不过在那时候，我们也蠢得很，总不知道扩大革命军队，帮人家一搞就成了个师，我们却抱定了精兵主义，搞来搞去还是那些人。那时候如果能多多组织军队的话，那么革命前途会好些。不过实际我们一团却可抵着三四个团，可是后来人渐渐打得少了，最后只剩下五个混成旅、十个团，却打了百十个团。 熊克武当了督军以后，四川又来赶我们。他们搞成了一个大的四川联盟，转到封建集团，与滇黔军对立起来。最后一仗打得很厉害……熊克武原是滇黔军扶助起来一起干，结果他起来就打我们了。他以为这样驱逐滇军，是会得到四川军队的拥护而离开革命。 那时大家都抱着地方的观念。我倒好像成了省奸，是四川人，反带着滇军来打四川，人家还很怕——实际这时还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旋涡里，却终是为了革命在打仗……结果我们把熊克武、刘湘、刘存厚、旦怒刚等都打下去了，退到保宁。 那时知道回云南是没法的，非搞出一条路来不可。我们不肯回去，大家都反对唐继尧，晓得回去一定被解散，没有饭吃，一部分要打，一部分就不要打。我们讲，革命总要在外面发展才成功，主张打。我那一个混成旅最强。他们怕，结果，他们这一师下来，我们一旅上来，就打垮了他们两个师——那时，刘伯承还在那边当连长。这样一打，打回了成都，打垮了熊克武、杨森，他们都引退到保宁（阆中）去。大家不愿再追，再打，就上成都去。 吕超当了督军，但是顾品珍又不愿意，想自己做督军，不支持吕。结果，他们又从保宁来了一个反攻，我们又退向泸州，把我们的军长赵又新也打死了。四川蹲不住，不久，我们在一九二○年就退回云南去了。 先后在四川泸、叙一带有五年，不断地为了保持革命势力而同反动军队作战。幼年时的朋友吴绍伯在我在云南时，他也来了，后来就在旅里做事，现在就病死在泸州了。他还是思想很好、蛮新的一个人。 一九一九年，远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跟着这运动——同时受了国际上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在《新青年》时代，我们思想上起了大的转变。那时正苦于打仗，打来打去，却没有出路，很多从前革命的分子、同盟会的同志们都升官发财，革命没有人来搞了，实际革命也并没成功……自己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 因为那时周围旧社会势力，逼得很厉害，封建的那一批想甩掉总甩不脱，天天总是官场那一套……其实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只有“不做工不吃饭”的才摆脱得开。我和孙炳文常常谈这个问题。 在那时，除《新青年》以外，还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卢梭的《自由论》等很多革命书籍，而且在新学堂时自由、平等、义务、公德之类，已讲过，已充满了脑筋。 这次护法靖国军运动，具有充分的革命意义，一贯是反袁、反北洋军阀的。那时南北成了割据的势力，军阀混战，七八年间，革命是消沉了——同时，因为革命未能按轨道走去，革命本身与军队就变成一种官僚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而且革命只发展在南方，北方还是压迫的。在南方也只是滇军支持。湖南失败了，湖北军垮了，四川混乱着，只靠云南做着革命的种子。 逃离云南 回到云南把唐继尧赶走了，顾品珍做了督军。他们有些不高兴，我就把兵交给唐佛川，自己只想在云南休息几个月。那时，已经想出洋，不想做了，虽然感到打来打去革命没有出路，却也没有怎么悲观失望。也有一些钱，也开始把花园修得很好。还在修洋房子。 云南挨近法国铁路，欧战前我就想去，只是没有钱，现在更想去了。在泸州，父亲、母亲、兄弟都从四川的大湾家里出来过。到了云南，叔叔们经常有人来，来了就给三百五百带回去。生我的父亲后来死在重庆，伯父也死在云南了。和我在云南结婚的萧菊芬也在一九一七年死了。她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在泸州时又讨了一个。 我的洋房子还没修好——唐继尧打回云南来了。因为连年作战，都已疲乏……在省城结果并没打出个所以然来。唐拿些钱运动，就垮了些，又活动了些土匪，也不过三五千人。这边二三万人却没人领导，兵都不打，那些指挥者都没有信仰。 唐继尧将要来的时候，又让我去当警察厅长了。可是正在这时，我的父亲死了，棺材放在那里，我就不能走，否则早就从昆明出去了。结果出不去，就成为逃亡的人了。 城里当时还有一连人，就带走，送我们到金沙江、会理州，同路的人有些被捉去杀了头。我们被掩护着回到四川，从嘉定到叙府又到南溪。在云南的家被唐继尧没收了，母亲携带小孩，后来也回到四川家里去了。 这一场民主革命斗争，自信还是一个顽强者，但还不能摆脱封建关系而失败，最后还借着唐继尧的手将封建关系代我斩断，使我更进入了共产主义的阶段的革命。 那时鸦片烟已经吸上了瘾，一路想戒没戒了。又转到重庆，杨森正在那里当镇守使。因为是很好朋友，就在他那里住了个把星期，还一齐看了龙舟。不久就下决心，沿长江到上海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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