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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国人向来喜欢宏大叙事，一听到“伟大”、“宏大”之类的词儿便容易血往上涌，精神亢奋。 于是也就很可以理解，很多人一听到“大时代”这样的表述，便自觉亲切，自豪感上涌，认同感上线，不由分说地亲近起来。 其实，时代之大，一定是伟大和宏大，也有可能仅仅只是巨大。 然而，在大时代面前，我们都是小人物！ 作为大时代的小人物，自然是身不由己的。 不管你情不情愿，置身于这样一种巨大的大时代，也许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宿命。 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作为个体公民，多数时候都只是被裹挟着在历史的三峡中左突右奔，狼狈不堪。 我们的选项其实并不多，呛水的机率反而比较大，淹死的机会恐怕也不会少。 面对这样一个“大时代”，作为小人物的我们，当何以自处？ 这个问题，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份答卷，无可回避，也无从代笔。 小人物面对大时代，不可少了一份人之为人本就该有的勇气与担当、磊落与坦荡。 换句话说，我们要坚强。 一 当我们搭乘公交地铁，坐进网约车或者骑上共享单车，似乎已经不太能想起曾经主要靠自行车代步的时光。 当我们身着新潮的风衣牛仔，走过琳琅满目的时装橱窗，可能已经淡忘了军大衣、的确良、喇叭裤曾经承载过我们对美的向往。 北京与上海相距一千多公里，乘坐高铁最快仅需4个多小时，可当年拥挤闷热的绿皮火车，慢得好像刚刚才驶过我们的童年。 看到中意的东西，掏出手机扫扫二维码，或者用APP网上下单，那些需要粮票、布票的日子，真的已经离开很远。 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变迁，这是我们一起走过的四十年。时光荏苒，光阴似箭。我们清晰地知道，所有改变都不是凭空出现。 今天是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为今天奠基的，还要数40年前的小人物。 二 1978年，柳传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如何养牛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 在当时养鸡种菜全是被看成资本主义尾巴，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的要变了。 不过，当时是养牛还是养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却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料峭的寒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 这在即将开始的4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的改变中国、变革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1978年11月24日深夜，饱受饥饿的18位小岗村村民在昏黄的油灯下按下血手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从此打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同样在1978年，距离数百公里之外的江阴华西村则发生着农村的另一场变革---村办企业集体经济！ 三 华西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当了创纪录的48年村党委书记。 吴仁宝在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千万不能让外边人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 从1964年至1972年，吴仁宝带领华西人一股劲苦干了8年。 把原来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赢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15年规划》提前7年实现。 到了1976年，当时的华西大队工副业达28.2万元，已占全年总收入的54.4%，集体积累（合资产）已经有60万元，“做煞大队”（当地土话，意为干活干得太苦）变成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 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2毛！ 1979年9月，华西大队首次受国务院嘉奖。 1983年，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 而在1979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吴仁宝重新思考了一下，觉得农业产值毕竟太低，不如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但同时农业也不能落下。 于是，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多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 后来，在吴仁宝的安排下，一些村民们外出学手艺，回村后陆续办了锻造厂、带钢厂、铝材厂、铜厂等。 在那段时间，华西人陆续办起了以冶金、纺织和有色金属为主的40多个企业，全村95%以上的劳动力投入到了工业生产。 1980年，华西的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成为江苏省第一个“亿元村”。 四 萧山虽处鱼米之乡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 他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岁那年东拼西凑4000元，带领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 宁围是他的出生地，在他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把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鲁冠球办厂，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每天蹬着自行车去杭州城，走街串巷收废铁。 他跑去农机厂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没有经销指标。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 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越滚越大，鲁冠球的工厂竟然已经有400人，年产值300余万元。 门口挂着宁为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同年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长。 四周的农民恐怕没有几个能弄懂什么是失蜡、什么是铸钢，也不知道什么是万向节。 在后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触及工业化之间，鲁冠球已经在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 而宁围万向节厂，正是1994年深交所上市企业万向钱潮的前身。 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华西村式的及集体企业组织，一个是鲁冠球工厂式的创业型企业。 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 而同时，当代最具活力的个体工商户也悄然登上历史舞台。 五 1979年2月，760万知青如潮水般的返乡，一些小型的骚乱顺势爆发，青年就业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们出了一道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十一二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上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常，10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 1963年，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他炒起了瓜子，不知道从哪儿学起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又脆又甜，一嗑三瓣，清香满口，非常好吃。 慢慢的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邻居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做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一经推出，没想到因为特别引来一片叫好，生意也越来越行兴旺，一天的瓜子竟然可以卖出个两三千斤。 这么多瓜子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啊，于是他请来了几个上山下乡的返乡知青来帮忙，人数一个个多了起来。 到了秋天，别人一数，竟然有12个，这一下捅了个大篓子！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人眼红，于是借此契机搬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雇工超过8个不是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年广久是个资本家，雇佣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一个十分敏感的命题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一场浓烈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开始了。 按照正统经济学的解释，年广久是资本家是无疑的。 但如果要严控人数，家庭副业就发展不起来。广东高要，陈志雄承包105亩鱼塘，雇长工1人，临时工400多个，广州的高德良，做周生记太爷鸡，不到半年雇佣了6个帮工。 无论理论到支不支持，但实际情况已经遏制不住，个体经济山呼海啸般的涌来，辩论一直持续到82年。 当时年广久已经雇佣105人，日产瓜子9000斤，利润超过100万元。这时候邓工出来讲话了：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并列举了年广久的例子。 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撕开的第一道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 正是有了这一道小口子，才有了现在2500万家民营企业，贡献5成的税收，6成的GDP和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占据7成，80%的就业率，新增就业率的90%。 1998年，年广久说他只感谢一个人，他就是邓小平。这自然是他应该感谢的。 六 仅以此文奉献给各位读者，在改革开放40周年际，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民主富强。 也祝大家在认清大势的同时，依然能够热爱生活。 村办企业领导早已归去，民营经济带头人斯人已逝，个体工商户代表仍然在享受晚年生活，和子孙们讲解一年的牢狱生涯。 在这个大时代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在大时代面前，我们都是小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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