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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以为是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中文再造版。看了前言(邓蜀生1983年8月)才知道是《探索历史》(即《THEODORE H.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1978年纽约版节译。  白修德（西奥多·怀特）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他的新闻记者生涯是四十多年前在中国开始的。当时在中国进行采访活动的为数颇多的西方记者中，。刚过二十三岁、哈佛出身的白修德，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文笔脱颖而出，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和评论，引人注目，影响较大。他当时是一位持有自由派观点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中国战场前后方的采访过程中，他目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深感震惊，他的一些战地通讯比较真实地作了揭露和评论。 1944年7月至10月，国民党当局在各方压力下，勉强允许包括白修签在内的几名美国和英国记者访问延安。访问期间，白修德目击了美国总统特使尔利1944年11月的延安之行，以及通过赫尔利的背信弃义看出美国对华政策向反共扶方向转变。白修德在延安之行后，与赫尔利和他为之工作的《时代》、《生活》杂志的主人亨利·卢斯发生了观点分歧，而终致断绝关系。白修德在1978年出版的《探索历史-—个人的惊险经历》一书中对这一段历史有颇为生动的描述。  《探索历史》是一部大部头著作，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共十一章。第一部分是谈作者1915-1938年在波士顿的童年时代，求学生涯及种族背景（作者是美国犹太人），第二部分谈亚洲（主要是有关中美关系的内容），第三部分谈1948-1953年的欧洲，第四部分是谈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政坛风云变幻。白修德自称他要寻找的历史是从他在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充当街头报童开始到握笔四十年的记者生涯这一段他个人经历的世事沉浮。这本书具有新闻记者撰写历史所特具的风格——文笔生动，视野开阔，较少繁琐考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缺点：有时论证不够细密），全书都值得一读。 白修德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积极支持的，从1946年他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暴风雨》，1948年编的《史迪威文件》,1958年出版的小说《山路》，到1978年出版的《探索历史》,中国的抗战是他的著作的突出的主题（他的另一些有影响的著作是四本关于1960、1964、1968、1972年各次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写体历史）。他对1944-45年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持批判态度，在战争将要结束前的几个月，他感觉到美国“已经深深地陷入中国政治生活的大错之中”（《探索历史》原书第223页）。他亲眼观察到“北方的中国革命者……延安的人，并不是远在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所形容的那种单纯的土地改革者。相反，他们是一股不断增长的咄咄逼人的势力……他们能够使人们视死如归，能够使日军遭受挫折，能够治理国家”（《探索历史》原书第179页）。整个说来，他持论比较公允,对中国局势的发展，比当时某些美国当政者看得更深远一些。当然，正如原书书名所表明的，这本著作是作者个人的经历，因此在对某些人物的评价和对形势的分析上，也存在着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甚至某种偏见。 白修德在《探索历史》中写到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两天后与麦克阿瑟的会谈： 在彼此重新会晤，讲了几句打趣的话以后，他立刻谈起了原子弹，不再象过去那样大叫大嚷。“怀特，“他说，“怀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什么呢，先生？”我问道。他说，这意味着一切的战争都变成陈迹了；战争不再是勇敢或判断力的问题，而是掌握在学者和科学家的手里。“象我这样的人已经过时了，”他说，一边来回地踱着步子。“以后不会再有战争了，怀特，不会再有战争了。” 在核武器时代，真的不会再有战争了吗? 人是一种好斗的动物，即便两个核大国发生冲突，为了避免同归于尽，棍棒甚至拳脚及牙齿与史前一样还会出现在战场上。 只要人类还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只要征服的欲望还在，战争永远不会消失。 正文 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后，战场上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史迪威在训练方面付出的心血正在得到报偿；派去同中国部队呆在一起的充当联络和训练军官的成千上万美国人睡在密林中的吊床上，住在泥屋里和中国旧的寺庙里，他们以自己创造的力量感到自豪。 从一开始，美军努力想达到的目标是突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重新打开滇缅公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这个目标终于达到了。开头是对回龙山顶上日军最后的据点发动攻击,于是又出现了标志着战局转折点的另一幅图景。回龙山高七千五百英尺；拥有三个中国师的美中指挥部要从六千英尺高的山脊上发动进攻来扫清回龙山——而任务又一次执行得相当圆满。这是在炎热气候下整天的爬山作战，最初由美机绕山峰盘旋，炮兵连放三发发烟炮弹以指明日军在山顶上的阵地，接着美军的驱逐机和轰炸机逐一俯冲目标，扔下它们的凝固汽油弹、杀伤炸弹和重磅炸弹。然后由炮兵施展威力：每小时进行三次八分钟的齐射，在每次齐射之后，华军步兵就穿过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的树林冲向第二个高地；然后是另一次齐射，于是你可以看到穿着蓝灰色制服的华军滚进战壕或绕着日军的地堡穿插，从高处向地堡扔掷炸弹。最后在四点钟光景，在灿烂的阳光下，从美军指挥的炮兵部队发出急速的连续射击，在华军步兵冲到山顶时，展开了一场旧式的白刃战。在几分钟之内，我们从观察所可以看到他们在天空的衬托下在高地徘徊的身影，那块高地俯瞰着连接缅甸和中国的历史性公路的接合点。居高临下，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毁日军残留在较小高地上的任何孤立的堑壤。我们知道，用不了几天,封锁就要被冲破了。  现在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情：秃莺掠过山坡啄食那些在阳光底下躺了几天而正在腐烂的日军尸体。还有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阵亡于远离祖国的地方。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件在冲破封锁的战役中留下的战利品，那就是曾经飘扬在回龙山上的一面军旗，上面染有日军士兵的泛着赭色的干血迹。这些士兵宁死不屈，斑斑的血迹一定是他们在战斗的最后一天从自己的伤口流出来的血染上的。他们也有高昂的精神，可是他们帝国的领导人滥用了这种精神。 这样，在战争将要结束的几个月，我几乎患了精神分裂症。坦率地说，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是使人非常激动的，因此我身不由已地怀着美国人的自豪感而心潮起伏。然而，我们是否象日本帝国精蹋了它的战士一样，在战场上滥用了我们战士的精神、本领和勇气，那还要过几年才能作出判断。我的感情是同我所认识的在战场上夺取胜利的战士息息相通的，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中国政治生活的大错之中。我对爱国主义的偏颇情绪是我作为职业记者的很糟糕的弱点，这种情绪萌芽于波士顿，那时富勒小姐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述迈尔斯·斯坦迪什和威廉·布重德福的事迹。这项教育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几年继续进行；可是在战争快结束时，我这种关于美国作为战胜邪恶的力量能起重大作用的感觉变得不可动摇，在我开始围着容易被我们征服的亚洲的地图团团转时几乎达到狂热的地步。 我在战争最后不多几个星期的行动是狂乱的。我忘掉了政治，忘掉了我同卢斯的争论，陶醉于使人人欣喜欲狂的胜利，随心所欲地到各处走动。当中国人突破华东的交通封锁，使日军一九四四年的胜利成为泡影时，我立即在六月间进入南宁。七月，当消息传来，知道这时空军能直接飞行于中国指挥部和太平洋指挥部之间的时候，我乘飞机访问了麦克阿瑟设在菲律宾的司令部。我继续飞往冲绳岛去了解最后几天扫荡残敌的实况，看到推土机在把晒干的日军尸体清除出刚筑成的路线，仿佛它们是垃圾似的。我飞回马尼拉，一觉醒来，听说我们已经向日本扔了一颗原子弹。消息是在我刮胡子的时候从部队电台传来的，这真是个叫人欣喜欲狂的日子。我的直觉感敦促我赶快回到重庆去从事岗位工作，但首先我想同麦克阿瑟本人交谈一次。他在我们扔过原子弹的两天以后接见了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卡尔·康普顿首次向他简单介绍原子弹及其性质之后的那一天。在彼此重新会晤，讲了几句打趣的话以后，他立刻谈起了原子弹，不再象过去那样大叫大嚷。“怀特，“他说，“怀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什么呢，先生？”我问道。他说，这意味着一切的战争都变成陈迹了；战争不再是勇敢或判断力的问题，而是掌握在学者和科学家的手里。“象我这样的人已经过时了，”他说，一边来回地踱着步子。“以后不会再有战争了，怀特，不会再有战争了。”听到这样的断言以后，我又动身出发，回到大陆，赶到重庆去了解怎样受降。我在重庆逗留了几天，然后断定可以报道的消息多半产生在别的什么地方。我飞回马尼拉，再乘飞机在低空飞往冲绳，希望我们的飞机能从那里前往东京湾，因为日本人的投降仪式显然是要在东京湾举行的。 现在重新阅读我漫无目的地巡视了正在缩小的日本帝国的边缘地带后发回的电报，我能够再次看出种种事件和决定之间的矛盾。全世界局势不定，即将进行改组。一个帝国已经消失：六七个战胜国竞相争夺战利品。一些疆界将重新划定，一些军队将被解除武装，某些国家的政府将被取消。象过去一样，当各种活动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进指挥部的所在地华盛顿的时候，那些活动一定又在那里整理分类，而分类的依据，并不是它们本身的性质，而是人们心目中愿意加以接受的形态和类型。我当时只是注意边缘地带种种活动的冲撞和声响，等候华盛顿的中枢作出决定来赋予它们以连贯性和意义。 华盛顿决定要有条不紊地打开并占领日本，把这列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日本人在八月十四日决定正式投降；八月十九和二十日派他们第一两批代表个人的秘密使者前往马尼拉；同意接受麦克阿瑟开列投降条件的第一号通令。然而，投降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种圈套呢？我们指定了横滨市外的厚木机场作为我们实行占领的第一个降落点。日本人争辩说:厚本是训练神风突击队驾驶员的基地，那个地方太危险；自茶机驾驶员一听到投降消息就起来造反，闯进天皇宫廷，杀死了警卫师的将军。另外还有富于作战经验的若干师团的三十万士兵在投降以前已经集合在东京平原，企图击退美军的入侵；日本人没有把握能够控制他们附近的指挥机构。 然而麦克阿瑟坚持他的主张：我们要在厚木突破日本。这样，我们就在一个类热的夜晚在冲绳等待飞往日本和东京湾——日本人应当在那里举行投降仪式，战争应当在那里宜结束。 仪式不过是历史上无足轻重的插曲，除了中小学学生必须托住它们的日期以外，本来不值得重视。可是，庆祝美国最后一次伟大胜利的仪式是一个异常重要而丰富多采的程序，因此我要在这里叙述一番，然后论及此后儿乎立即不知不觉地发生的亚洲那场灾难的真实历史。 我们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夜晚向日本进通的。 投降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星期多一点，我们曾经不断地从喜马拉雅山航线、从北大西洋航线、从中太平洋和中非航线调集飞机——它们夜里都挤在这里冲绳的几个机场上。十艘信标船从冲绳到相模湾在北面的海面上一字排开，用闪光信号指引空中列车的航道。 飞机严格按照时间表在深夜起飞，从它们那些装有发动机的短舱里向后喷射出蓝色的火焰。我被安排从嘉手纳机场出发，乘坐第十一空运师的一架飞机，这种飞机装配着作战武器，做好战斗准备，按小队编组，每隔两分钟起飞一架。厚木机场将是实行军事占领的第一个定点目标，在尚未有任何飞机在该机场降落之前，我乘坐的飞机在第一梯队出发约一小时之后起飞。这样，如果在厚木出现麻烦，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折回——然面，讲起来感到十分荣幸的是，我们参加了第一批着陆，至少比麦克阿瑟本人早两个钟头。 从冲绳到日本，是坐在凹背单人座椅上的三小时短途飞行。战士们的思想情绪很简单：“别信任那些龟孙子”，没有一个人睡觉，他们抚摸和摆弄着枪支，打开枪机，一再擦拭，就象战斗部队临战前经常做的那样。我们在阴暗的天空下飞行，到六点钟才慢慢露出曙光。下面，我们能够辨别出那些通往东京湾的火山岛的尖端。我们的飞机在一阵短暂的暴风雨中摇摆,上下跳动，然后滑进一片阳光之中。在那早晨的阳光底下，极目所及，我们能够看到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一长串地排列在东京湾-—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从前谁也没见过在一块地方有那么多舰只，此后也可能不会再见到。接着，在飞机的左面，远处出现一个灰色的、确实非常完美的圆锥形山顶，即富士山，形态瑰丽，不由你不欣赏它的山坡和山侧。然后展现在眼前的是下面冲击沙滩的浪涛、绿油油的稻田。在任何公路上，直到在厚木着陆为止，看不见什么移动的东西。厚木位于东京天皇宫廷西南二十二英里，也许离横滨十二英里。 第一批的降落大概顶多只比我们早一小时多一点，但它已经缓和了尖锐的对抗情绪。在机场尽头较远的地方，有日本空军经过伪装的草绿色飞机密集地停在一起，机翼歪斜地翘向天空，它们的螺旋桨已经拆掉。我长久担心的东西这时已成为一堆破烂。星条旗在控制塔上迎风飘扬。我们的飞机正在络绎不绝地降落。部队从飞机上下来，手中的枪保持戒备状态；接着，当美军的吉普车驶来引导日本卡车把他们载往环形防御地带的驻扎地点时，他们把枪背上肩头。在我们的注视之下，开来的美军人数不断增多，战士们钉起了指定各个部队集合地点的指示牌。随着番号不同的队伍越来越扩大,指示牌越来越多。美军按分队集合在机场的不断扩展的周围。一种文明的势力奋勇推进，就要挤掉另一种文明的势力。 等我感到机场安全可靠，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我们的力量相当强大，完全可以经受考验。当空运师三营由弗兰克·多恩准将的吉普车在前面带领，分乘一大队日本卡车开走时，我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多恩是我在中国那些日子的老朋友，是个画水彩画的艺术家，具有不同凡响的鉴赏能力，熟谙部队的指挥技术——无论是在对日军作战方面，还是在必要时周旋于杯茗酒之间方面，都是游刃有余的。 黄色和红色的彩带划分出我们的路线。日本宪兵和部队肩上挎着枪，背朝着我们排列在公路的两旁，聚精会神地了望着农村，防备可能出现的事者。田野里空荡荡的，看不见农民，一排排平铺着的带有谷粒的稻草晒在阳光底下，洗好的衣服挂在窗板紧闭的木头平房附近的绳子上面，可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呆在户内——除掉少数几个十来岁好奇的姑娘不时从房屋的角落后面探头窥视，看着入侵的部队开过，然后，当她们看出她们被美国士兵注意到的时候，飞快地跑走了。她们的士兵在中国各地一路好淫掳掠；我们不会这样做，但她们并不知道这一点。进入横滨的路上始终是静悄悄的，梯田在灌木样的树林那边逐层升起，但是那里杳无人迹。我们经樱町车站进入横滨；作为占领军先头部队的我们这个营取道前往外 雄的大饭店。 很可能有人认为这是虚伪的现象，因为事情发展得那么迅速。两个腰带上插着手榴弹、持枪作好战斗准备的美军步兵接管门岗。几分钟以后，一个美军中士和一名上尉在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日本女郎陪同下，准备好做来人的住宿房间分配工作。接着，身穿礼服大衣和条纹裤子的饭店副经理在休息室——一个壁上镂有护墙木板、陈设着粉红色沙发椅的大房间——露面，他一面搓着手，一面竭力向我们打听麦克阿瑟将军喜欢吃什么样的晚餐。 不久我们就出门到附近去看看。也许有四分之一英里的外滩仍然完整无损，而站在外滩，我们能够看到横滨的港口—空荡荡的。码头边上：烧坏的渔船、被抛弃的驳船、腐朽的游艇，随着波涛的拍击而上下颠簸；还有一艘孤零零的日本军舰，它的一座炮塔被炸毁了半边，几个炮简象破旧的烟斗管那样弯弯扭扭地伸在外面。在远处的那一边，停着一艘美军的战列舰和两艘护航舰，炮口对着城市。 毋需用任何大炮瞄准横滨。它已经是一片灰烬。好多年来，我们曾经互相传说，日本人的木头和纸板房屋一碰到燃烧弹会起火烧毁。实际上确是如此。这个城市已经夷为平地——一大片一大片的碎砖破瓦，瓦砾上面一再呈现出三种景象，与天空对比，显得格外凄凉：在已经烧毁的商店、机关和工厂的原址，散乱地躺着完整的大铁保险箱和铁管；砖砌烟囱的残余部分在天边耸起；有一些象硬面包壳一般的锈得不成样子的铁皮棚屋，人们还想勉强在里面住宿。神情优郁的披着长围巾的妇女在这些废墟里步履艰辛地蹋着。 这座城市死气沉沉。整个日本显然也是如此。当初并不需要原子弹来打垮日本；B-29型轰炸机已经用它们的燃烧弹完成了这样的工作，所杀死的人远比两颗原子弹杀死的来得多。原子弹的意义仅仅在于让日本人有个借口，好放弃他们的所谓永远不可战胜的想法。然而燃烧弹已经消灭了这个国家的生命力。在那个时刻，对于无论用燃烧弹还是用核裂变去屠杀日本人，我并不感到羞愧：我曾在他们的炸弹和机枪底下打过哆嗦，亲眼目睹他们用军刀、刺刀和棍棒来野蛮地对付无辜的受害者。而且他们是首先轰炸我国国土的。复仇是索取赔偿的一种干脆的方式；可是这种干脆的做法很合我的口味，即使我还不能强使自己僧恨街头那些弯腰曲背的孤苦无告的人们。 星期五夜晚和星期六一整天，当我们等待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我坐一辆吉普车穿过细雨和雾霭到各处去探索；雾团使得这个受打击的国土上的一切轮廊变得柔和和模糊，仿佛置身在东方的绘画中一样。然后到了星期天，即举行受降仪 式的日子，一切来得很突然。 凌展，一艘驱逐舰把我们这批以中国为基地的记者载离横滨的外滩，我们攀登到停在海湾里的美舰“密苏里号”船上。美舰“衣阿华号”停泊在一边，“南达科他号”停消在另一边。“密苏里号”的一座炮塔上挂了有三十一颗星的旧国旗，这就是海军准将佩里①在九十二年前使日本向西方开放门户时带到东京湾来的那面国旗。在主桅的顶端也挂着这样的国旗，据说这面国旗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曾在国会山的上空飘扬过。 按照计划，这不会是与外界隔绝的投降仪式，象三个月前德国人在法国兰斯举行的投降仪式那样。麦克阿瑟希望各方面的人都到场，让全世界注意这件事。“密苏里号”的游廊甲板上站满着高级指挥人员：五名四星上将（史迪威、克鲁格、斯帕茨、肯尼、霍奇斯）；背后是十一名中将，随后是二十名少将和十五名准将。海军有相应的海军将领；海军陆战队有他们将领组成的代表团。另外还聚集着一簇簇的俄国人、中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法国人、荷兰人，穿着各种五色缤纷的漂亮制服。用绳子为日本人拦出一块地方，他们根据我们的命令严格限定“陆军三人、海军三人、政府三人、报界代表二人”。接着来到的是一群美国记者。海军陆战队、海军以及陆军各兵种的司令官曾经坚持要让他们的战地记者到场来报道他们获胜的这场战争。拥挤的人群追使每一个人都只好挺直身体站着，各人分配到的只是踮着脚尖可以了望四周动静的两平方英尺的地盘。打过这场战争的士兵，不论水兵还是海军陆战队，都尽量自我容身的地方，“密苏里号”的船员更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呆在甲板下面。身穿白军衣的水兵两腿悬空地高踞在十六英寸大炮的灰色长炮筒上面；绳索上都悬着人。这将成为他们永志不忘并对子孙后代叙述的情景。我们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美国最后一次干净利索地确实赢得胜利的战争。我们认为，今后不会再有战争了。  一阵尖厉的哨子声宣布日本人的到来。首先到舰上来的是新任日本外务大臣重葵，他头戴大礼帽，身穿展礼服和条纹裤。他拖着一条假腿，拄着一根手杖，力图抓住什么可以扶手的地方，费了很大的劲儿，一瘸一拐地经过狭窄的过道走上来。他在战前的一次暗杀未遂事件中失掉了一只腿；战前日本的年轻激进派认为他用软弱的态度对待日本的命运，由于他想同美国和平相处而企图把他干掉。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段历史，所以，当这个残废的老人吃力地走到游廊甲板上来的时候，没有人伸出手去帮他一把。他将在游廊甲板上签署他曾经力求避免的这场战争的投降书。 接着走来的是日本的参谋长梅津美次郎。他身材结实,那副脸庞容易叫人憎恶。他感觉迟钝，举止生硬，带有一种茫然若失的神情。我可以想象到他一定曾经发布过掠夺、奸淫、烧杀的命令。他的制服整洁毕挺；胸前别着勋表，肩上有金色的编带。我现在还记得他面颊上的那些褐色的麻点，他的牙齿一定咬得很紧，因为他脸上的肌肉形成曲折的条纹，褐色的麻点一忽儿突现，一忽儿瘪下。他看来是个卑鄙的家伙，可是在此后不久，听说他有幸以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 其他的日本人相继而来。当他们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九时零八分到齐以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一个船舱里出现，消除了人们对这个难熬的时刻的诅咒。麦克阿瑟一向能够欣赏关键的时刻，而这一次又是值得欣赏的。如果当时已经能够利用电视，他一定会很高兴地让人给他录像。他是太平洋的主人。他曾在一些时间起草他的发言稿，其内容既有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讲演”的味道，又有从威廉·麦金利美国修辞学学校采集来的词藻。出于尊敬，我将援引林肯式的词句而不笔录麦克阿瑟华而不实的章节。 在他诵读他的文稿和我们静听的时候，他的手颜抖着。“我们聚集在这里……缔结一项赖以恢复和平的正式协定……。我们也不是……本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在这里会谈的。问题倒是在于我们——包括胜利的一方和战败的一方——要站得更高，端庄自持，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我们却村为之奋斗的押圣目标……。我其诋地希望………从这一比严的重大时刻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将从过去的流血和残杀中出现，一个建立在信任和谅解的基础上的世界，一个致力于人类的尊严并实现其最珍视的意愿——争取自由、宽容和正义一的世界……。作为代表同盟国的最高司令官，我宣布我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是要继续抱着公正和宽容的精神来履行我的职责，同时要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保证投降的条款得到充分、迅速和忠实的遵守。”  讲到这里，麦克阿瑟直接瞧着日本人，用拖长的声音说： “我现在请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统帅部的代表在指明的地方签署投降文件。” 重光葵脱掉大礼帽，蹒跚地走到前面去签署文件。有人最后可怜他，给他一把椅子让他坐下。他签了字，起身退走。其次是梅津，他脱掉白手套，不肯坐椅子。  他蹶着屁股，很象一把折尺。他那粗壮的身躯滞呆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来签了字。 当梅津再度挺直身子的时候，发生了最后一件事情——而且是按照我们当时指挥的得胜部队安排的时间不差分秒地准时发生的。星期六的那场雨已经停止，天空发出初霁的亮光，船舰上空的云层正在随着片片阳光的照射而四分五裂，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最初是从远处传来的轻轻的营营声，然后是一阵轰鸣，然后是无数飞机会聚在一起的展耳欲聋的声调。用燃烧弹把日本夷为平地的四百架B-29型轰炸机在四小时以前就从关岛和塞班岛起飞；航空母舰也已使它们的飞机采取协调行动。它们预定要突然在“密苏里号”上空出现。它们就是这样做了。  四百架B-29型很低很低地掠过“密苏里号”，一千五百架舰载飞机升到上空，围着轰炸机的机翼飞翔。它们就在那里，用风驰电掣的灰色斑点点缀着天空；这是达于顶点的美国威力。它们骤然降低高度，在“密苏里号”上空飞过，并且继续飞越横滨，深入到东京以显示威慑力量，然后再飞回海上。 它们曾经毁损这片土地、它的帝国、它的海上通道；它们不仅炸开了它的城市，而且炸开了它的思想。我们的胜利是依靠空军力量取得的胜利，机群在东京湾上空炫示它们的辉煌成就，正如短剑在战场上逞威时恺撒的军团曾在罗马炫示他们的辉煌成就一样。这是空军的决定性的时刻。 因此，我象大家一样，在目瞪口朵地注视着如蝗般的飞机并稍稍感到震颤之后，我登上一艘运载各路记者上岸去向通讯社拍发电报的驱逐舰；我现在还记得我曾怎样抓紧时机，用报道日本投降实况的最快的电讯打败了我的对手《新闻周刊》的记者。拍发了电稿以后，我同老朋友“佩帕”·马丁在薄暮时分到横滨的外滩去溜达，坐在码头边上向太平洋远眺。从举行受降仪式到这时为止，顶多只过了八个钟头。我们知道高度机械化部队第一骑兵师正在附近的某处登陆。马丁指指拍击着防波堤的污浊海水，在那里，还半浮在水里冒着气泡的，是一个刚打开但已经是空的蜡纸包装的纸盒，显然是“克拉克·杰克”的盒子。从西雅图出生的他和从波士顿出生的我，在成年以前都曾吃过这种牌子的裹着糖衣的玉米花和花生米。日本的美国化就要开始了。 资料来源： 《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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