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反清情绪日涨，大清时局动荡。1911年的广州起义、四川保路运动及起义迭起，武汉的革命党也已策动湖北新军拟择机起事。然9月24日(本文用公历)，武昌南湖炮队几士兵酒后与官佐发生纠纷，曾将几门大炮拉出示威，这也引起当局警觉，下令收缴士兵子弹，并加强了戒备。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楚善里自制炸弹又意外爆炸，致使文件、名册被搜，武昌诸机关也遭破坏，数十人被抓。10日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先后就义，当局令部队一概不得外出。军营士兵无不人人自危。至10日晚约7时，位于紫阳湖东北角的工程营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反动排长陶启胜与士兵金兆龙发生冲突，革命党人程正瀛开枪击陶，没想到就此拉开了埋葬中国千年帝制的历史序幕。
工程营兵营（省总工会内，已拆除）旧照 工程营隶属于张彪的第八镇，故又称工程第八营，其旧址在原湖北省总工会院处，北依张之洞路傍有一小花园，内立有一纪念碑，碑座处书有“工程营发难处”。不过，此段张之洞路为1946年修筑的，而小花园处当时还在工程营外。
革命之始什么都缺，但此刻最缺的就是子弹。 据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称：9日下午，“杨洪胜复到工程营，密交弹两盒熊秉坤……熊将子弹自留六粒，各队代表各三粒，平时胆大与长官有恶感者，人发两粒”。（熊另一文《武昌起义谈》里说：“旋杨宏胜运子弹五排来……”）三烈士就义后，原定计划被打乱，为防长官搜查，有人又将子弹扔入了厕所，“已弃置矣”。后来吕功超、于郁文、章盛恺说可以设法搞到子弹，“熊即令吕、于、章分头去取，各得两盒”，共有六盒子弹（另说为四盒）。这就是工程营革命党人起事前的全部家底。 有文称“20颗子弹打响武昌起义”，此说法可能略有夸张，但当时的子弹确实是按粒、排、盒计算的。（一盒3排，一排5粒）估计当时总共也就只是有百余粒子弹吧。因此，起义后工程营必须要迅速攻占楚望台的军械库。这也是起义计划的一部分。 军械库南依楚望台，在今701研究所内，(台上为宪兵营区，时部队外防)北距工程营约一公里。当时还无首义路，从地图上可见，要从过街楼(街)、中和门街，千家街西口去军械库。 因军械库平时就由工程营派兵守护，大家对军械库都很熟悉。而且守护人员中也不乏有革命党和同情分子。于是工程营一百余众由熊秉坤率领，急急向军械库奔去。途经十五协西营门时，(营门口南侧即杨洪胜杂货铺)熊向营区放了三枪，意在促其响应。不过中途还是有信心不足、胆小怕事者开溜，待过了飞凤桥，走到千家街西口时，熊秉坤看了下人数“最多不过四十名耳”。
再说军械库处的官兵听到了枪声，知道有变。军械库最高长官，原曾任工程营管带（营长），时为督练公所的课长李克果，急忙将当时守卫军械库的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找来，集合守库士兵讲话。但李克果下了个奇怪的命令，大意是：要是赤手匪人来犯，尽可击退；若是持枪军队来袭，皆可避之。显然也没有与起义军对抗之意。 这时，左队的革命党人马荣说，没有子弹怎么击退匪人？李令军械库主任纪荣拿出两箱子弹分发给大家。哪知革命党人拿到子弹后，噼噼啪啪向天开枪，以示对工程营行动的响应，并派人接应工程营起义同志的到来。这时李克果自觉局面难以掌控，只好与吴兆麟等官佐趁乱溜走躲避。
熊秉坤等很快就占领了军械库，各处响应起义的新军也先后赶到，军械库一时又成了起义新军的指挥部和大本营。当然，枪弹是再不用发愁了。
熊先派人搜索警戒，保卫军械库。晚八时二十分，熊秉坤发布一号令，主要是明确与敌方的作战对象，和己方的兵力部署。(时未下达进攻令，或有等起义部队聚集之意)不过，人们发现领头“闹事”的熊秉坤竟只是一个正目（班长），于是又议论纷纷。这时幸亏吴兆麟出走不远，藏匿于楚望台西南城墙处，被派出搜索的汪长林等发现，熊即请吴任临时总指挥。虽说吴也只是个队官（连长），但总算是一级军事主官，其时官阶又最高，彼此又都熟悉，于是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吴决定马上进攻。晚十点半、次日（11日）凌晨两点钟，吴在军械库先后两次签发了兵力布署及进攻清总督署的命令。敌不卒防，经一夜激战，武昌城尽皆光复。军械库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起义指挥部。
军械库旧址今一角 当时的楚望台军械库，被号称为“国内乃至远东最大的军火库之一”。库存武器诸书各说不一，今且取《湖北省志.大事记》所述：库有“步枪35000余支，炮130余尊，(枪)炮弹不计其数。”军械库的夺取，不但使当日起义的新军及时得到了充足的武器弹药，而且也在后来的扩军抗击清军南下的战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工程营、军械库处今都没有留下可见的建筑遗迹，甚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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