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乐团 2011年，中央民族乐团承担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庆62周年文艺晚会”的任务。电视上感到宽阔、踏上台时更感到巨大的台口，让人突然意识到，要填满台面，百人乐团，需要翻倍！调动北京城民乐界共同参与，最后仅前排二胡就有66把，可称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乐团。即使如此，好像也不嫌多。此时此刻才能意识到，体现国家形象还真是需要规模巨大和人员众多，先秦《周礼》“以钜为美，以众为观”的标准，自有一番宣示大国威武的道理。以弦乐组的巨大覆盖来解决音响平衡的技术层面的考量，比之体现国家形象层面的考量，已经暂可忽略不计了。至于为达音响均衡而编配的乐器数量以及比之西方交响乐团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种种实验，都以眼前的现实需求为重。乐团满台生辉，音响恢弘壮丽，大型管弦乐团在国家中心舞台宣示大国形象的阵容，才是第一考量。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这支拥有上百人的国家乐团中交错上演。   20世纪初，将原来一般十人左右的地方乐种整合为一支大型乐团的设想，就开始成为音乐家的筑梦空间。那时的民乐队，既有现代城市印记，也有乡村乐班痕迹。“大同乐会”虽有一定影响，也没有普遍响应。1949年后，重塑中国乐器组合以及重构中国管弦乐团的梦想获得了全面实施，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产生以后，这个梦想的细节，则被体现为一系列技术指标。这可不是将西方交响乐团复制过来就万事大吉的操作，而是全部换为新型民族乐器并解决一系列技术关卡的另起炉灶。西方交响乐团也经历过类似过程。那个过程，西方音乐家与中国音乐家的心底折腾是一样的。20世30年代开始出现的大大小小的民乐队，都是“锦城丝管”迈向新高度的产物。这类实践说明一个历史时期舞台上的兴奋点。 李焕之、彭修文、刘文金、朴东生等，都是开拓者。奠定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的基本编制方面，“志感丝篁，气变金石”（刘勰《文心雕龙》）。《春节序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长城随想曲》等代表作，是他们把乐团提升至新高度的体现，也是他们让自己所代表的中国音乐与当今世界保持一致的切入点。民族乐团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生成的团体——一套本土乐器与外来乐器融合的重组。   大型乐团不是哪哪儿都有的，无论从哪方面解读，能够建构一支体现国家形象的乐团，都是音乐家梦寐以求的事。音响均衡的乐团，编制齐全的乐团，曲目繁多的乐团，人员众多的乐团，方方面面构成一个形象——渴望强大也的确强大起来的阵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一方可以整体切割的时段，方方正正排列出一个艺术团体的辉煌。70年又注定不是个仅仅排列着一系列事件的集合体，是数以千百计的艺术家融入生命的记忆。70年的言说，超越个人，因为其建立，是音乐家渴望建立一个足以代表民族文化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团体的历史。这段道路，值得记录。 军乐团 音乐家常以特有身份走进国家仪式，因为他们有时的确代表国家。国家有一系列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就是标识之一。一身戎装，金色配饰，衣冠威武，仪表非凡。每个人的履历上都填满国家仪式。 谁参加过历届党代会、全国人代会、全国政协会开闭幕式？谁参加过1984年国庆35周年、1999年国庆50周年、2009年国庆60周年的大庆阅兵式？谁参加过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1990年亚运会、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大概只有这支乐团，才有参与所有仪式的非凡经历。 2006年“中非论坛”开幕，两天内接待33位非洲总统。2012年的“博鳌论坛”，一天接待6位总统。看看这份履历，一般人会觉得他们见总统像百姓在市场上见老朋友一样。   军乐团不同于一般团体。国家仪礼，纪律如铁，稍有疏忽，都会失误，必须万无一失。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国歌》必须在零点零分准时奏响，一秒钟都不能差。那声响亮的号角，意味着香港回归中国。按规定，英国军乐团在降旗仪式上演奏英国国歌，应于11点59分58秒结束，留两秒空档。然而，他们提前两秒结束，让空余多了两秒。这个空余量，令静如止水的现场，骤感漫长，包括两国领导人在内的现场观众，会觉得中国军乐团没接上。“小动作”自然有“小算计”。所以，国歌奏响，器宇轩昂，宣示尊严。对于时任军乐团指挥的于海来说，每分钟96拍、奏唱时长46秒、37小节、84个字、深烙心中的《国歌》，此时此刻就是中国人抛弃百年屈辱的圣歌。 乐团成员，必须技术高超，才能保障隆重仪式上一鸣惊人。他们参与过2000年德国不莱梅国际音乐节、2004年苏格兰爱丁堡军乐节、2010年澳大利亚悉尼国际军乐节、2015年第九届莫斯科军乐节、2017年7月香港国际军乐节、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国际军乐节（长春、库尔勒等）。音乐节是比赛，更是打擂台。 毫无疑问，今日之中国管乐团已非欧洲管乐团，今日之中国军乐团也非他人翻版，这是中国人在“拿来”“采借”中创造性地开拓的乐团。这组乐器在20世纪的社会生活中频现活力，嘹亮音响塑造过一个个国家仪式的隆重气场。军乐团的主旨是：塑造国家形象并呈现本土印记。 2018年天安门升国旗仪式，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军乐团已与天安门、国旗融为一体，构成百姓对国家的想象。 吊诡的是，上述两支乐团实际上体现了两种原则：中国音响和世界音响。这或许是当代艺术家以音乐塑造国家形象的两端，也是“开放的中国”的应有之义。 文化遗产 2016年9月4日，杭州“G20峰会”于西湖举办的盛大文艺晚会上演奏了几种音乐。俄罗斯柴可夫斯基舞剧《天鹅湖》，法国德彪西钢琴曲《月光》，德国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中国传统乐曲《春江花月夜》。音乐遗产，风行世界，没有国界，“嫁与春风不用媒”（李贺）。一首乐曲代表一个国家。虽然在场的20多位总统与总理，但不是每个首脑都能出风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可以出风头。文化遗产是历史馈赠，非短期内可以“打造”！有遗产，平日不觉得什么，到这种场合，才觉得不可或缺。没有就脸上无光，如同当下喜用的“囧”字。渴望尊严与找到尊严载体，是两回事。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拥不拥有遗产。 中国人何以能在西湖上尽显浪漫和豪情？因为有西湖上溢满的诗歌以及用中国音色表达的泱泱国风！ 原载《金融博览》2019年第10期 张振涛，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著有:《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声漫山门——陕北民族音乐志》，论文集：《诸野求乐录》《风声入耳》《燃烧的琴弦》《响鼓重槌》《冀中学案》《响堂》《声湾》，主编《杨荫浏全集》（十三卷）《黄翔鹏文存》（上下卷）《中国工尺谱集成》（十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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