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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老当益壮，继往开来 足智多谋的司马懿，通过对吴、蜀的战争，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事大权。景初三年春（公元239年），魏主曹睿病逝，临死前将幼子曹芳托孤于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令二人共同辅政。最后，在与曹爽的对抗斗争中，司马懿充分展示了“静则使人无从觉察，动则令人措手不及”的高超的运筹和统驭能力，他把握时机、乘时而动的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同时更为后人树立起了生动的艺术想象。 1．攻其必救，远征公孙 景初元年(公元237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字文懿)因自以为自己远离魏国，便自立为燕王，定都襄平(今辽宁辽阳市)，改纪年为绍汉元年，下设文武百官，与曹魏抗衡。同时派大将军卑衍、杨祚领兵数万，依托辽河的有利地势，坚营高垒，准备防御魏军的进攻。 公孙渊乃辽东太守公孙度之子公孙康的儿子，在魏明帝曹睿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公孙渊篡了公孙康的弟弟公孙恭的地位，至此魏明帝便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任命他为“辽东太守”，后在魏明帝曹睿的青龙元年，他借孙权的两位谋士张弥、许晏的人头，被魏明帝任命为大司马，封为“乐浪公”。他这一行为不仅欺骗了孙权，而且也引起了魏明帝的怀疑，就在魏明帝宣公孙渊进宫时，他便急着翻脸，自立为王。 这就是公孙渊的简史，他可谓愚蠢至极，他以为他做的事，密不透风，无人知晓，他以为他远离魏国，魏国就鞭长莫及，拿他没办法，而他这种用欺骗手段与没有实力作后盾的自立为王只能落个失败的结局。而他这种叛国行为也势必会遭到魏国的声讨。 第二年的正月，魏国君臣终于都忍受不了公孙的气，魏明帝曹睿只好将司马懿从长安召回洛阳，商量如何平叛公孙渊。这时司马懿提出由他率领4万人马前去讨平叛乱。曹睿却担心兵少路远，难以取胜。司马懿胜券在握地说：“兵不在多，只要善于计谋，就能出奇制胜。”曹睿一听，非常高兴。但仍有些忧虑，便进一步问道：“你估计我军出动后，公孙渊会采取什么对策呢？” 司马懿的妙算分三策，公孙渊放弃根据地襄平事前逃走是上策（因为下次司马懿再来时，又要行军四千里，没有人有太多的四千里可行），在辽东边界拒守是中策（可达成境外决战，令远征军疲惫），坐守襄平是下策（坐以待毙）。并且，司马懿断定公孙渊一定不会弃城逃走，他一定会认为我军孤军深入，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他必然要依托辽河的天然屏障阻击我军。司马懿还敢肯定前进一百天，攻击一百天，回师一百天，中间休息六十天，远作战不会超过一年。曹睿见司马懿对如何作战的方案了然于心，非常满意，便派司马懿率军4万前往辽东平定叛乱。 从上面司马懿的一番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深思孰虑，以及对事实透彻分析的能力都是朝中少为极有的。 每个人在做事情之前，都要对其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在进行分析之时，一定要抓住其内在规律、并综合当事人的性格特点及其所处的环境进行多方面的统筹考虑，只有对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并把问题分析透彻才会有一个正确的预测，也就是说只有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都想得周到了，才能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就曾在形势上作了透彻地分析才能使得曹操摆脱樊城之围的境地。从下面我们可以再次发现司马懿如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料事如神。 一切都如司马懿所分析的那样，公孙渊采用中策。在司马懿率军进入辽东后，公孙渊派数万兵士在辽水东岸驻扎，连营六七十里，他是想造成曹魏抗拒孔明北伐及陆逊阻拒刘备东征的效果，不过他可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命令一部分士兵大张旗鼓地向敌军的南翼猛攻。司马懿见燕军的精锐部队已急赴南翼，后他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悄悄渡过辽水，直奔公孙渊的老巢襄平，迫使公孙渊出来迎战。过河后，他又立即命令部队沉掉了渡河的船只，毁掉了浮桥，逼近燕营。并傍辽河构筑工事，摆出了一副持久作战的姿态。但是，司马懿并没有发动进攻，相反，却率领主力绕开敌营直奔襄平而去。 手下将领不解其意，认为这种战略太不能显示出我们的威力了。但司马懿却这样对他们说：敌人坚营高垒，不与我战，目的是想让我军疲惫松懈。我们若此时去进攻，则会正中敌人下怀，但我们倘若向其攻之，则他们就必会出来与我们交战。敌军如今的重兵都结在辽河一线，巢穴空虚，我军直打其老巢襄平，他们必会惊慌，回来救援，他们惧而求战，战则必败！这一策略也就是《孙子兵法》上的攻其必救之方针。 《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攻其必救之策略，即指攻敌要害之处，迫敌必然救援。也作“攻敌必救”，意在阐述深入敌境作战时，要打败坚壁不战之敌的指导原则。凡是对于那些固守坚城不与我决战的敌人，应当采取“攻其必救”的指导原则，迫使敌人脱离坚城与我军决战，就可以将敌人打败。也就是说只有攻敌所必救之处，才能调动坚壁不战之敌脱离固垒，使其运动从而将其聚而歼之。因此，“攻其必救”的原则，在古代战争中是常为兵家所采用的调动敌人、歼灭敌人的正确作战原则。 历史上“围魏救赵”就是“攻其所必救”的典型战例。魏围赵，赵向齐求救，齐使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孙膑制定了“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策略，引兵直奔魏都大梁。魏军闻讯，立即撤围赵之军回救大梁，在桂陵被齐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可见，司马懿在这次平定公孙渊的辽乐之战中，同样也是采取了“攻其必救”的军事原则，通过下面事情的具体经过，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其计划是具有可行的。 在魏军一举突破辽河天险，并弃营不攻，直扑襄平之时。公孙渊的谋将卑衍、杨祚便开始万分惊慌，他们生怕老巢空虚不保，便立即率领全军回援襄平，企图堵截魏军，这就中了司马懿的声东击西的计策，司马懿待燕军进到适当地点，命令奔赴襄平的兵马回师猛击，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进攻，三战三捷。公孙渊则退守襄平，从“据辽水抵抗”的中计转入“坐守襄平”的下策。司马懿立即进军准备围城。 恰逢此时，正值多雨的季节，辽东下起了连绵大雨，辽河河水迅速猛涨，淹没了两岸大片地方。襄平城的四周便顿时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水乡，魏军迫于水势，无法对襄平合围，营帐全都泡在水中，而敌方却可以借机出城放牧、打柴，魏军便有人提议“断其樵牧”，司马懿并不同意这一策略，而且他立即下令道：“有敢言迁营者斩首！”其中有个叫张静违的都督令史不服气，便要求迁营，果然被司马懿斩首示众。在此种情形下，魏军只得被迫泡在水中，处境也是万分困难。不过，还是有一个名叫陈硅提出了疑问：“将军过去打上庸时，八路并进，日夜攻打，只用了6天，就攻破了城池，杀掉了孟达。现在我军远道而来，反而不急于攻打敌人，是何道理？”司马懿笑道：“那时，孟达兵少粮多，可供一年，我军人数4倍于敌而粮食不够一月，以一月图一年，怎么能不速战速决呢？以4人攻打1人，则是可以速战速决的，所以不计死伤，猛攻上庸，实质上是与他竞争粮食。现在情况不同了，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又逢大雨，难以速战速决。而此次，我们不远千里来此作战，不怕燕军坚守进攻，使战事旷日持久，就怕敌人逃跑，或者留下后患。目前我军虽人少，但粮草充足，燕军虽多，但粮草将尽，现在敌军粮草将尽，我们若抢走他们的牛马，断了他们的樵牧，在我军没有完成合围的情况下，不就等于迫使燕军拼死逃跑吗？现在公孙渊依仗人数众多和雨天大水给我军带来的困难，继续坚持，不肯认输，我们不如将计就计，给他们造成无计可施的假象，让他们认为我们是弱小的，让他们安心待在城里，而当等到雨停、水退、敌军粮尽之时，我们再发动攻势，那公孙渊就成了瓮中之鳖，想跑也跑不了了，那我们就不止捡到这么点小便宜了，这也同样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法。”众将听罢，无不佩服司马懿的多才多智。于是，众将便在司马懿的率领之下，一面继续合围襄平，一面暗中赶做大批楼车、钩梯，以等待时机向襄平城进攻。 孙子在《虚实篇》中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著名论断，它阐明了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夺取克敌制胜主动权的战争指导思想，它的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战前准备、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等各个方面，从而对与敌方交战中处处争取主动权，最后达到制胜敌人的原则。 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智囊》在记述孙膑“驷马之法”处有一按语，“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这是中国兵法的精妙之论断，其总体上的意思即一个军队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要善于抓住主动权，在这一篇幅中，司马懿采取的是示弱的假象，然后从各方面对其攻之，从而掌握住主动权，将敌人包围。 就在时年八月，辽东雨停之后，辽河之水亦渐渐退去，燕国已被魏国围的像铁桶一样，接着，司马懿便抓住燕军粮草已基本断绝的这个有利时机，对襄平城发起猛烈的攻势，魏军在城外筑起土山，登高俯击，箭如雨下，昼夜猛攻，同时司马懿又命令军士在城下挖地道，以求伏兵人城，上下结合，还配以楼车、钩梯，轮番进攻。时过不久，公孙渊支持不住，无奈之下，他只得派其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出城求和，要求魏军先撤出包围，然后他自缚请罪。这种缓兵之计，哪里能骗得过司马懿？司马懿一听，二话没说，就将王建和柳甫的斩首。公孙渊忙又派卫演到魏营，提出“以儿子换和平”的新建议，以图解围。这一次司马懿并没有将来使杀掉，只是让卫演捎话，并挖苦讽刺地给公孙渊上了一课：“军事行动大体上有５个步骤：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不能走则降，不能降则死。你不自己绑着来投降，只有死路一条了。”司马懿一番羞辱逼得公孙渊只有孤注一掷实施突围，硬着头皮死命抵抗，此时公孙渊的士兵早已饥疲不堪，军心也已瓦解，大将军杨祚则首先开城表示投降，司马懿可谓势如破竹，挥军入城，一举击毙燕军7000余人，无奈之下，公孙渊企图杀开一条血路逃生，结果被魏军杀死于乱军之中，余部全部投降。襄平城被攻占以后，所谓燕王朝的其它几个郡也都望风而降。一切都在司马懿的掌控之中，这次战役果然只用了3个多月。自然，司马懿也按照原定计划，在第二年春，如期班师回朝。 足智多谋的司马懿平定了辽东之战，从而制止了公孙渊的分裂割据，维护了已经形成的统一局面。 在这场战争中，他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创造了一个孤军远征、以少胜多的杰出战例。从中，我们不得不佩服司马懿料事如神之功力，他无论是在谋略上，还是在策略上，都显出他的军事才能，及领导才能，其中对《孙子兵法》的应用更是神乎其神，所以司马懿能上承魏之强盛，下启晋之统一，成就秦皇汉帝那样的丰功伟业，将天下万民从乱世争战之中解救出来。 2．南伐东吴，不战而胜 司马懿自打受到曹爽的排挤，被明升暗降后，他只能广泛取得世族士大夫之同情及支持，另外，作为四朝元老，他认为他是不能没有军权的，不过，幸好曹爽还算有一点良心，曹爽给了他一个持节都督诸军事的权力。所以目前想要找回兵权，其唯一办法就是出兵打仗。 于是，司马懿南伐东吴的历史就开始演了，这也是他重拾夕日辉煌的一个重要插曲。 那是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东吴以为魏国的政权不稳定，这时将其击败一定是好时机。于是孙权便派朱然攻樊城，诸葛瑾向荆州进攻，诸葛恪则准备攻取六安，全琮攻淮南，然而经过长久的激战，诸葛谨、诸葛恪、全琮这三路兵均被魏军杀退，最后只剩朱然一路猛攻不放，于是司马懿便抓住这个战机，主动要求前去迎战，但在一开始，奸诈的曹爽并不愿意他去前线，后在听了谋士何晏等人的劝说之后，他才放司马懿前去。何晏等人是这样说的：司马老儿年近七旬，须发皆白，如何统兵远征千里，不妨借刀杀人。朱然听说魏国的老太傅司马懿亲自前来征战，便有自知之明似的主动撤兵。但司马懿却穷追不舍，追至边境三洲口时，他便斩了千余敌人，伏虏了众多兵器舟船成功而返。对此，魏少帝曹芳是赞赏有加，他将郾城、临颖两县作为其封地，再加上原来的舞阳、昆阳，司马懿一共有四县。 诸葛瑾 诸葛恪 想成就一番事业，你就必须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就是生命质量的载体，就像刀与锋利的关系一样，有刀的存在，才会有锋利这一说法。 想当初诸葛亮与司马懿在进行持久战之时，就是因为司马懿的身体强过他，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诸葛亮才留了终生的遗憾，可见一个人身体对事业成功的重要性。 接着再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曹爽的话，他的话一点也不错。是的，试想天下又有几个会认为一个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还能征战，上战场拼杀。但他却没有全方位的考虑一下司马懿的一生，要知道有着高超的军事、政治才能的司马懿是绝不会轻易就提出与敌交战的。所以，他虽已年过七旬，但他的威名依在，使人闻风丧胆，他依然可以在朱然等人逃跑之后，穷追不舍，打他个片甲不流。因此，在战场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当年的风采及如今的老当益壮，所以对他能争善战的才能我们应不容忽视，反而对于他的养身之道我们更要佩服。 年过七旬的司马懿取得了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他受到了皇帝的尊宠，但司马懿并没有因为皇帝的尊宠，而肆无忌惮，他反而更表现出谦恭的样子。那时，父亲的故友太常常林到他家做客，而每一次他必拜见。他也总是告诫子弟们：“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以损之，庶可以免乎！”他还教子弟们提防不怀好意的曹爽等人。 自满就好比是一个人实现伟大理想的陷阱，会害人害己，但却又是一个人最容易进入的误区，只有谦恭才能将灵魂深处的一切潭滓排泄出去，才能添加精神上新的滋养品，使之在成功之路上永不败。 谦恭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魅力，是一个人内在品德和修养的高度表现，它不因一时的得意之作，就骄傲自大，大话连篇。也不因一时的养尊处优，而对别人傲慢无礼，凌驾于别人之上。谦恭之人的学问之心愈谨慎，其地位愈高，就愈能待人以礼。 谦恭之人，它给人以虚怀若谷的胸襟，能给人以豁达平和的态度，给人以超越自我的气魄，给人以海纳百川的能量，从而给人光彩照人的形象和强烈撼人的魅力。谦恭之人，人们会与之亲近，人们对其崇敬。 谦恭应该说也是一种教养，试想那些脸上没有文化，肚里没墨水，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鲁夫莽汉又怎会有谦恭的态度，怎么会有一番成就呢？ 而倘若司马懿不是一个谦恭之人，他又如何能成就一番霸业，如何才能笑到最后？ 汉初时候之人张良，年轻时就以谦恭、好学、智慧闻名。其中，流传至今的“桥下拣鞋，拜师学艺”的故事说的就是以谦恭的张良，他也因此得到《太公兵法》，辅助刘邦夺取天下。 张良一心一意追随刘邦打天下。运用所学所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经常在危急时刻扭转时局。平定天下以后，刘邦要奖赏给张良齐国的三万户百姓，张良谢绝说：“我与陛下的相会，才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陛下用我的计策，并万幸成功，这不过是我的运气好，没有陛下就没有张良我。” 而张良之所以没有成功“韩信第二”，更大意思上也在于张良不骄傲自大的为人处事原则，张良因谦恭获得真才实学，又因谦恭获得赏识和安全，说明他的智慧过人，识时务。 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说，谦恭的人也一定是聪明的、睿智的、有才能的人。历史早已见证，真正伟大的人一般都是谦恭谨慎的。司马懿也立谦恭为人生的一种大智慧，是成功所应该追求的境界。这同样也验证了司马懿这个笑到最后之人的伟大与不平凡，正因为他能宽以待人，朝里才会有更多的人信任他，以至于他的后代在建立晋朝，才会顺理成章。 让我们继续欣赏司马懿的下一场战役，看这一次的大战给他带来了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 公元242年诸葛恪在魏吴边境皖口囤田，司马懿重施故技，想再一次请兵讨伐诸葛恪，这次曹爽不再敢断言司马懿会老死在战场，所以他把仲达的上疏压了下来，因而司马懿也就没有实行自己的计划。也许是老天在助其成就霸业，在第二年自以为是的诸葛恪又一次派兵在边界不为的向其挑衅，并意图想袭击寿春。坚忍不拔的司马懿这次再度上书请求前去伐吴，曹爽等人皆以孤军远攻，进退不易为缘由对其进行劝阻，司马懿则曰：“贼之所长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观其变。若用其所长，弃城奔走，此为庙胜也。若敢固守，湖水东浅，船不得行，势必弃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这次司马懿是铁了心要前去进攻，此时曹爽考虑到这次东吴声势稍为浩大，而且皖口也远在吴境，单这一去就要行两千里之远，还有他的老将诸葛恪的名气也是相当大，也比较难对付。因此，曹爽就再一次决定这个不知好歹的司马老儿出兵试试。 没想到名气如此之大的诸葛恪在听说他叔父（诸葛亮）曾经认为最难缠的对手司马懿即将来征战，竟也望风而逃，司马懿可谓是不战而胜，捡了个名符其实的大便宜，要回程之时，司马懿则提拔农家弟子邓艾在淮河以北大量囤田，邓艾也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暂露头角。 司马懿的名气看来真是不容忽视，我们也看出曹爽等人的愚蠢至极，不过这里，我们对司马懿用人方面的才能也不得不提一下。 司马懿在军事斗争中也非常重视对年轻人才的选拔，能够慧眼识才。当时在魏国看重两个青年人物，一个是钟会，一个是邓艾。其中，钟会是太傅钟繇之子，他小时候就很胆智。有一次，钟繇曾带他的两个儿子去见魏文帝曹丕，钟会当时只有7岁，其兄钟毓大他一岁。钟毓在见到皇帝之时，惶恐惧怕，汗流满面。曹丕便问钟毓：“你怎么出汗？”钟毓回答：“我战战惶惶，汗出如浆。”曹丕又问钟会：“你为何不出汗？”钟会回答说：“我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这里可以看见钟会的聪明与应变能力，见到令万人敬仰的皇帝，自然会有所英尺慌，而钟会既点出了他害怕曹丕，更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不出汗的原因，可谓令人不得不对其称奇，后在钟会年龄稍大一些时，他便喜读兵书，深明韬略。 钟会 当时，司马懿也在场，当下他就认为这个小孩不简单，决定日后重用他。 再说邓艾，他虽幼年失父便他素有大志。他见高山大泽，便比划着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积粮，何处可以埋伏，当时他对于地理位置的合理应用的时机，方寸的把握上绝对要胜过蜀国之将姜维！邓艾平淡地过了近二十年。后来总算当上了典农功曹，帮助管理屯田。一次，邓艾上洛阳去呈报，有机会见到洛阳太尉司马懿。司马懿很赏识他的才能，征召他为太尉府的掾属，后升任尚书郎。 自从司马懿和邓艾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之后，就有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对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可见司马懿能识人，会识人，那在对待对手的时候，他又做何反应？ 本来，曹爽是想利用吴兵借刀杀人，结果，正因为司马懿这两次大胜朝野，反而得到众将士的称颂，在朝野里的地位更加稳定。这时，曹爽的谋士李胜与邓扬又给他出个了馊主意，要他亲自领兵去向蜀挑战。 于是，在244年春三月，想立威名于天下的魏国大将军曹爽不听太傅司马懿的劝阻，毅然带领大军从傥骆道进兵讨伐蜀之汉中，当时，汉中蜀军不足，其将士都有些恐慌，负责汉中军务的蜀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王平力排众议，命护军刘敏率部进占兴势(今陕西洋县北)，多设旗帜，虚张声势，然后王平又率一部兵力为对其进行阻挡，大将军费袆则包抄魏军后路欲两面夹击，魏军被阻于兴势，后方军粮供应不上，牛马骡驴大量死亡，魏军失散、伤亡惨重，就在这种危难之际，司马懿立即写了一封快信给魏军副督都夏侯玄要他力劝曹爽快撤兵。 司马懿虽对曹爽有很大的怨气，但还没到恨之入骨的地步，而且退一步说，曹爽带去的兵有不少的也是他自己以前的部下，副都督夏侯玄更是他的姻亲。从国家这方面来说也好，从自己以前的部下或是姻亲，他都觉得信一定要送到。曹爽毕竟不是白痴，在经由夏侯玄的劝阻，再加上本身也觉得事情大有不妙，于是，便听从司马懿的劝告，苦战之后。于五月撤回长安。他的这一“战果”换取的朝野一致的讥笑与嘲讽。 司马懿可胸怀宽大，想一想，这时又何尝不是一个杀人灭口，除掉绊脚石的最好时机，但伟人毕竟是伟人，他没有这么做，他采取了书信劝阻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魏军的进一步损失。 正因为人有了比天空更广阔的胸怀，才能容得天下难容之事，才能拿得起放得下，凡事不斤斤计较，不愤懑牢骚，不悲观忧伤，才能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有价值的大事上，才能活得乐观豁达有意义。 假如我们将胸怀来给人分类，那么应该只有两种，一种人胸怀博大如海，任船航行；一种人心胸狭隘如囚，仅能容下他一个人。 而一个人生存境界的高低，也和人的胸怀有莫大关系。胸怀宽广的人，其人生境界一定超过一般人；而胸怀狭隘的人，其人生境界必是很低。 司马懿自小就有雄心壮志，有立志“平天下”的宏伟目标，他的人生境界之高，他的胸怀之宽的优点都是每一位不甘失败之人所效仿的。 “既生瑜，何生亮”这句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不错，这正是吴国主帅周瑜在面对诸葛亮时曾经的一番表白。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年少英俊，多谋善断，屡建战功，二十多岁就成为主帅。但唯一一点就是心胸太过于狭窄，对才能胜过他的诸葛亮始终耿耿于怀，曾多次暗藏杀机，对其下毒手，但每次都能被诸葛亮看出破绽，而弄巧成拙，甚至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终于，经不住失败的打击，在多次气愤之后，含恨而死。而临终前的最后的一句话说是：“既生瑜，何生亮也？” 周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胸怀宽广的人，才能广泛吸引人才；一个小肚鸡肠的人，看到别人胜于自己就怀恨在心，就永远不会有什么所谓有心腹。 也许正是因为司马懿懂得，江山社稷的宏大事业，决不是一两个人或少数人就能够干成的，必须有事业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加入进来，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因而，他时刻以宽大的胸怀来面对敌人或是高智商的人如诸葛亮。 南伐东吴，不战而胜的描述虽然不多，但其中的一些小细节，如他的两次出征，敌人都听到其名字之后，便落荒而逃，这需要具有何等的威力才能达到此种境界？还有他写信劝阻与其敌对的曹爽，这又岂是一个泛泛之辈能轻易做到的？所以说，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一点也不为过，他能成三国历史上最终的胜利者也是受之无愧的。 3．淮南平叛，击败对手 嘉平元年，曹爽等人陪魏帝曹芳出洛阳城拜谒明帝高平陵，这时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把曹爽集团一网打尽，夺取了朝中大权，史称“高平陵事变”。高平陵事变是三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变，和赤壁之战促成三国鼎立一样，高平陵事件成为三分归晋的前奏曲。其政变的原因是曹睿托孤，曹睿第一次辅政大臣名单中没有司马懿，后靠刘放、孙资的从中涡漩才被纳入辅政大臣中，这件事使司马懿心中有一层疙瘩。后曹爽明尊暗抑的行动使两人协力辅政的格局被打破，司马懿从此对曹爽怀恨在心，并暗中壮大自己的势力；后来，曹爽争夺司马师兵权的行动更是两人对产激化的导火线，因此，司马懿下定绝心要彻底铲除曹爽。 由此可知，高平陵事件的发动，是司马懿在政治斗争中一次弱势力的反击，事变的成功也在于世大夫阶级及民众对曹爽执政末期产生了普遍反感，以致事变发生后司马懿能讯速掌控全局。 虽然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得到京城官员的普遍支持，但一位出镇淮南的老臣王凌却对司马懿心生不满。王凌是三国时期魏国的重要将领，出身于仕宦之家的王凌，少年时曾随父居住于京城，汉末司徒王允即其叔父。董卓之乱，王氏一门被董卓部将李催、郭汜诛残，只有王凌及其兄长生逃，回到家乡。建安初，王凌得举孝廉，出任县长，不久即因罪而被罚5年苦役。服役期间，正好遇到曹操巡部，曹操得知他是司徒王尤之侄，又系因公犯罪，便当即下令，解除其劳役，任他为郡中骁骑校尉之参谋。待曹操灭袁绍为冀州刺史后，即擢拔他为郡守，而后，为丞相府主簿。与场修、贾逵共掌丞相府日常事务，当时号称“三主簿”。（在青龙二年的石亭战役中，靠他的拼死突围和贾逵的救援，才避免了曹休指挥的东部魏国军队被吴国全歼。后来他与满宠和蒋济等长期驻扎在淮南，成为抗击吴国军队的重要将领）与司马朗、贾逵、杨修关系密切；与司马懿的关系也也密切。司马懿的重要亲信王昶与王凌同乡，王昶对凌亲如兄长，在《三国志》王凌传裴注中也对司马懿说“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并说王凌因同司马懿“加怙旧好，不复自疑”，这些都表明了两人的友好关系。 曹爽 但司马懿诛杀曹爽，王凌却心生不满，与其侄兖州刺史令弧愚阴谋立楚王曹彪为帝。 令狐愚原名令狐浚，以前田豫立了大功，犯了小罪，他依法论处，于是惹得曹丕大怒，说：“浚何愚！”然后他就索性改名叫令狐愚了。他可能也是为因为这个屈辱而图谋废曹芳，只有如此才不再戴着这个屈辱的名字，王凌在给司马懿的信中曾说道：“亡甥令狐愚携惑群小之言，仆即时呵抑，使不得竟其语。”王凌在嘉元年九月派人到洛阳向他的儿子询问这件事是否可行，他的儿子王广表示反对，称“废立大事，勿为祸先”，并向王凌仔细分析了当前的社会局面：曹爽集团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这些都是当时的客观情况，但王凌的才能却不能认识到这些，而且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司马懿任命王凌为太尉，王凌从司空越过司徒高柔直接担任了太尉，也从中表明了司马懿重用、笼络王凌，把他作为河东派重要成员对待。也正因为如此，王凌与司马懿的关系更加密切，令狐愚病死后，当时淮南也没有爆发叛乱的根源了。 高柔 当初司马懿曾问蒋济：“王凌之才如何？”蒋济答：“王凌文武俱胆，当世无双，其子广有大志，胜父一筹。”蒋济，魏国谋士，曾任曹操的主簿，曾劝阻曹操迁都，后来曹丕伐吴，蒋济与刘晔同为参谋官；魏帝曹芳埋藏，蒋济官至太尉，随司马懿发动政变，出兵落水浮桥，写信劝说曹爽投降，最终导致曹爽一族灭亡。现在，司马懿经蒋济这么一说，也就排除了对王凌的戒心。 蒋济 王凌要立曹彪为新君，其行动一直是密秘进行的，由于楚王曹彪的封国在兖州令狐愚的地盘，嘉平元年九月，令狐愚派亲信张式以监察亲王为名赴曹彪家拜访，并对曹彪说“令狐使君致意于王，天下事未可知，愿王珍重！”于是，这便开始了他们另立新君的第一步。但事出所料，立新君的计划进行到年底，令狐愚突然生病死了。这时，令狐愚的幕僚杨康此时正在京都司徒府上报兖州政务，听到主子病死，很害怕；自己又熟知令狐愚与王凌的政变计时，也深知成功的机会不会太高，如果失败，自己的下场就和曹爽一样。这时，令狐愚一死，杨康就使了一个坏心眼：立刻向司徒高柔举发了王凌和令狐愚的计划。 高柔是司马懿的亲信，并立刻报告给了司马懿，司马懿听后相当吃惊，但又立即恢复了镇定。当时的王凌已位列三公，又没有具体的证据，因此，一时也难以下手。于是，就静观其变，严加保密。并另派黄华出任兖州刺史。这时的王凌对杨康告密之事毫无所知，还在积极暗中准备着。这时，又由星相得知：“荧惑（火星）入南斗，当有王者兴。”于是，就更加坚定了另立新君的行动。一时间，民间也散布着曹彪当皇帝的传言，有歌谣说：“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朱虎为曹彪乳名，他受封于白马县（今河南滑县东），洛阳在白马西南，以白马西南驰来借喻曹彪入主洛阳。 一年之后，嘉平三年春，吴国孙权所自己死后魏兵长驱直入，便派10万大军于涂水（今安徽滁河）下游筑堤，以淹没魏国淮南之地。这时的王凌终于等到机会，请中央发下统兵的“虎符”以教训吴国为名，调动扬州大军发动政变。司马懿也深知是王凌的一条计策，并没有答案。无奈之下，王凌又派新腹杨弘去说服新任兖州刺史黄华与其共同举事，但出乎意料的是，杨弘和黄华竟联名上奏司马懿王凌即将叛变之事。这时，司马懿见时机成熟，便调集数万人马，并于当年四月众水路南下，直事业逼州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 这时的王凌才发现事情的不妙，但拿不到虎符，他的本部兵马根本不能和司马懿的大军抗衡。自己已无胜算，为避免寿春城遭受战火，他只有亲自武丘，到司马懿大船前面缚投降。王凌在小船上对大船上的太傅司马懿喊道：“卿以折简召我，我敢不至邪，奈何引大军来乎。”懿答曰：“因卿非折简可召之客耳。”王凌所谓的“你派人送一封信来召唤我，我就会去见你”之类的话显然是书呆子式的自欺欺人，哄哄小孩子罢了，连他自己都未必信。而司马懿认为，已经是最后摊牌了而且胜券在握，便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于是一针见血地答道：“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你不会跟随送信的人前来”，再无温情脉脉之面纱。此时王凌才痛感被司马懿玩弄，于是王凌又喊道：“太傅负我。”懿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说得何其痛快淋漓，何其直截了当！ 即使如此，司马懿还是让人为王凌松绑，归还朝服和印绶，派人把他送回洛阳。到项城时，王凌向压送他的警卫队长要钉棺材的长钉，队长请示后给了他铁钉，王凌知其必死，遂饮药自尽。这只是史书怕说，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王凌身先士卒的勇将，不会像曹爽那样试探生死，既然他已“加怙旧好，不复自疑”，就不会自杀。或许是朝廷在半路上让他自尽的，因为朝廷不会像司马懿那样安慰、宽恕他，以至后来还把他开棺暴尸，烧毁了朝服、印绶。司马懿是不会对王凌用这种残暴手段的，况且他与王凌的关系也非常友好，从司马芝和司马歧父子担任司法官员时期的表现看，司马氏也不是严刑峻法的人，王凌的罪过是知情不举的连坐。王凌与司马朗、贾逵友好，贾逵与曹休有矛盾，他的儿子贾充和王昶的儿子王浑都是晋朝的重臣，司马氏的亲信，王凌也是司马氏为首的河东集团的重要成员。 司马朗 王凌受曹操的提拔，起家于刑徒，又历典大州，成为曹魏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又加之受儒学正统观念的陶治，其对曹魏政权可谓“矢志不渝，衷心拥护”。王凌与司马懿的及其史长司马朗都曾过从甚密，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促使他们最后分裂了。我们从曹魏政权的建立过程来看，司马一家与王凌都曾对它做过贡献，这是他们政治上一定时期统一的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氏窃取这个政权的野心日益明显，而王凌却仍极力维护曹魏的正统地位，如此一来，就使他们的政治道路发生的歧异。最后，司马氏夺取了政权，完成了短期的全国统一。在此，我们不排除王凌争夺权益的心理，但客观事实告诉人们，他反对篡劫括动的斗争还是值得褒奖的。晋朝建立后不久，司马炎立即为与司马氏关系最密切的王凌和邓艾平反，使他们的冤案得到昭雪。这就充分说明，王凌这种忠于最高统治者的精神是可以利用的。 这就样，王凌死后，倒霉的曹彪也被迫自杀，其亲属都远放平原郡。如此，曹魏末年“寿春三叛”的第一叛就这么落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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