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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托尼·基尼 [美国][出自《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 2004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将军、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托尼·基尼 “我的中路在撤退，我的右翼在被迫后退，局势妙极了，我在发动进攻。”——法国元帅裴迪南·福煦1914年9月第一次马尔尼战役 我曾连续四年先后担任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副司令及司令一职，切身体会到了这两个职务对我们的国家具有怎样至关重要的意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休·谢尔顿(Hugh Shelton)以及国防部长比尔·科恩(Bill Cohen)对此也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两人都曾经让我就这两个职位推荐两个人选，而且都特别指出，这是屈指可数的要职，必须找到最出色的、能力最强的人来担任。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对人。” 2000年我即将离开中央司令部，我推荐的下一任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向我求助，他要任命一名中央司令部的副司令，希望我能给他推荐一个人。他说他希望找一名海军飞行员，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当即就告诉他，迈克尔·德龙将军就是他要找的人。 我初次和德龙将军合作是在索马里，这个长着国字脸的海军军官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重大问题，他都能迅速地冲破繁文缛节的束缚而切中要害；而且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出色地完成棘手的任务，这一点更是让我刮目相看。我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司令时，很高兴能有德龙将军做我的副司令。他在索马里表现出的种种能力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我把他推荐给了海军陆战队司令，建议让他将来担任海军陆战队司令以及更高的职务。 显然，汤米·弗兰克斯和迈克尔·德龙在处境艰难的非常时刻合作得非常成功。在过去的三年里，也就是在弗兰克斯和德龙在任期间，中央司令部负责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其他局势动荡的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而我们都目睹了这些行动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他们二人在指挥作战上、在处理敏感的区域关系上、在组织错综复杂的国际联盟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威胁上，都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 迈克尔·德龙将军是这一切的幕后英雄。他在幕后运筹帷幄，一天天监督着这些行动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他所处的独特位置使他能够真切地看到，事情为什么以及如何会一步步发展到今天这个情形。他的悟性、他的机智、他的理解力和军事才能以及他诚实的品质贯穿着本书始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我们在这个充满艰辛的世纪之初所遭遇的、决定了我们事业发展方向的一次次重大事件。 | | 作者寄语 | | 迈克·德龙 诺亚·卢克曼 [美国] | | [出自《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 2004 | | | | | | 从2001年9月到2003年9月，在这段非常的岁月里，我一直在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副司令一职，特别的职位让我有幸在政治层面以及军事层面上亲历了这场战争，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并且积极参与了各种重大的决策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很遗憾，我不得不目睹不实报道所带来的冲击。对我来说更遗憾的是，我仍然频繁地前往伊拉克，而我所看到的伊拉克与报纸上以及电视上描述的伊拉克几乎完全不同。 | | 更有甚者，翻开相关的图书，我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人能客观地、不存偏见地将事实记录下来，告诉大家在那段时间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几乎每一个书写这场战争的人都有明确的写作意图。我没有。我是个已退役的将军，没有政治企图。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把有关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的事实公布于众。 | | 事实永远都不是绝对的，不像我们的肤色，黑白分明。在这本书里有一些内容似乎倾向于民主党这一边的说法(比如，伊拉克战争的计划如何很早就制定出来了)，也有一些内容似乎对共和党有利(比如追捕萨达姆的军事行动)。可是，这就是事实：不偏不倚、一视同仁。 | | 这本书揭示了许多内情。你将首次了解到：我们军方最高层对9．11事件的反应；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如何发动的，我们为什么选择让特种部队和中情局这支独特的联合部队来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从1991年以来是如何监视萨达姆的一举一动的，我们对他的情况掌握到什么程度，我们出于什么原因认定他确实对我们构成了威胁；我们是如何策划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我们在制定计划的这一年半期间里经历了怎样的思索过程；还有我们是如何知道萨达姆确实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以及这些武器如今可能藏在什么地方。 | | 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际，整个美国还在怀疑，我们攻打伊拉克的做法究竟对不对，萨达姆是否真的对我们构成了威胁，到底存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的军队是否做出了、甚至至今仍在做出无谓的牺牲。如果说《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这本书存在一定价值的话，那它的价值就在于：它从一个客观的、军事的角度说明了我们打击伊拉克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事后对自己的猜疑，让我们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感到满意，让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安全，都是正确的。 | | 最主要的是，我想带着你一同去亲历一番。尽管我在军队中服役了33个年头，但是在中央司令部的这3年经历仍然超出了我此前的想像。我想让你来体会一下我们在发动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我要让你看到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以及我们该如何(或者已经如何)对此进行纠正。我还要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胜利，以正视听。我要让你看到，美国军方如何在为美国的安全鞠躬尽瘁，以及军方为此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本书将向你一一讲述这些故事。 |
序幕
那个星期一的早上对中央司令部来说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弗兰克斯将军在中东，所以由我来主管坦帕总部的事务。我召开了晨会，听取了手下的工作汇报，此时我正在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通话，向他汇报前一天的工作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事件发生。 突然，我的一个助手来到我跟前。他递给我一张纸条，显然不想打断我们在电话中的交谈。我知道，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果然如此。 我手里拿着的是当前军事行动部门(Current Operations)送来的“加急”消息，这说明就在此时此刻，战场上出现了特殊情况，而且非常敏感，必须启用投入战斗准则(Rules of Engagement)，征求批准。我一眼看去，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我马上明白我必须请示拉姆斯菲尔德。我打断了他的话。 “请原谅，部长先生，但是刚刚发生了一个情况，我必须向你汇报。” “说吧。” “我们发现一艘快艇正迅速驶出一个巴基斯坦港口。我们的人通过无线电和它联络，但是它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该区域有联军的船只，但是他们选择了沉默，没有鸣枪警告。眼下它正迅速离开，已经到了公海海域。” 电话两端一片沉默。 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阿富汗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基地组织的人员将企图逃跑。我们知道他们只有两个出逃的选择——小型飞机和快艇——所以我们对空中以及港口都施行了严密的监视。我们格外留意从巴基斯坦驶出来的快艇。这艘快艇与我们搜捕的对象很吻合。如果我们让它走，那很可能就等于放走了穆拉·奥玛尔或者奥萨玛·本·拉登。 另外，这艘快艇已经抵达了公海，这使形势变得格外复杂。如果快艇还在巴基斯坦海岸12英里以内的范围，那就是处在巴基斯坦的海域，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将它拦截下来。但是一旦它跨越了12英里的界限就来到了公海，而公海上的规则就不再明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启用我们的军事行动准则。首先通过无线电发出警告，如果不起作用，就在船首鸣枪警告，如果还是不起作用——不能采取其他行动，我们的人必须请示上级，是否将冲突升级。这就是他们此时来向我请示的原因。 美国参与的每一场战争和每一次冲突都有相关的军事行动准则。和多数人想像的不同，美国军方并不具备无条件杀人的权力，甚至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我们不是一个野蛮的国家，我们参加战争不是为了要单方面地屠杀任何挡住了我们去路的人。我们会为了不伤害平民绕道而行，让战争以外的人不被卷入战争——有时候甚至不惜为此牺牲我们自己士兵的生命。为此，我们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要求士兵必须遵守规则。这些规则详细规定了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什么情况下不能开枪；他们可以使用哪种武力，不能使用哪种武力；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不能采取哪些行动。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战争是瞬息万变的，转眼间局势就会变得迷惑不清，普通的士兵需要有简单的规则来指导他的行动，让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杀人，什么时候不能杀人，知道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 军事行动准则是由我们中央司令部的人员起草，经弗兰克斯将军和我本人同意，然后提交国防部批准制定的。一旦通过，就不得更改。如果我们需要废除这些准则，就必须得到拉姆斯菲尔德的批准。而拉姆斯菲尔德需要视情况严重与否征得总统的许可。 在中央司令部，我们也有自己的律师，为我们采取的每一步行动提供法律咨询。在此次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莎莉·杨上尉就一直在我左右。她在那里不断地为我们解释法律上的细节问题。她会说：“这个才是军事行动准则的真正含义。”许多复杂的国际法律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陆地作战法、海洋法——而律师必须保护司令官，确保你眼下采取的行动符合法律精神。 “你能肯定是基地组织吗？”拉姆斯菲尔德问道。 “不，我们不能肯定。但是根据情报，我们觉得很可能就是他们。” 我的助手又给我递来了一张纸条。 “部长先生，”我说：“摩尔上将正在另一条线上等着和我通话。您看我是不是先接一下他的电话，从他那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再和您电话联系。” “好的。” 我挂断电话，接起了摩尔上将打来的电话。 海军上将威利·摩尔(Willy Moore)是三星将军，是驻扎在巴林的第五舰队的总司令。他是海军中最出色的上将级作战指挥官。 “情报可靠吗？”我问他。 “非常可靠，”他回答道。“我的一个上将掌握了它的行踪。他的舰艇距离事发地点只有150英里远。他有飞机巡逻，其中一架飞机发现了目标。” “我们在附近海域还有哪些船只？” “有法国和加拿大联军的船只，还有我们自己的一艘舰艇。是基尼中尉指挥的美国舰艇，船上有14名海军作战人员。”这名基尼中尉是弗兰克斯将军的前任、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四星将军托尼·基尼(Tony Zinni)的儿子。 “你认为是基地组织吗，”我问。 “是的。” “让我先和部长沟通一下。” 我让他在线上稍等一下，再次接通了拉姆斯菲尔德的电话。 “他很确定。”我对拉姆斯菲尔德说。 对方踌躇了片刻。 “我们有哪些选择？”拉姆斯菲尔德问道。“我们能把他们拦下来吗？” “我们可以打他们的引擎。但是他们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只有一次命中机会。而且这艘快艇的船体是敞开型的，如果我们射击引擎，很可能会击中里面的人。” 电话那端又是一阵沉默。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国际海域遭遇到需要启用投入战斗准则的突发事件，我们都知道一旦决策失误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事情出现在最不利的时机，最不利的海域。当时，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异常紧张——两个国家之间的核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需要他们双方都保持中立，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在阿富汗的战斗，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核灾难。其实，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和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保持着电话联络，尽我所能让巴基斯坦方面保持冷静，而国务院与此同时则在做着印度的工作。在高度紧张的局势下，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在这片海域出现任何错误的军事行动。 拉姆斯菲尔德清了清嗓子。 “做你必须做的选择吧。” 我拿起了在另一条线上等候指示的上将的电话。此时正是阿富汗的黎明时分。 “采取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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