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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江南的夏天，炎热烦闷的气候与往年如出一辙。夏至将至，白昼愈发酷热冗长，只是深陷重围的天京（南京）城，却在6月的溽暑之中，经历着最为阴暗寒冷的煎熬…… 不久之前，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肆虐下游，天京对岸、本与江滩淤接的九洑洲，顿时化作汪洋中的孤岛，而持续数日、连绵不绝的倾盆大雨，则让岛上的一切变得更加艰难。  头顶暴雨瓢泼，脚下暑气熏蒸，困守洲上的两万多太平军无处栖身，只能挤向尚未被江水完全淹没的狭窄空地，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洪水倒灌，城防尽遭冲毁圮溺，而来不及转移的枪炮、弹药亦被悉数浸湿，甚至连平日烧火做饭，都无法找寻到干燥的柴草。 除了闷热、潮湿和泥泞，便只剩对手肆无忌惮的炮火，守军虽人人皆怀必死之心，然而长矛、弓箭和血肉之躯，却终究无法抗衡周遭呼啸而来的洋枪、火炮。 6月30日清晨，湘军水陆兵勇计十五营人马，对九洑洲发起总攻，其间“千炮环轰，片刻不息”，鏖战至当夜二更，太平天国江南水师主将、贡王梁凤超及麾下所有将士经浴血奋战，尽皆陨殁。  从九洑洲的悲情谢幕到天京城的最终失守，时间仅仅相隔一年，公元1864，丧钟从江北缓缓响起，风烛残年的太平天国，真正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九洑洲，天京城的生死命门九洑洲之战，严格来说并不在本文阐述的范畴，因为它发生在1863年6月，只是这一战的结果，却直接影响到了1864年整个太平天国的生死存亡。 太平军统治天京期间，一直以雨花台为陆路藩篱，以九洑洲为水路锁钥，这一南一北两处咽喉命脉，不仅拱卫着京畿重地的安全，更能保证水陆运输的通畅，使来自鄂、皖、苏、浙诸省的粮食、物资，得以源源不绝的送入太平天国的都城。  只是情况在1862年突然发生改变，10月时，忠王李秀成解围雨花台失败，吉字营如利刃般楔入天京严密的防御圈之中，以此为前沿阵地，后续湘军援兵得以陆续进逼城下。 陆上形势虽逐渐紧张，但短期内尚不致命，而1863年夏天，江北九洑洲那场的生死较量过后，湘军才算是真正切中了太平天国的命门。 此时，天京尚有军民约四十万之众，按太平天国“25人每7日给米200斤”的配给制估算，城内每月至少需粮10万石（每石150斤），要满足如此巨大的消耗，仅仅依靠陆路肩挑人扛，无异于杯水车薪。 原本江苏、浙江的粮食，尚可经由秦淮、高淳两河转运入京，但曾国荃率部扼守雨花台之后，已经将这条内河运输的通道完全堵死。 好在长江之上，大量唯利是图的外国船只游弋天京水域，以高价兜售粮食，而下游又有许多清军红单船水师兵勇，因朝廷长期欠饷而偷偷贩卖稻米资敌，以此来换取金银，维持生计。 来自于外部的“支援”，让深陷重围的天京城始终是困而不衰、饥而不绝，面对这样的局面，即使是湘军主帅曾国藩也只能徒呼奈何：
但随着1863年6月九洑洲失守，湘军舰船得以毫无压力地封锁整个天京水域，既可提前购买、截留外国商船运送的粮食，也能随时震慑、阻止下游的“红单船”兵勇暗中接济。  而太平天国缺乏水师，没有江北要塞控扼水路，只能眼睁睁看着湘军截断干流粮源，此后仅剩江宁府句容及镇江府丹阳两地的粮米可从陆路接济京师，但一来运载艰难、数量稀少，沿途还要遭遇湘军阻截，这样的补给，对于偌大的天京城而言，实在是微乎其微、聊胜于无。 没有粮食支撑，再多的部队也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甚至兵力越多，反而还会造成更大的负担。 时间来到1864年初，春暖花开，正是垦荒耕种、布谷施肥之时，而一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却正在天京城中悄然上演。 “让城别走”与荒唐的“甜露”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太平军就在京畿四围的城郊据点构筑了极为稳固的纵深防御工事。 其中，水路要塞如九洑洲、七里洲、中关、下关；陆地关卡如雨花台、紫金山、秣陵关、江东桥、上方桥，以上各处皆筑垒如城，掘壕如江，而天京又是虎踞龙盘之地，城高池深，易守难攻。 但随着湘军包围战的持续进行，城外水陆关隘相继易手，到1864年2月时，天京已呈四面楚歌之势，仅存东北方向的太平、神策二门可以通往外界。  天京深陷粮荒，守城兵马又根本无法突破湘军的长期封锁，而有能力营救京师的几支部队此刻同样是焦头烂额——江、浙战场的太平军，分别面临李鸿章淮军、左宗棠楚军的分割包围，自顾尚且不暇；由关中回旆的扶王陈得才所部，亦被清军堵截在鄂、皖边界，难以夺路东援。 外无援兵而内乏粮草，城下湘军却好整以暇，有恃无恐，这场最终的决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无法破解的死局，作为太平军总指挥，李秀成见围城之敌“濠深垒固，兵困甚严”思虑再三之下，向洪秀全提议放弃天京，“让城别走”，谁知天王闻言暴跳如雷，在断然否定弃城提议的同时，更将李秀成的合理化建议，痛斥为贪生怕死的懦弱行为。
只是“天兵多过于水”，至少也要保证三餐温饱，否则何谈战斗力？而彼时的天京城中，莫说平民百姓和普通兵卒，便是基层干部，也是“食豆渣、糠秕者，十有三四”。 围困日久，天京“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奄奄一息的百姓，聚集在忠王府外日夜哭号求救，而李秀成除了将府中有限的存粮无私赈济饥民外，对于如何破解眼前的危局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恳求天王降旨，“应何筹谋，以安众心。”  绝境之中，天王迅速行动，并以颇具创造性的思维找到了“解决办法”。 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清晨普降朝露，而荒野露水干涸之后，地表便会附着一层薄薄的鱼鳞状物品——洪秀全便附会、曲解着圣经中的文字，将野外生长的杂草美其名曰“甜露”。 而为了显示“天父爷火华”的神迹，天王以身作则，带头品尝甜露，并号召“合城俱食，可以养生”，实际上就是将苔藓、野草收割，揉成“饭团”，以此作为口粮充饥。 只可惜天京城中数十万饥肠辘辘的军民，根本没有人能达到洪秀全的“思想高度”，对他们而言，神圣的“甜露”，始终无法替代日常的稻米谷物，吃多了这些莫名其妙的野草，不仅未见任何养生的奇效，反而还接二连三地发生腹泻、中毒的意外。 试图用自欺欺人的方法瞒天过海，洪秀全荒唐的“全民甜露”政策，注定无法缓解日益增长的缺粮恐慌，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围困和饥饿，天京城中逐渐陷入混乱…… 乱象：内忧外患加乘火打劫因城内饥民日夜哭求不止，除了饮鸩止渴的“甜露”，又无任何对策可言，李秀成万般无奈，只得暗中下令让百姓出城自行觅食求生。 然而天王兄长如洪仁发、洪仁达等皇亲国戚，根本无视民众疾苦，家中虽屯聚大量粮草谷米，却从不开仓救赈，反而借百姓逃难之机大肆敲诈勒索，将出城之人所带金银财物尽行搜刮，并派人“日日按户查寻”，米粮财物任意取用，闹得全城惊乱，不得安宁。  天王初时明令禁止百姓出城，后虽答应李秀成恳请，却在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勒令出城者须备齐五两银子，赴章王林绍璋府领取出城文牒，方准离开。 大批贫寒之辈无力支付“赎身”费用，便相约三五成群，由城内冒险出逃，经过城门关卡时，守城太平军也并不加以阻挠，只是依然会奉洪氏兄弟之命，将这些本已身无长物的可怜人，再次盘剥，直至洗劫一空。 数万湘军正在城外虎视眈眈，而大量无辜臣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但天王及其亲贵不仅毫无怜悯之意，还要乘火打劫，实在是令人唏嘘。 1864年，内外交困的天京城，粮荒危机持续加剧，城内盗匪蜂起，许多人为求生存，偷盗抢劫，杀人越货，此时城内已是乌烟瘴气，而城外同样乱象丛生！ 1863年12月6日，纳王郜永宽等八位将领叛乱后献苏州降敌；12月12日，无锡不保，潮王黄子隆父子血祭孤城；紧接着1864年5月，常州失守，护王陈坤书率众力战殉国。 伴随着苏锡常等重镇相继为淮军攻陷，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后方根据地、苏福省至此全部沦陷。 而江苏彻底崩盘的同时，浙江全省亦在左宗棠楚军的重压之下逐渐解体。 浙江原是忠王堂弟、侍王李世贤的地盘，只是1863年左宗棠麇集大军围攻金华之时，洪秀全却为了疏通天京粮道，强诏侍王出兵皖南金柱关，结果李世贤离开不久，金华守将李尚扬便中计被俘，其余将领闻讯不战而逃，左宗棠兵不血刃占领该城。 随着郡城沦陷，金华制下其余县城也很快溃不成军，短短十日，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等五城守军相继弃城撤走，转瞬之间，李世贤辛苦经营的浙江天省领土损失过半，楚军则乘胜而进，兵锋直抵省府杭州。  山雨欲来，太平军内部又相继发生严重的叛降事件，浙江东北平湖、乍浦、海盐、海宁诸城守将先后变节降清，1863年9月，楚军自富阳沿钱塘江直逼杭州，太平军守将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虽率部坚守杭州、余杭二城，与敌周旋长达8个月之久，无奈周边据点次第被破，孤城内外失援，为保存实力，最终在1864年4月，陈、汪两位主帅经商议之后，相继弃城南下转入江西。 1863年九洑州失守后，江北便再无太平天国的战略据点，而1864年4月江、浙两省相继沦陷，天京东、南两面的退路也被完全堵死，此时便是洪秀全幡然醒悟，想要让城别走，恐怕也已经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天王洪秀全真正去了“天国”1864年6月，就在太平天国风雨飘摇之际，天王洪秀全的生命却率先走到了尽头。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皇宫之中就已传出天王病重的消息，而关于其发病的原因，外界普遍猜测是因长期食用野草中毒所致，然而洪秀全进食甜露，不过是一种公开场合的表演作秀，而在人后时，天京城的主人照样是锦衣玉食。 据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富贵在被俘后交代，其父“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 这种偏向生冷、油腻的饮食习惯，以及不加节制的生活方式，才是蚕食、摧毁洪秀全机体健康的真正原因，再加上湘军围城，天王日夜惊恐忧虑，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长此以往，得病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毕竟才刚满五十岁，即使身体抱恙，其也并未太过放在心上，只是拖延十日之后，病情仍未见好转，而洪秀全又讳疾忌医，一直不肯服药，从而导致身体每况愈下。 而就在撒手人寰之际，天王还强撑着病体，发布了最后一道谕旨，以此安定天京城中的民意军心：
可笑洪秀全至死执迷不悟，仍然把首都安危系托于虚无缥渺的天父天兄，只是此刻除了他自己，又还有谁能相信这走火入魔般的临终呓语？  1861年6月1日，太平天国最高领袖、五十一岁的天王洪秀全因病逝世，而为免人心浮动，天王葬礼并未大张旗鼓，只由一名宫女用黄绸将遗体裹起，密葬于天王府御林苑内。 六日之后，年仅十六岁的洪天贵福被众人拥戴登上皇位，然而幼天王不过是个半大孩子，从小在深宫之中养尊处优，哪懂什么军国大事，此时朝政均由伯父洪仁达、洪仁发主持，军权皆为忠王李秀成掌控，年幼的太平天国新君，无非是大厦将倾时被大人们推上台前的提线木偶罢了。 湘军已将天京围得水泄不通，而随着天王“升天”的消息传开，阖城军民更加手足无措，都城已是摇摇欲坠，所有人能做的，无非是在绝望中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天国黄昏：地堡城陷落1864年6月，湘军屯兵城下已达两年之久，眼见江苏、浙江的战事已接近尾声，而金陵克复却仍是遥遥无期，清廷耐心逐渐耗尽，一面严旨催逼湘军全力攻城，一面又命令刚刚结束苏南战役的李鸿章率淮军赶赴天京助战。 只是曾氏兄弟围师两载，其间历尽艰险，如今成功已指日可待，又岂能让他人染指分功？ 曾国藩的作战计划向来是“不求奇功，但求稳着”，准备以长围久困之法，坐等天京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然后便可不攻自破。但如今形势所迫，湘军主帅不得不致信前线指挥的胞弟曾国荃，命其不惜一切代价，全力破城。 此时近城据点已尽为湘军所有，曾国荃便将天京城外最后一个要塞地堡城，做为进攻的主要方向，在朝廷严旨和兄长密信的双重压力之下，九帅近乎疯狂，指挥麾下兵勇日夜狂攻不止，终于在7月3日，攻克地堡城。 地堡城位于紫金山南麓的富贵山（龙脖子）之上，居高临下又紧邻太平门，攻下此处要塞后，湘军于山巅之上修筑先锋炮台数十座，架设百余尊大炮，朝夕不暇轮流轰击。  在对太平军进行火力压制的同时，曾国荃又派出大量兵勇进行土工作业，在太平门外挖掘出数条宽阔地道，企图通过“穴地”战术抵近城垣，在填埋火药轰塌城墙。 然而即使深陷绝境，守城将士依然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与城偕亡的决心鼓舞之下，天京太平军不屈不挠，全力抗击着湘军咄咄逼人的攻势。 通过不断的交手，太平军也总结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一旦发现城外空地草木稀疏枯黄，必是下方正在挖掘坑道从而破坏植物根系，随即便按图索骥加以破坏，或向地洞内施烟、灌水，或缒城而下与掘进湘军工兵展开近身肉搏。 太平军将士奋起反抗，并趁机出城主动进攻，予攻城之敌很大杀伤，曾国荃心急如焚，督师攻城更急，而天京保卫战也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7月17日，神策门外地道突然爆炸，该处城墙被炸塌数丈，而正当湘军准备由溃破处蜂拥而入时，李秀成指挥守军点燃几十桶火药由城头掷下，首批冲上来的三百多名湘军瞬间葬身火海，而神策门的巨大缺口也被及时堵住。 7月19日，太平门外地道大功告成，湘军用棺材盛装约两万斤炸药，沿坑洞一路推至墙根之下，午后二时，曾国荃一声令下，爆炸轰发如雷，碎石崩裂似雨，伴随着地动山摇般的震颤，太平门东侧城墙瞬间被炸出二十丈的溃口，守城将士再也无力堵御，湘军如潮水般不断涌入，为时26个月的鏖战终于落下帷幕，而天京的至暗时刻却即将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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