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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寺是清代一座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寺庙，进入人生暮年的李鸿章曾于此地经历了晚清时期的诸多重大事件，并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本文考察了李鸿章此一时期于贤良寺内外的有关事迹，从而揭示出晚清内政外交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 北京有着众多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其中，位于今东城区金鱼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带，曾有一座贤良寺，其前身为康熙帝十三子胤祥的怡亲王府。胤祥性格沉稳、行事谨慎，在康熙帝晚年的夺嫡之争中力助皇四子胤G，即后来的雍正帝。此后，又协助雍正帝处理许多重大政务，并获嘉许。胤祥“常留意空宗，超有妙悟”，曾留遗言“以邸作佛宫”。[1]胤祥死后，雍正帝便将胤祥所住的怡亲王府改建为贤良寺，并御制碑文。1747年，贤良寺自原址迁往冰盏胡同（亦称冰碴胡同）。 贤良寺在建寺不久即遍召国内高僧云集寺中，整理、校对历代藏经，复予刊刻。全部工作于1738年完成，并因此而诞生了举世闻名的佛教经典《乾隆版大藏经》。但相较而言，贤良寺的政治地位更为引人注目。因其临近皇宫、闹中取静，加之寺中住持善交际，故成为封疆大吏入京陛见时的首选居所。晚清时期，直隶总督曾国藩、李鸿章，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因公赴京时皆下榻于此。其中，李鸿章更是对此地青睐有加，当年第一次奉召进京时便住于此，后来更是习以为常。1895年，李鸿章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被视为“无廉、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2]之人，复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而原本的结果可能更坏。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材料《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载有当时日本驻华外交人员发回日本的情报，称光绪帝原本欲重惩李鸿章，因碍于慈禧太后而有所宽大。由此，不难看出李鸿章当时的尴尬处境。他也只有长期居于贤良寺，而贤良寺亦因此与进入人生暮年的李鸿章结下不解之缘。 一、沉寂中的等待 初入贤良寺的李鸿章手无实权，拥护他的人也一一去职；欲襄助意在推动改革的“强学会”组织，亦因名声不佳而遭拒。此时的李鸿章，正处于有生以来的最低谷。然而，《马关条约》的善后事宜――辽东半岛的归还及中日商约的商定却仍然需要他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参与。李鸿章本欲以此为振作之机，务求“不失交际之机，于中国体制权利并无亏损”。[3]但现实却与其所想恰恰相反。辽东半岛归还乃是俄、德、法三国联合干预的结果，三国亦因此撇开清政府，与日本单独协商，李鸿章所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中日商约的商定，面临的局势则是“倭欲颇奢”，“非旦夕所能就范”。作为“全权大臣”，李鸿章既难获中枢信任，也得不到明确指令。如此形势，令其徒唤奈何、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直生“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之感。[4] 国事既已不可为，李鸿章唯有归隐林下，于寺中长居不出。据幕僚吴永回忆，李鸿章此一时期的生活极有规律：晨7时左右起身，早饭后办公事或读书、写字；午饭后锻炼与午休，醒来与幕僚谈话至日落，晚饭后看会书回些信即休息。然而，看似“闲居”的李鸿章却并无“闲心”，时时纵论时政、臧否人物；认为枢臣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光绪帝也是毫无主见之人。仍欲参与国事的心情于此显露无遗，亦证明叱咤一生的李鸿章不甘就此归于沉寂，依然在等待着重返政治舞台的机会。 二、最黯淡的时光 1896年初，李鸿章被任命为赴俄专使，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加之俄国此前曾暗示望李鸿章前往，且清政府亦命李鸿章借此游历欧美各国，并与之商议加税事宜。故沉寂许久的李鸿章一时间颇为意气风发，并希望以此而重新做一番事业。 海外颠簸七个月后，李鸿章于1896年10月回国，并于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然而，就在同一天，却又因擅自游览禁地圆明园被罚俸一年。对李鸿章而言，此举无疑当头一棒，令其不得不以“是在达观，善为排遣，无令过情”[5]之语作自我排遣。而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现实也与其此前的期许相去甚远，以致常视身边同僚为“颓唐袖手”“不知洋务为何事”之辈。[6]此言虽满含抱怨，却也流露出“舍我其谁”般的自信。随着变革风气的日盛，李鸿章终也焕发出相当的热情。正式入职后，他几乎天天往总理衙门报到，有时也会在贤良寺居所内办公，尤其是与外国公使见面。在有限的权责范围内，他积极参与着铁路、开矿、借债等事务。 不久，“百日维新”于1898年6月11日开始，并因光绪帝于8月29日下_裁汰冗官的谕旨而达高潮。李鸿章办理洋务多年，注重事功，并不觉得此类冗官有何实际用处，但亦很快为裁官风潮所波及。9月7日，光绪帝降旨免去其总理衙门大臣之职。宦海浮沉多年的李鸿章对此已不甚为意，只觉国事呈“群言庞杂，用人太乱”之势，只求“借以静养避谤”。[7]自此，除短暂赴山东勘查河工之外，其一直闲居于贤良寺内。 在免职14天后，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并开始搜捕所谓“康党”。与外国人士交往甚多的张荫桓因参与维新事务，亦被列为搜捕对象，性命岌岌可危。然而，在最终于宫中归档的上谕中，却称张荫桓并非“康党”。这皆由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当时深夜往贤良寺拜会李鸿章，望其出手，使张免于杀身之祸，以免引起列强干涉。为顾及邦交，李鸿章遂致函荣禄，并最终促使张从“康党”名单中被移去。除此之外，其于这一时期几无任何参与军国大政的机会，世人完全忽略了他的存在，入仕后最为黯淡的一段时光亦随之来临。所能做的，唯有于春有海棠、秋有芙蓉的贤良寺内深居不出，过起隐士般的生活。 国事既不可为，李鸿章遂将精力置于家事之上。诸如兄长李瀚章的身体、孙辈的学业及婚事、老家田产的经营等皆成为其忧心的对象。在此期间，由幕僚吴汝纶编订的《李鸿章奏议》刊行，他又兴味颇高地命儿子将之分发于家乡的各方兄弟。对此等事务的关注使李鸿章的精力有所排遣，却又反衬出其落寞的心境。 三、绝唱与谢幕 时间来到1899年秋，时局日显混沌。内有围绕光绪帝废立问题的斗争，外有列强虎视眈眈，更有义和团组织广泛活跃于华北农村。11月24日，已赋闲许久的李鸿章忽被任命为商务大臣，负责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务事宜。尚未成行，又改为署理两广总督。一时间，贤良寺归于喧闹，谋求高位者纷纷而来，李鸿章概予回绝，并于1900年1月抵达广州赴任。此后，在琐碎的日常政务中，李鸿章消耗着已来日无多的时光，大有于此终老之意。 然而，此时的北方半壁江山已被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搅得天翻地覆，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在此情势下，久经洋务的李鸿章于1900年6月14日被召进京，与列强周旋以挽救危局。然马关议和的艰辛尚历历在目，此番北上亦难轻松。李鸿章于接任之余，已预先对清廷明言“成败利钝，非可逆睹”[8]。入京后，李鸿章再次居于贤良寺，此为其一生中最后一次入住于此。其似已预感到此地将成为人生谢幕之所，所能做的也只有“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在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外，有全副武装的俄国军队日夜“保卫”；另一议和大臣庆亲王奕恋母邸外也驻有日本军队，二人处境与囚徒无异。联军仅将二人住处作为中国地方，北京其他地区由各国分区占领，李鸿章之处境，如入虎狼窝般。为了将损失降至最低限度，李鸿章认为应将惩办“首祸王大臣”作为当务之急，称此乃“各国公愤所在，断难偏护”“若迁延不办，恐各国变其宗旨，愈久愈不可收拾”，且须尽量答应列强要求。[9]同时，复请求列强尽量宽大，尤其争取将慈禧太后从惩办名单中删去，以便尽早恢复统治秩序。 除与列强交涉之外，李鸿章还积极谋求恢复京津一带的社会秩序。其时，东南各省绅商官民为援救被困于京津地区的东南省人士，建立了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两个救援组织。两个组织的设立，很大程度上乃是秉承李鸿章的意旨。其中，东南济急善会的北京分局即直接以贤良寺为办事场所。由南方汇解进京的救济款项亦由李鸿章幕府人员于此进行管理。贤良寺成为此一时期救援京内人士的一个重要场所，甚至许多活动亦直接于寺内举行。时人的日记中不乏诸如“至贤良寺领口数粥”[10]之类的记载。 然而，与救济在京的东南省人士相比，与列强的交涉始终是最为牵涉李鸿章精力之事，亦更为难办。1900年12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比、西、荷11国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并称不可更改。此大纲提出惩凶、赔款等要求。李鸿章与奕两大纲电告慈禧太后，并请求签字。在慈禧允准之后，李鸿章复又与列强就细节问题作沟通。1901年1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于大纲签字，是为《辛丑条约》。这一条约的签定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 至此，北上议和以来的疲于应付几乎已耗尽李鸿章的最后精力，然其却依然为联军撤退后防务、慈禧与光绪帝“回銮”等事而奔波。1910年10月30日，李鸿章突于贤良寺寓所内吐血，经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此后，似已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对友人发出“诸君共同努力，鸿章虽死犹生”[11]等最后之语。然而，与各国之间的利益争斗仍在继续，李鸿章于病床上仍须与各国使臣周旋，以致持续吐血不止。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于贤良寺内去世。此前一天，“呼之犹应”，然“不能语”；次日午时“目犹瞠视不瞑”。身边幕僚言道：“老夫子有何心事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流泪”，幕僚“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绝”。[12]至此，李鸿章于贤良寺内完成了人生谢幕。留给后人的，唯有一声长叹。 四、尾 李鸿章死后，贤良寺于民国年间开始对普通游人开放，并曾开设了北京最大的殡仪馆。1949年后，部分房屋被用作校尉小学的校舍，寺中御制的碑文等被移至专门的石刻博物馆，贤良寺遂逐渐没入周围居民的大杂院中。1988年，周边地区开始改造；1990年，校尉小学改造，贤良寺大部分建筑被拆除，仅有寺东的一进小院隐藏于校尉小学的高楼东边，成为历史的最后见证。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允禄等.大清会典（雍正朝）卷36[M].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4：321. [2]台湾人民抗战檄文[C]//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50. [3]李鸿章.会商交收辽南各款议定条约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C]//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十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72. [4]李鸿章.复新疆抚台陶（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C].//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三十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85. [5]李鸿章.复前太仆寺正堂林（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C]//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三十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12. [6]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C]//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三十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38. [7]李鸿章.致李经方（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C]//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三十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93. [8]李鸿章.遵旨北上会议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C]//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十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14. [9]李鸿章.请查办拳匪首祸王大臣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C]//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十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14. [10]叶昌炽著.缘督庐日记钞[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590. [11]李鸿章.致盛杏荪府丞（光绪二十七年）[C]//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三十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73. [12]周馥.周悫慎公全集[M].民国十一年秋浦周氏刻本：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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