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教师负担新变变化及其对策——基于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教师6060份问卷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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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

钟建林，庄月芳，周成旺.“双减”背景下教师负担新变变化及其对策——基于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教师6060份问卷的调查分析[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23（2）：114-118.

【文本正文】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颁布实施以来，出现了诸多阻力和制约因素，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马香莲、张琪琪基于史密斯过程模型分析“双减”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并针对执行主体的责任不够明细和强、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存在偏差等现状，提出应优化明确执行主体的责任以改善其教育行为，调适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偏差以增强政策认可度，改善政策执行环境以获得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等策略。孙不凡、张天雪基于民生视角分析“双减”政策深入实施的问题隐忧，并指出应该从民生立场出发，提升教育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坚决执行与弹性管理相结合，继续挖掘教育民生的深层价值，重视“双减”之下的民生群体，持续关注“双减”执行中的实践问题等实践策略。然而，对深度影响“双减”政策施行效果的群体缺少实证性研究。为了解和掌握“双减”背景下教师负担及激励状况，更好地激发教师工资和专业发展内动力，提升“双减”政策实施成效，“双减”背景下减轻教师负担及有效激励机制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于2022年10月期间组织开展了“'双减’背景下教师负担及激励状况调查”。本次调查累计回收来自福建省九个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有效问卷6060份（在95%的置信水平下，调查抽样误差不超过±1.3%，低于±5%的一般要求）。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和分析结果表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负担明显加重，对教师新增付出的激励措施还有待探讨。

一、“双减”政策施行后教师负担调查分析

（一）工作时长情况

1.任教课时

受访教师2021-2022学年平均每周任教课时约为12节。具体来看，受访教师每周任教课时（不含课后服务）10-13节的占57.0%，14-17节和6-9节的分别占25.4%和12.9%，18节及以上和5节及以下的占比都较低，分别为2.7%和2.0%。分地区统计结果表明，厦门市受访教师每周平均任教课时最多，约为14节；龙岩市和三明市受访教师课时相对较少，约为11节。分任教阶段统计结果表明，小学教师每周平均任教课时约比初中教师多1节，两者分别为12节和11节。

2.平均工作时长

受访教师2021-2022学年平均每天工作时长为8.4小时。其中，受访教师平均每天工作时长在8-9小时和7-8小时的居多，占比均在27%左右；工作时长在9-10小时、10小时以上和6-7小时的占比分别为18.0%、13.6%、11.3%；低于6小时的仅占2.6%。分地区统计的结果显示，厦门市受访教师平均每天工作时长约为9.3小时，居全省第一，其他地区教师平均工作时长介于8-8.5小时之间。分任教阶段统计的结果显示，小学教师平均工作时长略高于初中教师，两者分别为8.4小时和8.2小时。

3.平均教学工作时长

受访教师2021-2022学年平均每天教学工作时长为7.0小时。总体来看，受访教师平均每天教学工作（包括直接和间接教学工作）时长各异，分别有两成左右受访教师平均每天教学工作时长在5-6小时和7-8小时；平均每天教学工作时长在8-9小时、9小时以上和6-7小时的教师分别占比18.3%、17.0%和14.1%，低于4小时的仅占9.1%。

4.平均非教学工作时长

受访教师2021-2022学年平均每天非教学工作时长为2.3小时。具体来看，四成左右受访教师平均每天非教学工作（行政事务性工作、家校沟通等）时长为1-2小时；四分之一左右受访教师平均每天教学工作时长在2-3小时和3小时及以上，仅有9.4%的受访教师平均每天非教学工作时长在1小时以内。

需要指出的是，工作时长、教学时长、非教学时长是独立调查的，而并未采用“工作时长=教学时长+非教学时长”的方式工作时长，且平均时长计算采用的是统计时长段的中位值，因此最终统计结果不满足“平均教学时长+平均非教学时长=平均总工作时长”。

（二）工作负担情况

1.教育教学工作负担

有73.7%的受访教师认为当前教育教学工作负担很重或负担较重，认为负担较轻或很轻的合计占比仅为1.2%，其余25.1%的受访教师认为“负担适中”。从工作负担涉及的内容看（具体见图1），备课教学、批改和辅导作业被受访教师提及的占比最高，为83.5%；教学设计和教学专题研究、家校沟通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68.3%和66.9%；自我提升和学习以及行政性、事务性工作提及比例也超过五成；绩效考核和周末培训、进修也占一定比例，分别为38.2%和33.5%。

2.造成工作负担增加的原因

关于工作负担增加的原因，67.6%受访教师认为是学生管理难度大、成绩提升困难，认为是学校行政事务繁杂和社会期望值过高的占比分别为55.2%和52.3%，认为是绩效考评压力大，自身的身份多样性，教学设计研究任务重，家校沟通不畅、难度大，教育改革变化大，工作效率提升困难的占比也都超过三成，具体见图2。

（三）“双减”政策下工作负担变化

1.工作负担感受

随着“双减”政策的全面推行，各地纷纷出台课后服务、作业管理等措施，导致教师工作时间加长、工作任务加重、工作强度加大、教学研究要求提高，教师负担明显增加。近八成受访教师认为“双减”政策落地后工作负担有所增加，其中表示增加很多和略有增加的占比分别为41.4%和35.8%。值得注意的是，7.1%的受访教师认为“略有较少”，0.5%的受访教师认为“减少很多”。分地区统计的结果显示，除泉州市外，其他地区受访教师认为工作负担有所增加的均超过七成，其中厦门市、南平市、三明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该项占比均在八成以上。

2.工作时间增加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受访教师平均每天工作时间约增加2.0小时，主要用于备课教学、批改和辅导作业以及教学设计和教学专题研究。近五成受访教师表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增加1-2小时，约四分之一的受访教师表示增加2-3小时，认为增加1小时以内的仅占10.6%，具体见图3。分任教阶段统计的结果显示，初中教师平均每天增加工作时间略多于小学教师，两者分别为2.1小时和2.0小时。

3.工作时长增加的用途

用于备课教学、批改和辅导作业的占比最高，为73.1%；用于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专题研究，占比为52.1%；用于完成行政性、事务性工作和家校沟通的超过四成（图4）。根据工作内容统计的结果显示，在备课教学、批改和辅导作业上增加时长最多，平均为0.9小时；其次是行政性、事务性工作以及教学设计和教学专题研究，分别增加0.7小时和0.6小时；其后依次是进行家校沟通（0.5小时）、自我提升和学习（0.4小时）、绩效考核工作（0.3小时）、周末培训和进修工作（0.3小时）、处理新增的其他工作（0.1小时）。

（四）参与课后服务情况

1.课后服务内容

97.2%的受访教师表示所在学校开展了课后延时服务。课后延时服务以作业辅导工作为主，占比高达91.2%，开展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手工类、舞蹈类活动的占比分别为78.0%、62.9%、61.0%、45.2%和41.6%，其他类仅占5.2%。

2.课后服务参与者

任课教师是课后延时服务主要承担人员，参与占比高达98.3%。班主任、行政人员等也参与了课后延时服务，校外人员承担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仅占19.1%。

3.课后服务时长

受访教师平均每周承担延时服务时间为2.5小时。具体来看，平均每周承担延时服务时间1-2小时的教师最多，占比28.5%；其次是2-3小时，占比为21.5%；其后依次是3-4小时的占比14.7%，5小时以上的占比11.0%，1小时以内的占比10.4%，4-5小时的占比9.0%，仅有4.9%的受访教师没有承担课后延时服务任务。分地区统计的结果显示看，莆田市、龙岩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厦门市教师平均每周承担课后延时服务时间均在3小时以上；分学段统计的结果显示，初中教师平均每周承担延时服务时间略多于小学教师，两者分别为2.6小时和2.5小时。

二、“双减”政策施行后教师减负和激励措施调查分析

绝大多数受访教师认为“双减”政策落地后各项工作难度、压力等有所增加。具体来看，有78.8%的受访教师认为自我提升需求明显或略有增加，认为学生管理难度和教学组织难度明显或略有增加的占比分别为73.2%和71.0%，认为绩效考核压力、教学组织难度和家校沟通难度有所增加的受访教师占比也在65%以上。对此，各地采取了一些为教师减负的措施，也采取了一些激励措施。

（一）减负政策或措施实施情况

1.减负政策和措施制定情况

有56.0%的受访教师表示所在的学校或当地教育部门为减轻教师负担出台了配套的政策措施。其中，认为“有政策或措施”的受访教师占比，莆田市、龙岩市和泉州市超过六成，而厦门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占比不足五成。分任教阶段统计的结果显示，受访初中、小学教师认为出台减负政策或的措施比例较为接近，分别为56.8%和55.8%。在具体的减负措施方面，出台合理化教师工作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占比为55.4%，最多；紧随其后的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建立“弹性上下班”机制和减少日常事务性、行政性工作，占比分别为38.4%、37.2%和34.1%，具体统计结果如图5。

2.减负政策和措施实施成效

从图6可知，46.3%的受访教师认为，减负政策或措施对减轻教师负担的总体成效良好，其中认为成效很好和较好的占比分别为8.6%和37.7%；48.6%的受访教师认为政策或措施成效一般，还有5.1%的受访教师认为成效较差或很差。分地区统计的结果显示，龙岩市受访教师认为减负成效良好或较好的合计占比58.3%，高出其他地区10个百分点以上；漳州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厦门市该占比不足四成。分任教阶段统计的结果显示，超半数初中教师对减负政策措施成效评价总体良好，高于小学教师（44.5%）7.4个百分点。

（二）激励政策或措施实施情况

1.推出激励政策和措施情况

57.7%受访教师表示所在学校或当地教育部门有为加强教师激励而出台了配套政策措施。分地区统计的结果显示，莆田市受访教师表示有出台激励政策或措施的占比达72.0%，远高于其他设区市；龙岩市该占比也超过六成；厦门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则相对较低，不足50%。分任教阶段统计的结果显示，六成以上受访初中教师表示所在学校或当地教育部门有出台激励政策或措施，高出小学教师（56.6%）4.3个百分点。

关于具体的激励政策或措施的调查统计结果（见图7）显示，明确课后延时服务教师补贴标准的占81.1%，提高教师待遇、完善教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的占比也较高，分别为40.3%和35.9%。

2.激励政策或措施实施成效

图8显示，48.7%受访教师认为相关政策或措施对加强教师激励的总体成效良好，其中成效很好和成效较好的占比分别为8.9%和39.8%；47.3%的受访教师认为成效一般，还有4.1%的受访教师认为成效较差或很差。分地区统计结果显示，龙岩市、莆田市、泉州市和漳州市都有超五成受访教师认为激励政策措施成效总体良好，平潭综合实验区该占比不足四成。分任教阶段的统计结果显示，51.2%的受访初中教师认为减负激励政策措施成效总体良好，高于小学教师的该占比（47.8%）。

三、“双减”政策施行后关于教师减负和激励措施的建议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校普遍开展课后延时服务，教师承担了“保姆+看护+教师+活动策划”的角色，教师工作负担加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教师工作时间加长。近八成受访教师认为“双减”政策落地后工作负担有所增加，且平均每天工作时间约增加2.0小时，用于备课教学、批改和辅导作业以及教学设计和教学专题研究等工作。二是工作任务加重。课后延时服务主要由任课教师和班主任承担，工作任务加重、工作强度加大，有46.0%的教师认为自身的身份多样性是造成工作负担重的主要原因。三是相关减负和激励政策措施实施不尽理想。虽然多地出台了减轻教师负担和加强教师激励的配套政策措施，但多数教师希望提高课后延时服务补贴标准、减少不必要的非教学考核任务等。建议从以下方面减轻教师负担，激发教师潜能。

一要建立教师减负督查机制。严格贯彻落实中办《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建议》、教育部《关于做好2021年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省市部门关于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等政策指导精神，健全教师减负长效机制，建立减轻教师工作负担专项督查机制，或将教师减负工作纳入对各级党委政府的考核和督查内容。对教师工作负担过重地区和学校进行问责，并建立约谈主要负责人、限期整改、“回头看”等制度。

二要强化教学育人主责主业。对涉及中小学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集中清理，减轻中小学教师承担的与教学关系不大的社会性负担，严禁未经市级以上党委政府批准将与教育教学直接关系不大的内容纳入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优化节假日值班制度、家访制度、上放学守护制度、绩效考评办法等。如，上放学接送路队的守护制度，体现了对学生的关怀，但在有校领导和保卫干部、专业保安和志愿者的前提下，每个班级的教师都参与迎送的必要性和精准性需要重新考量。只有减少中小学教师不应该承担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才能强化教学育人实效实绩，否则教师疲于应付，难以保障教学质量。

三要建立教师心理疏导机制。近年来，新冠疫情持续反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作业评改方式方法，对教师学习新理念新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疫情防控使教师长期超负荷工作，长期处于应对疫情的强压力状态。“双减”施行，提高了对教师的要求，增加了他们的压力。此外，中小学教师中女教师居多，小学女教师占比更是高达80%以上，她们承担了更多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工作，还面临着自身专业发展、职称评聘等压力。部分教师出现睡眠障碍、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但是，教师身心健康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应建立常态的教师心理健康筛查机制、教师心理健康疏导机制、女教师婚育关怀机制，确保教师身心健康。

四要试点推进“弹性上班”制度。优化“打卡”“留痕”等管理，杜绝不必要的形式化管理，破除“一刀切，齐步走”的僵化管理思维，强化目标管理、任务管理的实效，为教师创设自主完成工作的更大空间。创新实施“弹性上下班”制度，在确保“完成教学目标”或“工时总量”的基础上，做好统筹工作，实施“早到早走，晚到晚走，适当调休”的工作制度，甚至可以试点让符合一定条件的教师“免考勤打卡”“免教学常规检查”等制度，切实激发教师提质增效的动力。此外，要充分发挥智慧平台等技术在课外服务中的作用，采取信息化、智能化生成作业、批改作业等手段，借助智能监控辅助上放学接送路队，促进教师“在线值班”和资源共建共享。

五要优化课后延时服务管理。规范引进社会资源和社会化人力资源，丰富课后延时服务的活动内容，同时减轻校内教师压力。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应制定学校课后延时服务机构白名单及课程和收费等管理办法，支持白名单机构参与学校课后延时有偿服务；分类设置课后延时服务项目，系统设置符合儿童兴趣需要的课后服务课程，加强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手工类、舞蹈类、心健类等课后延时服务项目，允许确有专长的教师经审批后开设前述类别的有偿服务项目。聘请部分退休教师、志愿者或高校学生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并建立健全薪酬和奖励机制。

六要创新超额工作激励政策。探索建立“延时服务积分制度”，将教师参与“双减”工作课时积分折合成学期教学课时、继续教育课时或班主任工作量、执教经历等，或在职称评聘时给予一定的倾斜照顾。根据各地财政基础和课后延时服务班级学生人数，适当增加补偿性和激励性的加班补助。充分发挥教育基金等社会资本作用，允许合法基金合规对在职教师参与课后延时服务给予奖励。“双减”政策已经实现了政策内化、普遍施行，政策能否持续推进，能否化解师生以及社会对教学质量下降的焦虑，其关键看政策实施后的教育教学实效和学生发展实际结果。“双减”政策施行后，学生出现“学习时间减少、作业练习减少、课外渠道减少”等“三减”，而教师面临着“工作时间加长、工作任务加重、工作强度加大”等“三加”，如何化解这些现实困境事关“双减”政策行稳致远。转变教育教学方式，发挥学校主阵地、课堂主渠道、教师主引导作用是关键，而其核心是激发教师内动力，促进教师提高教学育人实践效果，确实保障学生“减”学业负担后“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