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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人们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方面的艺术兴致叫做雅好。尽管这些雅好需要一定的天分和学养、充足的花销和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不是什么人都能玩得起、玩得来、玩得转的，但称之为雅，恐怕没什么异议。 爱好既然有雅，那么也应有俗，如赌博酗酒、斗鸡走马之类。有些爱好不仅俗气，而且非常怪诞，如喜欢听驴叫或学驴叫。有趣的是，这样的爱好在古代并非个案。东汉隐士戴良很孝顺，他母亲喜欢听驴叫，戴良就经常学驴叫让母亲高兴。西晋王济死的时候，名士都前来吊唁。向来敬重王济的孙楚来晚了，哭得很哀伤，来宾感动得没有不掉泪的。孙楚哭完了，对着灵床说，您素来喜欢我学驴叫，今天再给您学一学。由于他模仿得太像了，宾客们憋不住都笑了。东汉文学家王粲病逝后，魏文帝曹丕来到墓前送葬，回头看着一起来的人说，王粲喜欢听驴叫，大家学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来宾们每人学了一声驴叫。比起哀乐和嚎哭来，一声接一声的驴叫更具特色，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特殊葬礼、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 庾信从北方游历归来后，有人问他北方怎么样？他回答说，除温子升的韩山碑文值得一提外，其余就像驴鸣狗吠一般。北方有位文士很不服气，反驳了一通后说，天下到处都有喜欢驴鸣狗吠的人，又能怎么样！明朝文臣谢在杭说，驴叫有什么好听的，以至于儿子用来取悦母亲，朋友用来取悦朋友，君主用来取悦臣下？这都让人不可理解。谢在杭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较之我们距离汉晋近得多，他那个时代都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如果说驴叫不好听，那么汉晋之人为什么喜欢？如果说好听，又好听在哪里呢？ 有人说，驴叫之声毫无情调可言，未必是对朋友逝世的真心哀悼，而是一种行为艺术，是对世道的恶搞式报复。但从史书记载的口吻来看，似乎不像那么回事。有人说，学驴叫为的是彰显个性，是率性而为的特立独行，是愤世嫉俗的幽默声讨。那么，戴良的母亲喜欢驴叫又作何解释呢？有人说，学驴叫可以痛快淋漓地释放压抑和憋闷，就像白居易吟咏的那样，使人“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想来也有道理，那么，其美感又从何谈起呢？ 在诸多猜测和解读中，不少人倾向于启功先生的说法。启功先生通过考证认为，朱耷画后常署名为“驴”“驴屋”，可推“耷”即晚明时“驴”字之俗体，与古文字的“耷”(意为大耳)字无涉。朱耷自名为“驴”，乃取其桀骜不驯而自嘲之意。朱耷又叫“八大山人”，是因为他在画后落款草书“哭之”或“笑之”二字，貌似“八大山人”四字的笔画。刘继庄《广阳杂记》曾观察到“驴鸣似哭，马嘶似笑”。可知所谓“八大山人”即意指驴鸣马嘶，与其自名为“驴”暗合，以抒发这位明朝宗室没落贵族在明亡之后对新朝代的嬉笑之怒。在北师大讲到汉语音韵时，启功先生说，驴的叫声是最美的，那绵长的叫声里有着文字学家赖以生存的四声。说着，他当着数百名学生的面学了一声驴叫，声音奇美。启功先生说，这驴叫正好是平、上、去，打响鼻就像是入声了。注意到汉字有四声，大概是汉魏时期的事。王粲活着的时候为什么爱听驴叫，大概就是那时候发现了字有四声，驴的叫声也像人说话的声调。启功接着说，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和陆志韦先生，也都有与我相同的看法。 驴子发声，需要喉、嗓、口、舌、唇、齿、胸、腹等部位协调行动，先将能量收束聚集起来，再通过冲口而出的爆发力，刹那间向平空震响。初听觉得放肆而又刺耳，细听会觉得亢奋而又昂扬，继而又会觉得悲愤而又苍凉。作家小树在《第四颗石头》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道，我一直以为驴叫的声音像秦腔———高亢、悲怆。那是从五腔发出的，用尽了肺活量之后的一种声响、一种姿态。我们的生命之歌就像驴叫，就像秦腔，那悲怆、高亢包含了不可折辱的尊严！因此我经常说：“×××，你唱歌像驴叫。”那实在是我能想得出的最高的褒奖。 原来，这“欧啊———欧啊———欧啊”的仰天长鸣，有四声在里边，有音律在里边，还有寓意在里边。汉晋名士之所以喜好驴叫，大概是因为这驴叫之声富有音乐感，隐含韵律美，并不粗俗聒耳。曹丕率众学驴叫，就如同齐唱死者生前喜爱的歌曲那样，以寄托哀思。孙楚对着灵床学驴叫，想必是以驴叫代歌声，长歌当哭。由于他模仿的声气与真驴没有区别，后人因此也把驴叫称为“孙楚声”。你看，这雅与俗的界限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雅与俗的内容也不相同。在汉晋名士那里，这驴叫声也由此时的俗变为那时的雅了。尽管如此，我想不会有人真的去响应那个搞笑的号召：来吧，让我们与驴共鸣！ 附注：本文原载《齐鲁晚报》青未了随笔，责任编辑孔昕，作者王兆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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