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为何热衷于搞自杀性袭击，为何巴勒斯坦青年会成为自杀性袭击者的主力？

合众声摘要：

之所以巴勒斯坦青年成为自杀性袭击者，实际上与哈马斯对巴勒斯坦青少年从小进行自我牺牲的教育背景有关。曾在以色列辛贝特服役的以色列反恐专家罗尼·沙基德说: “人体自杀炸弹并非在这些人 22 岁时候进行训练与培养的，而是始于他们的幼儿时代，只是待他们成长至青年时，才开始寻找牺牲自己生命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哈马斯开办的幼儿园和学校里，号召成为 “烈士”的标语随处可见，这使巴勒斯坦青少年从小就埋下了献身的种子。

本文转自《西亚非洲》2011年第六期，原题为《 哈马斯的自杀性袭 击探微》

自杀性袭击是哈马斯与以色列抗衡的主要手段之一，尽管以色列予以严厉报复，但依然无法根绝。由于哈马斯的武装组织与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外界对其自杀性袭击行动及自杀性袭击者也知之甚少。本文试就此进行探讨，力图揭示哈马斯自杀性袭击的动机、深层次社会原因与影响。

哈马斯人的自杀性袭击与自杀性袭击者概况

（一) 哈马斯的自杀性袭击 

对于自杀性袭击 (suicide attack) ，巴勒斯坦人和穆斯林将之称为殉难行动 ( martyrdom operation) ，因为伊斯兰教禁止自杀 ( 阿拉伯语称自杀为 “因提哈尔”，即 “intihar”) 。哈马斯视自杀性袭击为 “殉难行动”和 “殉难武器”( martyrdom weapons) 。对巴勒斯坦自杀性袭击者，国内许多媒体称之为 “炸弹人体”。自杀性袭击者 ( suicide bombers) 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 “istishadi”，但哈马斯把自杀性袭击者称为 “shahid”，即 “martyr”( 烈士、殉难者) 。笔者认为 “自杀性袭击、自杀性袭击者”不带感情色彩，故采用这一说法。

1994年4月，为报复犹太极端分子制造的希伯伦 ( Hebron) 大屠杀，哈马斯实施了第一次自杀性袭击行动。1993～1999年，哈马斯实施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自杀性袭击的 68. 4%。2000年9月底阿克萨起义 ( al－Aqsa Intifada) 爆发后，自杀性袭击被巴勒斯坦组织普遍使用，哈马斯的自杀性袭击也大幅度增加。2000年9月到2006年6月，哈马斯共制造事端543起，造成3474人伤亡，其中自杀性袭击事件50起，造成2485人伤亡。由于以色列的防范措施，实施自杀性袭击越来越难。哈马斯等巴勒斯坦组织开始使用短程导弹和迫击炮。仅 2006 年1月到 6月中旬，巴勒斯坦人就向以色列发射了418 次 “卡萨姆”和 “卡秋莎”火箭，实施攻击行为。2008 年底，因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引发了以色列的大举报复行动——— “铸铅行动”。此后，虽然哈马斯等巴勒斯坦组织和以色列实现了停火，但对以袭击仍偶有发生。

哈马斯自杀性袭击的目标主要是以色列平民，在他们看来，这是合法的。正如加沙大学教授、哈马斯政治分支领导人阿布·沙纳卜 (Abu Shanab) 在 2000 年 10 月所言: “我们与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在战争状态下，针对以色列人的所有目标袭击都是合法的。”

(二) 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探秘 

关于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的具体状况，尚缺乏详细而系统的资料。有资料称，超过2/3 的自杀性袭击者来自加沙地带， 且以男性为主，直到 2004 年 1 月，哈马斯才派遣了首位女性自杀性袭击者———利姆·萨拉赫·里亚什 ( Reem Salah al － Riyashi) 。在哈马斯的自杀性袭击者者中，青年人占绝对多数。

之所以巴勒斯坦青年成为自杀性袭击者，实际上与哈马斯对巴勒斯坦青少年从小进行自我牺牲的教育背景有关。曾在以色列辛贝特 ( “Shinbet”，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 服役的以色列反恐专家罗尼·沙基德说: “人体自杀炸弹并非在这些人 22 岁时候进行训练与培养的，而是始于他们的幼儿时代，只是待他们成长至青年时，才开始寻找牺牲自己生命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哈马斯开办的幼儿园和学校里，号召成为 “烈士”的标语随处可见，这使巴勒斯坦青少年从小就埋下了献身的种子。

当然，为确保自杀性袭击行动的顺利与成功，哈马斯设有专门的自杀性袭击训练班或研习班。在接受培训期间，以伊斯兰教长名义出面的哈马斯头领向学员们反复强调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西岸的非法占领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的野蛮暴行，灌输先知穆罕默德是如何号召穆斯林向异教徒宣战的。

例如，哈马斯的一位伊斯兰教长贾米尔·塔威尔在一次训练班中曾这样说: “如果有人没收了你们的土地，摧毁了你们的家园，在你们的土地上建造了定居点阻止你们回来，杀害你们的孩子，还阻挠你们去上班，这时候你想不想为自己的国家去战斗?”他还进一步说到，除了能够获得烈士荣誉称号之外，自杀性袭击者的家人会得到经济补偿以及很好的照料，其照片会悬挂在学校和清真寺，而且宣称在天堂还能够获得72位处女的服侍。于是，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之后，穆斯林学员们个个对以色列充满了无比仇恨，人人都愿意不惜自己的生命去执行自杀袭击任务。

此外，在执行具体的自杀性袭击任务前，在数小时或数天前，被选定的执行者往往会被带到一个公墓，在坟墓之间躺上几个小时，身穿通常是穆斯林包裹死尸用的白色袍子，提前感受一下死亡的滋味。之后，他们会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在那里宣誓自愿加入自杀袭击行动以及对伊斯兰的忠诚，整个宣誓过程会录像，在他们牺牲之后放给公众收看。

 (三) 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牺牲后的文件 

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牺牲后，哈马斯出版的文件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2页是牺牲者的道德遗嘱 (Ethical Wills) 、2～5页是传记和悼文 (颂文，“Eulogies”) 。这些文件通过传单、海报、录音带、网络与阿拉伯语电台等媒介广泛传播。在自杀性袭击者牺牲后的几天里，到其家中吊唁的人会观看自杀性袭击者自己录制的道德遗嘱录像带。另外，在周五聚礼和清真寺每周的训话中也重复这些道德遗嘱与传记。

据美国洛杉矶学者埃利·阿尔什奇 (Eli Alshech) 的研究，1987 年起义和阿克萨起义中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的文件有差别: “与1987 年起义相比，阿克萨起义中自杀性袭击者文件注入了越来越多的从宗教语言和内容而来的标准与含义。1987 年起义中的自杀性袭击者文件是单一的、个性化的，描述各自杀性袭击者特殊人生的各个方面，如讨论牺牲者的勇气与独特个性、爱国主义精神、健康状况、职业及其对伊斯兰的虔诚。而在阿克萨起义中的自杀性袭击者文件中，在描述自杀性袭击者生活和身份的内容上不一致，只有很少的文件提及自杀性袭击者的个性与训练，而越来越关注于反映牺牲者的宗教奉献与虔诚精神，描述其宗教教育、参加清真寺礼拜、尊敬父母与祖父母、渴望达到天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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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的动机

(一) 为个人报仇 

许多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个人都有遭以色列摧残的不幸经历。为报仇，他们走上了不归路。例如，2006年11月22日向以色列发动了自杀性袭击的法蒂玛·纳贾尔就是实例之一。据悉，纳贾尔来自加沙北部的拜特哈嫩镇，已72 岁，其丈夫生前曾长期被以色列关押在监狱中，7 个儿子中有 5人先后被捕入狱，一个外孙向以色列军队士兵投掷石块时遭枪击身亡，另一个外孙在试图攻击一名以军士兵时身中数枪，一条腿被截肢，从此瘫痪在床。家人遭受的不幸使纳贾尔对以色列充满了仇恨，她开始瞒着家人，秘密为哈马斯做事 ( 如提供食物、庇护所，帮忙运送弹药) 。而且，2006 年 11 月1 日，在以色列军队实施代号为 “秋云”的军事行动中，她本人被一辆以军推土机撞伤，她的家也被推土机夷为平地。随即，她与哈马斯接触，表达了自己要向以色列军队发动自杀性袭击的坚定决心，并最终如愿。

( 二) 为宗教献身

关于此原因，在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的有关文件中有普遍反映。如1992年牺牲的亚西尔·哈马德·哈萨纳特 ( Yāsir Hammād al － Hasanāt) 在其传记中写道: “今天，一个尊贵的人离开我们去了天国……在强大、荣耀与尊贵的场合，在保卫圣地的道路上，我成为一名烈士。”1997年，穆萨·阿卜德·卡迪尔·阿格赫尼马特 ( Mūsā 'abd al － Qādir Aghnīmāt) 在其传记中也有他进入天国渴望的描述，称: “我放弃这个世界，以获得永恒的生活。”

在阿克萨起义的哈马斯烈士文件中，天国不是作为自我牺牲的一种奖赏，而是作为自身的归宿、渴望与理念。2001年7月，殉难的来自纳布卢斯的年轻哈马斯分子加马尔·阿卜德·哈尼·纳西尔( Gamal'Abd al－Ghanial－Nasir) 在其道德遗嘱中写到: “以安拉的名义，激励我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是: 首先是对安拉及殉教的爱，其次是对阿克萨清真寺与巴勒斯坦的爱。由此，在阿拉伯穆斯林领导人停止保卫巴勒斯坦时，愿为烈士的血报仇。”此外，美国学者埃利·阿尔什奇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第一次起义烈士文件中，很少描述伊斯兰教的宗教根源，而在第二次起义烈士文件中，更多的是引用适用于烈士、殉教、圣战的 《古兰经》经文、圣训来描述烈士。

（三) 对以色列行动的报复 

哈马斯发动的许多自杀性袭击，是基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特别是杀害哈马斯成员的报复。1994年4月哈马斯实施的首次自杀性袭击行动，就是为了报复犹太极端分子制造的希伯伦大屠杀。1995年4月2日，哈马斯武装成员卡迈勒·卡希尔在加沙被炸死。4月9日，哈马斯就在加沙发动两起汽车炸弹袭击，造成 8 名以色列人死亡、45 人受伤。1996年1月5日，哈马斯的主要炸弹制造者叶海亚·阿亚什 ( Yahya Ayyash) 在加沙被炸死。随即在 2～3月，哈马斯接连制造了4 起自杀性爆炸事件。

2004年3月和4月，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和兰提西相继被以色列定点清除后，哈马斯的一位官员发誓: “为兰提西和亚辛的血，我们的报复将有 100 次。” 同年 8 月31日，来自希伯伦、年仅 20 岁的艾哈迈德·卡瓦西玛 ( Ahmad Qawasima) 和纳西姆·迦巴里 ( Nasim Ja’bari) 在贝尔谢巴 ( Beersheba) 共同实施了自杀性袭击，造成 16 名以色列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发言人称这是 “对以色列人持续残暴行为 (定点清除亚辛和兰提西) 的自然反应，我们不能让以色列人静静地暗杀我们的妇女、儿童及政治领导人，我们必须选择回击。我们一定要让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儿童的血并不比我们儿童的血高贵。”

（四) 反对巴以和平进程 

哈马斯以反对巴以和平进程著称，它试图以自杀性袭击为和平进程制造障碍。在巴以和谈不断取得进展之时，哈马斯于1996年2、3月接连发动了 4 起自杀性袭击，使以色列民众对安全的忧虑上升，并最终影响了1996 年的以色列大选，使主张 “以安全换和平”的强硬派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以微弱优势战胜了主张 “以土地换和平”的温和派西蒙·佩雷斯，直接导致了此后3年巴以和谈进程艰难。2002 年4月4日，亚辛在接受 《纽约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巴民族权力机构已放弃哈马斯一直反对的与以色列的和谈。阿拉法特先生和我都是巴勒斯坦人，我们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以色列是我们的敌人。”

亚辛

哈马斯之所以反对巴以和平进程，主要原因是和平进程与其基本主张相悖。

哈马斯的基本主张是坚决否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生存权。该组织称，“安拉把犹太人聚集在巴勒斯坦，不是让其从该地获益，而是为将世界从其玷污中解救出来，在该地为其挖掘了坟墓”，并认为以色列的建立是 “东西方强权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在整个伊斯兰地区建立桥头堡的一个阴谋”，而巴以和平进程的基本目标是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实现巴以共处。因此，哈马斯不支持巴以和平进程，谴责它 “旨在为无依据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盘踞在整个先知登宵之地而寻求国际合法性”。 哈马斯也不相信和平进程能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认为这种方式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哈马斯宪章》指出: “一切和平行动、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和会都与哈马斯的原则相违背，放弃巴勒斯坦任何部分都是对伊斯兰教的背叛。我们不相信这些和会能实现我们的民族权利。圣战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之路。”

此外，哈马斯通过自杀性袭击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一些事务的不认同。例如，2002年3月27日，哈马斯对纳坦亚帕克宾馆 ( Netanya Park Hotel Passover Seder) 发动了自杀性袭击。其目的是反对阿拉伯峰会。对此，贝鲁特的一位哈马斯发言人乌萨马·哈姆丹 ( Usama Hamdan) 称，“阿拉伯峰会决议贬低了巴勒斯坦人。这一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行动，在本质上是反对阿拉伯峰会和美国特使安东尼·兹尼 ( Anthony Zinni) 的使命。” 还有学者认为，一些巴勒斯坦青年被逮捕和投进监狱和集中营，其中一部分人曾成为以色列当局的合作者。这些背叛本民族的合作者也可能成为自杀性袭击者，以此来净化和救赎自己，表示对自己国家与人民的忠诚。

哈马斯自杀性袭击频发的社会原因

(一) 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成为滋生自杀性袭击者出现的温床 

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和 1967 年 “六·五”战争后，巴勒斯坦人失去了民族家园，除了少部分留下成为以色列公民外，大部分巴勒斯坦人要么成为难民流落四方，要么被迫接受以色列的统治与占领。大部分人生活在难民营里，失业率奇高 ( 约有 2 /3 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处于长期失业状态) ，部分人以在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打工谋生。因此，绝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于失业引发了挫折与失望情绪，易导致青年人出现极端行为。

不仅如此，让巴勒斯坦人感到更难以忍受的，是因以色列占领所带来的民族耻辱感。在被占领土地区的检查站，他们蒙受屈辱和丧失尊严，听到令人厌恶的被称呼的腔调，并被迫接受脱袜与斥骂的身体检查，由此在家人、友人面前被迫忍受嘲笑。”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几乎没有哪一户巴勒斯坦家庭未遭受过痛苦与伤害。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被以军控制，许多人对未来生活失去感到失望。这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强烈反以意识。正如巴勒斯坦人纳伊姆·阿提克所指出的: “巴勒斯坦青年并不是生来就是 '分子恐怖’。他们出生于安拉的期待与欢喜中，生来就喜欢生活与自由。但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以军的占领下，他们眼中的犹太人是持枪、羞辱他们的以色列士兵。正是残酷的现实生活环境，磨练、改变并形成他们的特性。”这也反映在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的遗言中，如穆罕默德·阿古勒在他的遗言中写到: “用我身上的炸弹杀死敌人，这多么美妙; 在杀死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死去，这多么美妙; 不是因为喜欢死亡，而是在为生存而抗争。”

对于哈马斯制造的诸多自杀性袭击事件，以色列采取了以暴抑暴、严厉报复行动。1987年因提费达 ( Intifada) 和 2000 年阿克萨起义事件发生后，1987 年 12月到1991年3 月，加沙地带 70 万人中就有 52107 名无武器的平民被机关枪、催泪瓦斯所伤;  2001 年，以色列拘留了 1969 名巴勒斯坦人，2003年1 月增至 4694人。这反而使巴勒斯坦人更为激进，鼓励更多的人成为 “烈士”。正如路特杰斯大学 ( Rutgers University) 全球安全与民主中心研究人员、辛辛那提大学 (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对外关系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科学学院副教授米亚·M·布鲁姆 ( Mia M. Bloom) 所指出的: “自阿克萨起义爆发以来，以色列加强了对巴勒斯坦平民、武装人员、政府及平民设施的攻击。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则把暴力当做实现独立的唯一选择。” 哈马斯前领导人兰提西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 “我们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以色列人来说，重要的是理解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付出的生命，而不是造成的结果。”

（二) 巴勒斯坦人对自杀性袭击的高度认同，为哈马斯自杀性袭击提供了深厚的民意基础 

自杀性袭击并非是哈马斯所独有的行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伊斯兰圣战组织就使用了这一斗争方式。90年代，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组织是这一行为的实施者。2000年9月底，阿克萨起义爆发后，法塔赫、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也加入进来。例如，2004 年，共发生了19起自杀性袭击事件，从实施者构成看，哈马斯占32% ，伊斯兰圣战组织占16% ，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占 11% ，阿克萨烈士旅占37% 。

其实，巴勒斯坦人对自杀性袭击方式的认同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 90 年代，巴勒斯坦人对自杀性袭击行动的支持率并不高: 1995年6月为32. 8% ，1997年 4 月为 32. 7% ，1997年8月为28. 2% ，1999年3月为 26. 1% 。但在阿克萨起义爆发后，巴勒斯坦人对自杀性袭击的支持率迅速且大幅提升。有资料称，2000～2004 年，巴勒斯坦人对自杀性袭击方式的支持率在 60%～74% 之间，其中2001年9 月时高达85% 。 目前，巴勒斯坦人对哈马斯的自杀性袭击行动具有较高的认同度，这种民意也刺激更多针对以色列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发生。

(三) 对和平进程的失望，使巴勒斯坦人转向使用暴力手段 

1993年9月正式签署的 《奥斯陆协议》，开启了巴以和平进程的序幕。此后，巴以陆续达成了一系列和平协议，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一度对巴以和谈抱有很高期望。然而，巴以和谈步履艰难，达成协议难，履行协议更难。特别是 2000 年 7 月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三方戴维营首脑会谈失败后，巴以和谈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与巴勒斯坦人初期对和平的憧憬相比，和平进程带给巴勒斯坦人更多的是苦涩。到 2002 年，巴勒斯坦方面只控制了18% 的土地 ( 主要是城镇) ，与以色列共同控制另外22% 的土地 ( 主要是村庄) ，其余仍由以色列控制。以色列通过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建立隔离墙等措施，不断蚕食巴勒斯坦人土地。以色列军队肆意侵略巴勒斯坦控制区、逮捕巴勒斯坦人，甚至连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也被围困在总统府而不能自由行动。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屡屡封锁，加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暴露出来的腐败与无能、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内斗，巴勒斯坦人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十余年来，巴勒斯坦人对巴以和平进程逐步转向失望。正如 E·萨拉吉 ( E. Sarraj) 所言: “随着 1996 年内塔尼亚胡的上台，我们简单地成为敌人的奴隶。他甚至以坦克来包围我们的城镇和村庄……他打开了我们神圣清真寺下的通道……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和平的名义下实施的，我们正在被羞辱。” 对和平进程的失望，激发了巴勒斯坦的暴力倾向。其实，在和平进程期间，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并不支持自杀性袭击行动，哈马斯的支持率也比较低。如据耶路撒冷媒体与交流中心 ( the Jerusalem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1997 年 4 月到 2003 年 10 月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所示: 1998年11月，75% 的被调查者表示停止支持自杀性袭击行动。1999 年，在超过 70% 的巴勒斯坦人对和平进程有信心时，支持自杀性袭击的跌至20% ，支持哈马斯的比率也达到历史最低点，低于 12% 。但随着对和平进程的失望，人们对自杀性袭击的支持不断增加。连巴勒斯坦一内阁成员也承认: “当和平进程继续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有足够力量控制其所有公民……但在 10 年谈判后，犹太定居点已是 《奥斯陆协议》签署前的两倍……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组织现成为在阿拉伯大街上有大量支持者的政治组织。”

因此，对和平进程的失望和对现实的不满，使许多巴勒斯坦人开始认同哈马斯的激进主张与行动，并导致自杀性袭击事件频发。

（四) 宗教因素溯源

如前所述，哈马斯一些自杀性袭击是出于宗教动机。一些自杀性袭击者之所以勇于献身，与哈马斯对犹太教徒的仇视及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对立有一定关系。哈马斯把犹太人描绘成 “人类的吸血鬼、种族分子和犯罪分子”。《古兰经》中有不少经文描述伊斯兰教对犹太教徒的敌视，鼓励穆斯林对犹太教徒作战，并为宗教献身。例如，“犹太教徒说: '真主的手是被拘束的’。但愿他们的手被拘束，但愿他们因为自己所说的恶言而被弃绝……我们将仇视和怨恨他们，投在他们之间，直到复活日。” “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在真主那里享受给养。” “真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真主而战斗; 他们或杀敌致果，或杀身成仁。那是真实的应允，记录在 《讨拉特》、《引支勒》和 《古兰经》中。谁比真主更能践约呢? 你们要为自己所缔结的契约而高兴。那正是强大的成功。”

伊斯兰教的上述内容，为哈马斯与其他巴勒斯坦组织的一些自杀性袭击行动打上了浓厚的宗教印记。

豆瓣7.9分！目前唯一一部讲述以色列建国至今的政治内幕作品《以色列总统私人史》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这是一部库人心弦的政治回忆录，也是一面透视当今中东事务的多棱镜。

哈马斯自杀性袭击的影响

（一) 导致巴以陷入以暴抑暴的恶性循环之中，但大大提高了哈马斯的声望 

对于哈马斯等巴勒斯坦组织接连发动的自杀性袭击，以色列予以严厉报复，这又导致哈马斯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采取更多的自杀性袭击行动，使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据巴勒斯坦当地人权组织的统计数字，2000 年9月到 2004 年 1 月，超过 2289 名巴勒斯坦人和 440 名以色列人被杀 ( 另有数字为 572名以色列平民) ，包括数百名儿童与 90 名自杀性袭击者; 约 24407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据以色列方面的信息，2000～2008年，哈马斯在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共杀死 373 名以色列人，包括 48 名以色列安全部队人员。由于自杀性袭击事件接连不断，这也成为哈马斯在西方和以色列被定性为组织恐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敌对行动又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和犹太两大民族间原来本就严重存在的不信任感，巴以和平的实现更加遥遥无期。

但对哈马斯而言，自杀性袭击大大提高了其在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声望和支持率，成为巴勒斯坦有影响的组织。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 (the 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1993年10月5～10 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沙有 60. 1% 的民众支持哈马斯 ( 42. 6% 支持法塔赫) ;西岸有 13. 1% 的民众支持哈马斯 ( 45. 9% 支持法塔赫) 。但随着巴以和谈取得进展，哈马斯的支持率陷入低潮。在 1994 年初巴勒斯坦自治政权建立时，哈马斯的在加沙支持率降至 17. 1% ( 法塔赫为44% ) ，此后到 2000 年阿克萨起义爆发前，哈马斯支持率一直维持在 10% 以下。 但阿克萨起义爆发后，哈马斯的支持率则显著上升。民意调查显示，在2000 年一系列自杀性爆炸事件发生后，巴勒斯坦大众对哈马斯的支持率高达 70% 以上。民众对哈马斯等伊斯兰组织支持率的上升，削弱了对阿拉法特的支持。以色列情报官员甚至在 2001 年就预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的统治将瓦解、阿拉法特最终将被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代替。

(二) 促使巴勒斯坦殉难文化流行，激励着许多巴勒斯坦人走上自我牺牲之路

关于哈马斯鼓励殉难行为，兰提西曾称: “在总体上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来说，成为一名烈士，如果不是最高，也是最高的荣誉之一。” 在1987年起义中，哈马斯有数十位烈士，而在 2000～2005 年的阿克萨起义中，烈士人数超过 500 名。加上其他在反以色列斗争中牺牲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烈士形成一个特有的群体，殉难文化开始形成并流行。在 1987 年起义中，就使用烈士的照片、烈士日历、殉难地与卡片，通过歌曲、涂鸦等方式，殉难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民众对于巴勒斯坦战斗中死亡者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由 “亡者”变成 “烈士”。

哈马斯的大量 “烈士”，促使巴勒斯坦殉难文化形成。正如伊斯拉·加德 ( Islah Jad) 所言，哈马斯 “把给予以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引爆斗争、牺牲、磨难等古老的民族道德观带回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最核心”。而殉难文化对哈马斯获得巴勒斯坦人认同意义重大。研究殉难文化的社会学学者埃乌真·韦纳 ( Eugene Weiner) 和阿尼塔·韦纳 ( Anita Weiner) 分析到: “殉难是一个组织形成与组织认同增强的有效工具，一个新建组织最有效的合法性是在面对公众时巨大的肯定。在组织生活中，肯定自身既是真实的，又是有感染力的。烈士是各种肯定中最有效的催化剂。” “因此，当一个组织成员为该组织的理想公开牺牲生命时，他的行动很可能不只在该组织成员中产生尊敬……换言之，殉难是持续组织成员关系中值得赞扬的行为的标准。” 因此，“烈士”被看作是哈马斯巩固其力量与扩展其理想的直接催化剂。哈马斯烈士的自我献身精神，对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吸引着许多人参加哈马斯，乃至走上自杀性袭击之路。

结语

综上所述，自杀性袭击不仅造成以色列人员伤亡，也使巴勒斯坦人遭受到来自以色列的更多报复。哈马斯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屡屡发动的自杀性袭击，更多的是反映了巴勒斯坦人的无奈。面对强大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没有找到更多的斗争方式。正如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在 2002 年 6 月 29 日的一次接受采访时指出的，如果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公正些，就没有理由求助于烈士行动。他认为这些行动是非常有效的，如造成以色列持续的大量伤亡人口、以色列失业率的上升与经济的恶化，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没有与这些行动竞争的武器。

 学者米亚·布鲁姆也看到了这一点: “由于自杀性袭击是弱者的武器，殉难强化了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印象”，“它也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他们将为占领付出高昂代价，强迫他们向其政府施压以从被占领土撤离，进而结束占领。”

虽然遭到以色列方面的严厉报复，但哈马斯等其他巴勒斯坦派别的自杀性袭击活动仍无法彻底清除，其根源还在于巴勒斯坦人对现实的绝望与巴勒斯坦问题的久拖不决。正如米亚·布鲁姆所言:“和平进程的僵局、巴勒斯坦人失业率的增加、人均国民总产值的不断下降、经济停滞，使自杀性袭击变得更普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可怜的成绩、领导层的腐败及其在改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生活方面的无能为力，使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组织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暴力行动。” 同时，一些以色列人也希望通过改善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状况来抑制哈马斯。恰如被自杀性袭击事件中失去女儿的以色列人努里特·埃尔哈楠 ( Nurit Elhanan) 所谈到的，“哈马斯从人们的气愤中获得力量，如果通过结束占领来修复人们的尊严、荣誉和财富，那么哈马斯就会失去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