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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在这里 （十七）两个韩信的相同命运就在韩信前往封地就任楚王后不久，一天，一位故人突然前来相见。 原来此人正是项羽旧将钟离昧，当初他作为项羽的“骨鲠之臣”，与汉军长期交战，给刘邦制造了不少麻烦，因此刘邦对其很是怨恨。 项羽覆灭后，钟离眜隐居起来，而当初韩信在项羽麾下时二人关系不错，于是他便来韩信处寻求庇护。 对于钟离眜的到来，韩信的心情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或许有着老友相逢的喜悦，但同时应该也有着一丝担忧。 之前的定陶夺军，对于韩信而言想必触动极大，因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如果说前两次夺军还可以解释说是刘邦在正面战场兵力短缺需要补充，那么这一次毫无疑问就是冲着韩信来的。 刘邦此举摆明了是不信任韩信，觉得他威胁太大，因此才要进行削弱。 不久后，臧荼的遭遇更是令韩信脊背发凉，他似乎隐隐看到了刘邦的真实打算，仅仅削弱是不够的，他要将异姓诸侯王一网打尽。 因此到了楚国后，韩信根本不敢掉以轻心，他先是大力收买人心，向当年那位给他饭吃的漂母赐黄金千斤；对曾允许他去蹭饭又将其打发走的南昌亭长也赐予百钱；甚至封当初给予他胯下之辱的人为中尉。 又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韩信初到楚国后，在各县邑巡视的时候，进进出出都带着亲卫队，可见他有着强烈的危机感。 韩信的预感是正确的，钟离眜的到来给了朝廷对付他的绝佳借口，于是立刻下诏要韩信将其逮捕。 对于朝廷的命令，韩信在一开始应该是犹豫的，但很快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从而促使他下定了决心。 汉高祖六年十月（前202年），突然有人告发韩信谋反。 此事自然是子虚乌有，若韩信真有叛汉之心，当初就该依蒯通之言，在最有利的时机都没有背叛刘邦，此时天下已定却反而生出异心，这不合情理。 因此这大概率是刘邦的阴谋，是他为铲除韩信故意捏造出来的，因为仅仅是转封还不能令他放心。 不过对于韩信在战场上的厉害，刘邦自然是清楚的，与其兵戎相见绝非上策，因此还得智取才行。 于是陈平献上一计，他建议刘邦诈称要巡视云梦泽，然后令各诸侯到陈县来朝见，这样便可当场拿下韩信。 陈平之计是一个阳谋，若韩信奉命前来则必然被擒，若不来则坐实了谋反的罪名，再加上韩信始终没有奉命逮捕钟离眜，如今二罪并罚，朝廷讨伐他就有了大大义名分。 得知这一消息后，韩信心中更是忧虑，陈县距离楚国边境已经不远了，如今刘邦已经到了这里，倘若自己不从命，想必马上就将迎来平叛大军的征讨。 就在这一刻，韩信一度动了起兵反抗的念头，但转念一想，自己确实是无罪的，可若是奉命前去拜见，又担心会任人宰割。韩信思来想去，一时间根本无法决断。 这时有人建议韩信杀掉钟离眜，将他的首级献给刘邦，刘邦一高兴，大患自然可以消弭于无形 这条计策是个彻彻底底的馊主意，因为献策者根本不知道刘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一个钟离眜事小，铲除异姓诸侯王事大，因此无论韩信如何自证清白也无济于事。 其实在目睹了臧荼的结局后，不单是韩信，所有的异姓诸侯王应该都明白刘邦的打算了，而在遭到打压实力大减后，彭越与英布对韩信因领地分割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于是他们便有了结盟的基础。 如今刘邦的野心昭然若揭，而此时众诸侯的形势尚不算太差，若能齐心协力，便可形成合纵之势，犹有一战之力，而韩信就是最有资格做纵长的那个人。 只可惜韩信再次选择了下策，他天真地认为可以靠牺牲钟离眜渡过这次难关。 当韩信找到钟离眜商议时，对方一下就明白他的意思了，韩信不忍亲自动手，所以希望钟离眜自行了断。 眼见老朋友翻脸无情，钟离眜悲愤地说道：“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 虽说钟离眜此语有些言过其实，刘邦早已决心铲除异姓诸侯王，他并不足以令刘邦忌惮，但有一点他说得没错，那就是韩信“自媚於汉”的想法过于天真，日后也必将败亡。 随着“公非长者！”的一声喝骂，钟离眜自刎身亡。 当韩信带着钟离眜的首级前往陈县的汉军大营时，或许他还有着一些侥幸心理，但残酷的现实很快让他清醒过来，韩信被当场拿下，押入囚车。 这一刻韩信才如梦方醒，在他感叹“天下已定，我固当亨”时，是否会对当初不听蒯通之言感到后悔呢？ 被押送回洛阳后，刘邦并未继续处罚韩信，而是将其贬为淮阴侯，实际是软禁了起来。 如果说灭臧荼立卢绾是刘邦对因功分封体系的一次试探性挑战，此次直接拿下韩信就相当于与这一体系彻底开战了，汉高祖六年十二月（前202年），就在楚国被除国后不久，刘邦就连续立了三个同姓王。 分别是以原楚国东部为基础的荆王刘贾、以原楚国西部为基础的楚王刘交以及齐王刘肥，由此开始打造全新的因亲分封体系，这样一来，朝廷直属力量再加上依附于朝廷的宗室藩王，总实力已经稳稳凌驾于异姓诸侯王之上了，接下来他们只能任人宰割。 之前汉王国时期都城设在栎阳，而天下大定后刘邦有迁都洛阳之意，虽然后来接受了张良和娄敬的建议建都长安，但在汉高祖六年正月（前201年）这个时间点，在刘邦心目中帝国的核心仍在洛阳。 洛阳所在的河南郡属于朝廷直辖领地，而旁边的颍川郡则是韩王信的领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令刘邦感到了威胁。 于是就在分封了三个同姓王后一个月，刘邦又下达了一条命令，即将韩王信传封。 据《史记·韩王信列传》记载，“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 其中提到韩王信勇猛善战，而他的领地周边都是战略要地，隐约表达出对这一现状的担忧，因此才要将他迁，美其名曰是要他抵御匈奴。而从后续发展来看，这很可能是刘邦打算对付他的征兆。 不久前臧荼之事令刘邦意识到，若想使北部边疆得到安宁，他必须要解决匈奴问题。 当时臧荼起兵后既没有南下攻赵又没有原地固守，而是向西攻克了代地，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他要迅速打通和匈奴之间的交通线，二是代地的防备过于薄弱，这就是刘邦要解决的问题，而转封韩王信就是北部战略的前奏。 不过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在将韩王信转封太原郡的同时，刘邦又将云中、雁门、代郡三郡封给兄长刘仲，在北地形成了韩国和代国并存的局面。 而按照《史记·高祖本纪》的描述，则是在韩王信叛逃后才以刘仲取代他，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里应该还是以《史记》为准，因为《汉书》的说法有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据《史记·韩王信列传》记载，韩王信到晋阳后给朝廷上书说：“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请求迁都到北面的马邑（今山西朔州）。 如果韩国北面还有代国的话，那么韩王信所说的“国被边”就不成立了，因为太原郡没有位于边境处，而马邑属于雁门郡，是刘仲的领地，迁都马邑更是不合理。 另一方面，不久后匈奴南下是直接进攻韩王信的，此时若有刘仲的代国存在，首当其冲的不应该是韩国。 而据《史记·周勃列传》记载，韩王信叛乱后周勃“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於代”，明确指出他进攻的是代国而不是韩国，由此可见当时刘仲还尚未得到分封，太原、雁门、云中和代郡应该都是韩王信的领地。 当然，还有最直接的证据，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显示，表中根本没有韩国，而是把韩王信归入代国一栏中，和后来刘恒的代王国一脉相承，因此虽然我们把这位韩信称为韩王信，但确切地说此时应该称呼他为代王信更加确切。 或许刚到晋阳的韩王信还在为领地的扩大而感到喜悦，但他却想不到的是，自己只是刘邦北部战略的一个棋子。 汉高祖六年九月（前201年），匈奴大举南下，将代国都城马邑团团围困。 韩王信无力抵挡，只好数次派使者前去求和，而这时刘邦却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竟派人前去责备韩王信。 虽然据《史记·韩王信列传》记载，刘邦“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但这很可能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按常理来讲，刘邦应该尽力安抚韩王信，而不是去刺激他，否则岂不是故意将其逼反？而从后续发展来看这就是事实。 另外韩王信派使者与匈奴沟通也不能说明他有反心，因为这有可能是缓兵之计。 但刘邦偏偏这么做了，因此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他确实要逼反韩王信。 这一点从汉军的进军过程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九月份匈奴大军就已经包围马邑，而一个月后汉军刚刚渡过黄河抵达上党郡铜鞮（今山西沁县），距离晋阳还有四百里以上的路程，可见刘邦对援救韩王信并没有那么积极。 如果韩王信能顶住压力坚守固然好，等援军赶到再对匈奴发起反击即可，若他抵挡不住投降匈奴，则可以借此机会将代王换成宗室，而沦为丧家之犬的韩王信则不足为虑，无论哪个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不仅能使北部战略得到推进，同时还消灭了一个异姓诸侯王，可谓一举两得。 韩王信就这样成了牺牲品，两个韩信最终得到了相同的命运。 西晋帝国系列在这里 百年东吴系列在这里 建安的尾声系列在这里 三国名将系列在这里 淮南三叛系列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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