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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前言 1973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惠特拉姆在与毛主席的会面中，就中国进行核试验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直言，“澳大利亚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 但毛主席的回答却让惠特拉姆深感认同，也感受到了毛主席的智慧。 那么这一次会面，惠特拉姆究竟与毛主席具体聊了什么？毛主席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想要搞清楚这一切，还得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于核武器的研制。 周总理迎接惠特拉姆访华
局势动荡，发展核武器 曾任我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的杨承宗，回忆起1951这一年仍印象深刻。 这一年6月，杨承宗从居里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献身于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 回国前，杨承宗收到了法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见面邀请。 在这次谈话中，居里先生很激动，他说， “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 居里先生越说越激动，坐在一旁的杨承宗心里也很亢奋，深知这是一个重要的传话任务，默默将居里先生的话一字一字地记在了心里。 杨承宗（左一）与约里奥·居里夫人
据说，在杨承宗回国之前，约里奥·居里的夫人还亲手将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以此来支持他回国后开展核科学研究。 其实，居里先生之所以会说出这样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来，实际上来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但这时，美国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建了“联合国军”出兵朝鲜，肆意插手朝鲜半岛事宜。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竟不顾我国的多次警告，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 意图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对我国的边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1950年10月，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毛主席力排众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在我国志愿军的浴血奋战下，前两次战役让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到了严重打击。
对这一事实，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竟然公开发言表示， “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力”。 这也就默认了会使用原子弹的问题。 1951年4月，美国又将能运载原子弹的轰炸机调到了日本冲绳，这无疑是一种对正义的挑衅与蔑视。 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包括约里奥·居里先生在内的爱好和平人士的愤怒与不满，与此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发展核武器的重要性。 杨承宗回国以后，就立即将居里先生带话给毛主席这件事告诉了钱三强。 钱三强嘱咐他说，这件事事关重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一定要严格保守国家的秘密，即使是最亲的家人也不能有半点泄露。 后来，钱三强马不停蹄地将居里先生的原话，一字不漏地传达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与李四光在交谈
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将有关于铀矿资源和核科学技术的情况向在会上向毛主席作汇报。 毛主席在这次会上也表示，我们国家在发展原子能事业这件事上是毋庸置疑的，并且现在已经到了恰当的时机，到时候了该抓了。 据记载，这次会议开展得十分保密，以至于现在没有任何的图片或影像资料来回忆，唯一能证明开会的除了文献外，只有当年周总理的一本台历。 在1月15号的前一天写着：“下午二时约李四光、钱三强、刘杰等谈话”。 也正是这样一次秘密的会议，提出了我国要果断决定要搞原子弹，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这一天因此被称为我国发展原子弹的起始日，我国的原子弹研制由此拉开序幕…… 逢山开路，坚持核试验 然而，研制原子弹之路也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经历了100多年的动荡，我国的原子弹事业也正处于开始阶段，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在一开始研制原子能初期，我国的基础方针就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努力争取到苏联“老大哥”的援助。 1958年5月，毛主席还专门作出重要批示，强调中苏科技人员一定要大力合作。 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在一段时期里许多苏联专家也积极帮助我们催要设备、材料，建成工厂。 不过，专家毕竟是其他国家的，在某些核心技术研究方面，他们还需向上级请示，一来二去，援助的效力就大打折扣了。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科技人员怀着一腔热血，坚持不懈，只争朝夕，想让我国的原子能事业能够有所突破。 然而随着我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变化，苏联停援、撤走了专家。
但即便如此，在是否仍然坚持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问题上，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是异常坚定的表示， “不下马，要上马！” 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刘杰，在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下，同时也顶着十分大的压力。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刘杰也在参会席中。 那时，每当一天的会议结束后，刘杰总要去散散步，边走边琢磨如何落实毛主席在会上强调的方针。 一天，正当他如往常一样苦恼时，迎面走来了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陈毅副总理。 一看见刘杰，陈毅便问， “刘杰，你打算什么时候交货？” 刘杰心里明白陈毅副总理口中的“货”便是原子弹计划，他回答说， “我正琢磨着这件事呢。” 陈毅一听，便点点头说， “要得，搞快点，只有等你们那个东西搞出来了，我这个外交部长才能挺直腰板啊。”
原来，当时的陈毅副总理还兼任我国的外交部长，在对外事务上，只有国家自身科研能力上来了，对外才能顶得住压力，讲话才能立得住脚。 这次的对话给刘杰的冲击很大，他知道原子弹爆炸计划该提上日程了，于是没过多久，他就写了一份有关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上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到刘杰的报告后，感到很高兴，直说：“这份计划很好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杰就一心一意地投入到了原子能事业当中去了，即使压力巨大，但对于他来说，这更是责任与使命在身。 经过一大批科技人员、指战员、干部和职工的共同努力。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我国的新疆罗布泊，只听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紧接着上空有一朵巨大的蘑菇形状的烟云升起了。
这一刻，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个消息对于奉献于这份事业的科研人员是激动与自豪，对于我国人民来说更是一种沉甸甸的安全感。 据说爆炸当天下午，周总理受毛主席之托特意抵达人民大会堂，告诉正在排练的男女文艺工作者们这个好消息。 这些青年工作者们一听，顿时欢呼雀跃，甚至还激动地不断踏脚。 当时周总理看到这个场景，还特意嘱咐他们说：“高兴归高兴，你们别把地板踏烂了。” 大国风采，暂停核试验 而这次核爆炸所产生的地震波，也可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瑞典乌菩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这次爆炸所发出的震波能量。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人民日报也印发了号外，报告了这历史性的消息。
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这一消息也在国内、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在震惊之余，西方国家最为关注的还是我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以及使用途径。 我国政府也就此发表声明：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但随着氢弹、中程和中远程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成功，美国等国家还是在不遗余力的引导世界各国“质疑”我国的核试验。 就连中国的老朋友，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也曾反对过中国的核试验。 1973年10月至11月期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惠特拉姆正式访华，受到了周总理的热情接待。 其实早在1971年7月2日，还是澳大利亚工党领袖的惠特拉姆就亲自率领工党代表团，从香港经广州来到北京，进行第一次访华。 周总理迎接惠特拉姆一行
可以说正是这一次会面，为中澳建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惠特拉姆本人也十分敬佩毛主席和周总理。1973年11月的一天，毛主席决定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 11月2日，在周总理的陪同下，惠特拉姆坐车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进行会谈。 而在谈及到中国的核试验时，惠特拉姆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中国的核试验，我们和日本一样是抱以反对态度的。” 听到惠特拉姆的表述，毛主席并未生气，而是平淡的表示， “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屑为核试验政策辩护，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项例行公事。” 惠特拉姆又从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分析了中国核政策不能与其他国家等量齐观。 毛主席与惠特拉姆交谈
最后还是毛主席的一番话，打破了分歧，他说， “不管怎么样，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毛主席坚定的向惠特拉姆表示了我国人民的态度和精神。 惠特拉姆也表示了其对毛主席的崇敬与看法，他称赞毛主席是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也是一位具有智慧和深邃、明晰的历史感的智者。 会谈结束后,尽管当时毛主席身体不便，但他还是不顾工作人员的反对，坚持要把惠特拉姆送到门口。 自从1964年以后，我国的核试验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众所周知的是，核试验是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必不可少的手段。 其实，我国一开始要进行核试验来发展核武器，其目的主要还是自卫。我国的尽早实现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的主张，始终没变。
1996年9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因绝大多数的赞同票，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 自从禁核条约通过以来，我国一直是这份条约的积极倡导者与践行者。 我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还多次向国内外作出了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更不会以此来威胁无核武器国家。 这一系列举动，无疑向全世界展现了大国担当、大国风采。 结语 随着时代与国际背景的变化，从一无所有到第一颗原子弹爆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核武器，再到成为“禁核”与“彻底销核”的积极倡导者。 从不惧困难，自身攻克核心技术，到扛住怀疑，研制出属于自己的核武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从来都不是和平的破坏者，但也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通过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爱好和平的新中国正展现着它的大国力量、大国担当、大国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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