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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默想，另一群人把我拉到一边，用同样震破耳鼓的声音喊道： “醒过来，和你的爸爸妈妈划清界限，他们已经不可救药了，还想害你。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如果执迷不悟，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温顺地听着，尽可能装出一副悔悟的样子。我在学校一直是挨斗的对象，应该说，已经有些经验了。 “把报纸拿出来，我们要写大字报。” 我顺从地把所有的报纸全部拿出来。 “毛笔呢？还有墨，统统拿出来。” 我对他们贴大字报，表示欢迎，蹲在地上，不停地把新的报纸铺在地上。大字报上写满最恶毒的话，所有写着“马思聪”的地方都打上×。屋外朱纪明被人围住，问她跑到我们家，是不是通风报信。她每次为自己辩解，都被喝声打断。 我埋头为写大字报的同学帮忙。但是，只做了一半就被一个女同学推进爸爸的书房，在她身后闪进一个男同学。他们把门关好，准备和我进行一次密谈。我和女同学坐在两张椅子上，男同学站在那里。这个女学生我不认识，她开始向我训话： “你不要怕，”她说，“现在有罪的不是你，是你的爸爸妈妈。每个人出生的家庭不能自己选择，我们之中许多同学的家庭成份很坏，有的是反动军阀，有的是资本家，有的是右派，但是，他们都能认清自己的父母，和他们划清界限，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大路。 “你没有下过乡吗?你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没有看过乡下的农民，他们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你再看看你自己，这不是太不合理吗？” 接着，她开始向我盘问。 “朱纪明为什么跑到你家来，她常来吗？” “我和她从前是同班同学，已经很久没有来往。今天晚上她刚刚坐下不久，你们就来了。我弄不清她来的目的是什么。” “她和你说了些什么话？有没有说你爸爸挨打？” “没有，”我说，“她只是说右 派××不肯在群众面前下跪，今天跪下来了。” “你好好想想朱纪明来的时候，神情怎么样，是不是很慌张?” 她尽可能问我，我尽可能以既圆满又与朱纪明无妨的话回答。站在旁边的男同学很少讲话，对我有利的时候他答腔，一般情况他不响。 这个男同学是吹黑管的；数年前，我还在附中读书的时候和他较有交情。他是我爸爸的崇拜者；因此，一直对我不错。在班上，他每天都要亲自为我收拾一次书桌，每天他都找题目和我谈话，每次谈话差不多都是关于我的爸爸。我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思想跟我差不多。但目前，他是一个很得信任的团员。他是一个聪明而又非常冷静的人。 我正在绞尽脑汁，编造一套使人不会怀疑的话，有个人推开门，把女同学叫了出去。 女同学出去了，男同学小心翼翼地环顾一下周围，转过头，看着我，好像要说出一句隐秘的、叫我赶快做好准备的话。  正在这个时候，女同学已经推门走了进来，重新对我训话。 时间已经不早，谈话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一起走到前院，女同学走到和妈妈纠缠不清的人群之中，站在妈妈面前，为这次声讨作了一个总结： “我们这次来是文斗，不是武斗，你看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打人，也没有动你们的东西——从明天开始你们每天都要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材料拿到学校。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不许撕下来，我们每天都派人来检查。”她回过头对同学们说：“我们可以回去了。” “集合！”高个子一声口令。 学生们迅速地排好了队，高个子带领大家喊口号，一声声口号像雷声四起，响彻天空。 “打 倒资产阶级权威马思聪！” “打 倒吸血鬼马思聪！” “打 倒一切牛鬼蛇神！”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 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妈妈跟大家一齐举手呼喊，我站在暗处一声不响。 口号喊完，大家踏着步，齐唱革命歌曲，一边唱一边走出大门。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终于过去，我和妈妈回到屋里。空空荡荡的屋里贴满标语式的大字报。每张大字报的开头都是一个“打倒”。对爸爸的称呼是：“狗”。屋子里充满恶臭的墨汁味道。 “我们很运气，”我说，“今天来的都是管弦系的学生，很文气。而且他们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布置街道监视我们。但是，这已经是先声，从此以后随时都会来，而且绝不会这么老实。这座房子不能住了，赶快收拾东西，明天天未亮就要离开。” “今天已经来过了，我想明天不会来的，顶快也要等到后天再来，我已经累死了。”妈妈说。 时间已经11点了，弟弟还没有回来，我们的厨师贾师傅很焦急，骑着车跑到街上，到每个朋友家寻找。 我独自走到卧房，收拾我的衣服，包起一些心爱的书。妈妈反常地呆坐在沙发上。 直到午夜１点半钟，弟弟才被找回来。 “你为什么在我和妈妈被关的时候自己跑了？”我不满地问。 “我下课回来的时候，远远听见家里喊声震天，”弟弟说，“我心里想你和妈妈一定凶多吉少，不知被打成什么样子了。我想从前门进来，看见前门水泄不通，围满了人。我骑车转到后门，后门的人群认出了我，扑过来要打我。我看见危险万分，骑着车急驶过去，后面的人大声呼喊，我头也不回一直跑到郊外。” “这次来没什么大事，就是贴了许多大字报。你看！”我说。 “赶快收拾东西，哪怕一夜不睡也要收拾东西，这里不能住了。收拾好以后，趁街上的人没醒，我们就要离开。”弟弟说。  “你太累了，”妈妈对我说，“我和你弟弟一起收拾就行了，你去睡吧！” 我听从劝告，很快就昏昏地睡过去了。但是，睡觉以前，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小心地把窗门关好，我不再有所畏惧，我相信世界上无论什么也不会比这一群学生更可怕。 当东方露出朦胧的曙光，大家还在熟睡的时候，我们３个人拿着轻便的行李，从此离开了这个住了１２年的家。 我们３个人，我、弟弟和妈妈，离开家以后就躲在一个离市中心不远的孙大夫的家。他是一个６０多岁的针灸大夫。当时我的身体很坏，像发了高烧一样浑身发软，什么也吃不下。孙太太胆小得很，怕３个人躲在一起，目标太大，容易被发现。因此，就在当天，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弟弟给我买了一张去南京的火车票，把我送走。他自己和妈妈仍然留在北京，寻找营救爸爸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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