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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总站，别的地方买不到当天的票。别害怕，不要紧。”我说。 这一天游行的人很多，坐公共汽车不是容易的事，薇薇又慌又急，到处乱跑，结果错过了几次机会， 公共汽车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来到，我们刚准备跑过来，它就开走， 如此这般有一个钟头。 “嗨，薇薇！ 你镇静点吧！ 像你这么慌张，什么车都跑掉了。我们认定一个车站等着，哪怕等一个钟头，总能等到的。” 我们终于坐上了车，顺利地买到了票，给四姨家打了电报。 “想不到那么顺利。”薇薇笑了。 “你有没有多余的布鞋?”我也笑了，又问道。我穿的这双鞋，陈太太叫我尽快还给她的侄女。 “我从头到脚就只有这么一套可以上街的服装。”薇薇说。 我们走到车站旁边一家鞋店，那里的布鞋全部是3元以上，我摇了摇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中国青年像着了魔一样，无数支游行队伍汇在一起，好像汹涌澎湃的波涛，到处都是鲜明的红旗和响亮的锣鼓，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被他们责骂，无论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贴大字报，红红绿绿的传单像雪片一样，散向各处，传单上的话充满了血 腥的味道。 我和薇薇站在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很挤，我们多半都是站着)，表示渴望地接受学生们给我们的传单，津津有味地看着。在我的身旁，坐着一个穿得过分整洁的年轻女人，她头上的短发，似乎略微烫过，她望着窗外，对身边的事漠不关心。 在车上发传单的是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彼此用响亮的声音，对整个“ 文革 ”发表意见。 “上海太不像话，到处都是资本家和落后的商店。”短头发的女孩说。 “哼！我早就觉得上海的人不顺眼。从今天开始，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高级首长，只要不顺眼，我们就可以斗争他，声讨他。”梳两条短辫的胖女孩子说，“像这样的革 命不只是要搞短短的一年，而是要搞２０年，１００年，什么时候不好什么时候搞。” 我身边那个年轻女人动都不动，好像没有听见，胖女孩那双恶狠狠的眼睛盯在她的头上。 “像这个打扮得像个小姐似的人就需要好好给她开个斗争会，你听见没有?”胖女孩喝道，“今天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你的好梦完了。小吴，把传单给她看看。” 女人无可奈何地接过传单，很快就看完了。 “仔仔细细地看，这全是对你说的话。”胖女孩吼道。 我们走下公共汽车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下午一 点 钟了。 “看情形越来越危险了，”我对薇薇说，“我们买几个包子，一起到陈太太家吃吧！吃完就去车站。” “我身上没有粮票。对面就是我姐姐家，你在门口等一会，我找她要粮票。”薇薇说。 我在一幢洋房的门口等了３分钟，薇薇就满脸惊惶地跑了出来。 “噢！不得了啦！姐姐刚才对我说有６个学生们到她的家搜东西，幸亏没有什么好东西，只拿走了两双尖一点的皮鞋。学生们说有一个穿扮得很华丽的女人经常到她家里来，他们正在寻找这个人。姐姐说这个人可能就是我，叫我赶快到家里看看。我不能和你一起吃包子，我要快点回家把衣服全部藏起来。”薇薇说。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３０岁的中年男子推着自行车，向我们走来。薇薇说这是她的隔壁邻居，一个很有名的大夫的儿子，这个儿子也是一个大夫，他们家非常有钱。 中年男子走到我们身边的时候，薇薇问道： “你们家出事了吗？” 这句话问得有点没头没脑，男子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 “这个傻瓜，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知道他们家没事，我家大概也没事。”当男子远去的时候，薇薇对我说，他们是从小在一起玩大的。 我们加快了脚步，尽可能快地回家去。当薇薇想象着学生们冲进她家的时候，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涌出了泪水。 “我一向穿得并不漂亮啊！”薇薇辛酸地说。 “别害怕，学生们顶多把你的衣服拿走，不会打你的。”我说。 “我不是替自己害怕，我替我那８０岁的爷爷害怕，他会吓死的。”薇薇说。 走到陈太太家门口的时候，我拉住薇薇的手。 “你什么时候来?” “我藏好衣服，吃完饭，两点多钟就来。”薇薇说完就走了。 “你快一点来啊！”我望着她的背影喊道。 回到家，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陈太太又搬出了每顿必不可少的炒虾仁。我把几张措词激烈的传单给她看，并告诉她街上贴满“取消定息”、“废除公私合营”的大字报，一条住满有钱人的大街已经开始抄家，医院里一些认为曾经犯过错误的病人被群众从病房里拉了出来，许多都被群众团团围住声讨。 “你赶快疏散东西啊！否则什么都没有啦！”妈妈着急地打断我的话，对陈太太说。 “我给我的嫂嫂打了电话，她一会儿就来。”陈太太开始紧张了。 “你们下午6点才开车，5点动身也来得及，我给你们做点虾仁冬菇汤面。”陈太太说。 “不要了，不要了，我们尽量早点走。”我和妈妈一起说。 妈妈总算受新社会的影响多一点，做人比陈太太高明。 陈太太那个很凶的佣人，对妈妈又知心又和气。妈妈身体不好，来的时候还带了一包四姨给她的中药，我们在厨房把药煮好后，那个佣人竟亲自给妈妈送上楼来。妈妈和陈太太谈话的时候，几乎全都是责备，责备她那些炫目的家具，责备她对佣人太苛求，布置太讲究，这一切都会给她带来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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