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与病毒的斗争是一场循环式的战争与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微生物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40岁战乙肝；70岁斗“非典”；年近九旬投身抗击新冠疫情第一线，指导团队三天内分离出新冠病毒毒株，并亲自进行密集的抗疫科普工作，被誉为“上海最美守护人”。在抗击新冠的2022年，她提笔回顾了自己与乙型肝炎病毒战斗的五十年历程。 据估计, 我国至今仍有约3000万乙肝病毒感染者，其中约1500万名患者需要治疗。作为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开拓者，慢性乙肝患者难以治愈，是她回避不了的心头之痛，而治愈乙肝至今仍是全球科学家们未能解决的难题。 《我的乙肝情结》记述了一段中国防治乙肝的历程，表达了作者闻玉梅院士对乙肝患者的赤诚，是鼓励青年学子们为民解除病痛的一支火炬，讲述了一位步行者五十年坚持治愈乙肝患者的真实故事。 20世纪50年代，她曾在上海华山医院实习。“我至今记得一位病人，她是个孕妇，有心脏病，当时怀第二胎，后来因心力衰竭而死，孩子也没能保住。眼睁睁看着病人的生命在眼前流逝，那种内疚、无可奈何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从而我在心底打定了主意：我应该去做基础研究，去研究新的方法救治病人。”这次经历让她走上了基础研究的道路，在基础研究中她选择了病毒学，并从1974年开始，与乙肝结下了独特的情缘。 在这本书的开首一章中，闻玉梅院士将她与乙肝结缘的故事娓娓道来...... 缘系乙型肝炎 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确认的病毒性肝炎只有两大类： 一是主要经粪口传播的甲型病毒性肝炎（甲肝），主要表现为急性感染；另一类主要是经输血或血源传播的乙型病毒性肝炎 （乙肝）， 可以为急性，也可以为慢性 （持续性感染）。这一分类主要是依靠临床及流行病学特点分类，病毒学的研究相对比较滞后，因为这两种病毒的培养比较困难。 甲肝病毒直到1973年通过免疫电子显微镜才观察到; 而乙肝病毒是在1963年被人类学家 Baruch S. Blumberg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偶然发现的， 开始只认为是一种新的血清蛋白多态性，后来在与多种疾病关联的分析中，终于发现其与乙肝相关，一度曾被称为澳大利亚抗原 （au），现名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从HBsAg开始，对病毒本身的研究逐步开启了。乙肝病毒是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的，有3种不同形状的颗粒，分别为小球形颗粒、长条形颗粒和大形有双层结构的大颗粒。后者是既有病毒表面抗原，也有核心抗原及病毒核酸的完整病毒颗粒，而前两种仅由病毒的表面抗原组成。 迄今，通过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与分析确定，甲肝病毒是RNA 病毒，为微小RNA病毒科第72型；乙肝病毒是 DNA病毒，因为病毒复制过程有个 RNA DNA的反转录过程，所以也被称为 DNARNA 病毒， 属嗜肝 DNA 病毒科。 特别有意义的是，乙肝病毒在感染者的血清中，除了有感染性的完整病毒颗粒外，还有大量的无感染性的 HBsAg颗粒 （所谓的亚病毒颗粒）。这是在其他任何病毒中从未发现的。非常独特的是，HBsAg既是乙肝预防疫苗的组成成分，又是治疗患者的“拦路虎”。  乙肝病毒电子显微镜照片 我进入乙肝领域是在 “文革”十年的后期。一天，领导我们的工宣队师傅通知我，根据需要，同意我可以开始研究肝炎了，我喜出望外。大概是我去过贵州培养过赤脚医生，又担任过工农兵试点班的老师，所以我可以涉足近十年科学研究的禁区了！ 我立即抓住机会与“文革”期间从未关闭的医院临床医生们联系，希望能合作开展肝炎的科研工作。当时，虽然我的学术背景是免疫学，“动乱”前师从余㵑、谢少文、林飞卿三位免疫学大家，并没有病毒学的基础，但是我想“学习无止境，没有基础可以学嘛”。加上动乱，科教人员十年都没有机会接触业务， 现在有机会做乙肝科研，机会难得！ 记得为学习病毒技术，我曾申请去上海防疫站病毒室学习。他们那里对传统病毒学实验技术有较好的基础，还曾分离出“红眼睛病毒”（微小 RNA 病毒科70型）。当时因为我已在免疫学领域有“小名气”，他们认为我不是认真的，就拒绝了我。但是容许我站在他们实验室窗外，学习组织培养等技术，至于病毒学其他技术，基本是与免疫学相同的。 后来我才知道，乙肝病毒不能感染大部分体外培养的细胞系，分子生物学才是从事乙肝研究的基础。但是，这些“窗外”的学习也让我“自学”了些病毒学的基本技术，为我以后从事其他病毒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贵州培养赤脚医生  在贵州剑河县 20世纪70—80年代初，我国 HBsAg携带者高达10%左右，至于感染率 （即有乙肝病毒的抗原或抗体） 更是高达60%左右。我国因此曾被称为“乙肝大国”。 当年，我曾对讲课班上的学生做了检测，结果 HBsAg携带率也有7%。这对我是个极大的刺激。这些优秀的医学生是我们的接班人，作为 HBsAg的携带者，他们是否能胜任今后的任务？作为HBsAg的携带者，对他们从事的医学学科是否应有限制？ 随着对乙肝病毒的进一步认识，我更了解，经母婴传播感染的乙肝病毒感染者，会发展为慢性感染，很难治疗。其中一部分可能会发展为慢性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些事实在生活及工作中不断打击着我，使我困扰、忧虑。 我在上海医学院 (简称上医) 病理学教研室有个极好的同事，由于乙肝病毒的感染，他由慢性肝炎发展为肝硬化，最后不治身亡。更为遗憾的是，他的弟弟，一名优秀的公务员，也患上了同样的疾病。虽然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弟弟发展为肝癌，最后也没有办法挽救他。还有一位上医超速离心室的讲师，曾一直是我乙肝研究的合作者，一个暑假过去，没来上班，后来才知道，他竟然得了重症乙肝去世了。 令我感慨但又欣慰的是，一次在我给学生讲完公开课后，一位男青年奔向我的讲台，含着泪水告诉我，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公务员的岗位，但是因为 HBsAg阳性，未被录取。他问我，如果他通过考试,我们是否会录取他为研究生？我回答说：“当然, 欢迎你参加攻克乙肝的队伍”。后来他如愿以偿，来到了我们实验室。完成学业后，他出国深造，继续从事微生物学研究，还不忘回国后，特地向实验室送来了鲜花。  与学生讨论 还有一位研究生也是 HBsAg阳性者，但他在学期间不幸从无症状感染发展为乙肝患者，住进了肝炎病房。我们保留了他的学籍，经常去探望他，鼓励他积极接受治疗，保持乐观的态度。等他好转出院后，我不再让他做比较辛苦的实验，而是安排他与生物信息学单位合作，用数字化的信息分析中国乙肝毒株的S、C、X等基因的特点，发表了学术论文， 身体也恢复了健康。在他获得学位后约15年， 有次在餐馆中他认出了我，就与他父母一起共进午餐，并祝他事业有成。对于 HBsAg阳性的学子能维持健康并事业有成，是我最大的欣慰。 多少年来，我们实验室从不歧视乙肝感染者，并将这一理念拓宽至家庭和社会。我们亲属、 同事中的乙肝感染者都受到了公平、正确的对待。几十年来，我经历过多次由于女方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被拆散婚姻；由于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被拒绝入职、入学等令人心酸的诉说。我经常被咨询如何正确对待 HBsAg携带者。我收到过大量慢性乙肝患者的来信，积累起来已有好几箱。他们呼吁希望能尽快地为他们清除 HBsAg，治愈乙肝。虽然至今预防和治疗乙肝已有极大的进展，但是治愈乙肝患者仍是个全球尚未解决的难题。  乙肝患者来信 多年来，治愈乙肝病毒携带者已是我回避不了的心头之痛。这些无处不在的感受，很自然地构成了我与乙肝独特的情缘。广大的乙肝患者至今仍是我难以放下关怀的兄弟姐妹们。献身攻克乙肝的事业，我无怨无悔。我相信愚公移山的精神，如果我不能完成治愈乙肝患者的事业，但是会有更多的同志前仆后继，我相信自有后来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