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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九月九  阳 节 九花 我国养菊花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礼记·月令》篇云：“鞠有黄花。”“鞠”通“菊”，可见从三千年前人们就重视养菊花了。自宋代而后，写“菊谱”的就有刘蒙泉、范至能、史正志、马泊州、王荩臣等数家之多，著录菊品多至三百余种，真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北京人旧时一到秋天把看菊花和种菊花当作一件大事，不论穷富，都要看看菊花。有钱的人家，持螯对菊，喝菊花酒，扎菊花山子，吃菊花锅子，举行赛菊大会，赏菊大会。小户人家，小院中摆上几盆菊花，朝夕观赏。再贫苦的人家，住在大杂院中，门前一只破瓦盆，种一株黄菊，也可以朝夕相对，楚楚宜人。生活的情趣，本不是被权势豪门所独占的。  北京方言习惯上是把菊花叫作“九花”的。《京华百二竹枝词》诗云： “名类纷繁色色嘉，秋来芳菊最堪夸。如何改变幽人号？高唤街头卖九花。” 其注云：“都门菊花，种类颇多，满街高呼，助人秋兴。然称其名曰'九花’，殆以菊至九月盛开故也。” 这里把“九花”之名，说的十分清楚。文中有“满街高呼”一句，“呼”什么呢？就是说卖菊花的花担子特别多，满街叫卖。当年一到菊花季节，不但土地庙、隆福寺、护国寺各大庙会的花厂子门前都摆满了出售的菊花，而且花农也大量挑了到城里来卖，每天迎着朝阳，带着秋霜，从广安门、右安门一担担地挑了进来。都是草桥、丰台一带朴实的花农所种，而菊花也像花农一样地朴实，极易栽种，极易移植。花农卖菊花，有的连花盆也不用，担子挑的大扁平底柳条筐中，密密麻麻地摆着一棵棵的菊花，根部只是拳头大的一团护根土，买者捧回家去，栽到花盆中，稍微浇点水，过几天自然会开了。所以花农穿街走巷叫卖时的市声，不是“买菊花来”，而是： “栽——九花哎——” 喊声抑扬而漫长，是要你“栽”，不是要你“买”。  北京旧时有关菊花的故事也是非常多的，如“花城”。明代《天启宫词注》记云： “好事者绕室列菊花数十层，后者轩，前者轾，望之若山坡然，五色绚烂、环围无隙，名曰花城。” 又如“九花山子”。《燕京岁时记》云： “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 实际这都是一样的，都是以多为胜，蔚为壮观，后来中山公园年年开的菊花大会也都有这个，是不稀奇的。这些都不是名种菊，名种菊一般都是单茎独朵的多，北京俗语叫作“扦子菊”。所谓“扦子菊”，就是用插干法培植的。就是在夏至前后，把嫩尖剪下，插入泥中，草本在一月内可以生根。种菊花除去插干法外，菊花都是以白蒿接，把菊花嫩枝接在蒿子梗上。接时把断梗成斜切面削断，把薄面破成鸭嘴口，把菊枝削薄，插在鸭嘴口上，用马兰捆紧，二者自会长在一起了。不过这种菊花只能看一年，明年就不开了。过去中山公园年年开菊展时，这样培植的菊花约有四千多盆，争妍斗胜，名目繁多，真是不胜枚举了。但也都是只看一秋，明年再接。这种办法，在清初就非常盛行。乾、嘉时《燕台口号》竹枝词道： “黄菊枝枝接野蒿，花儿匠又试新刀。人生不识仙源路，只合多栽夹竹桃。” 诗后注云：“北地以蒿接菊，不欲留美种也。”不过插扦、嫁接都不容易，高手变化无穷，使名菊品种越来越多。北京近代有京西蓝靛厂“扦子刘”，是艺菊的专门名家，再有新街口一带有一位刘㛃园老先生，养的菊花也是闻名遐迩的。 菊花到处都有，但我更爱的是九花，我永远思念着那一声动听的卖花声：“栽——九花哎——” 红叶  昔人诗云：“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是吟红叶的绝唱，一字不可更易，有位前辈，取后一句作书名，改“红于”二字为“红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因为这一改便完全不同了。这还不只是平仄失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诗的内容。“红于”者，红过也。层林尽染，漫山霜叶，其红远远地超过了二月的春花，一改为似字，就不形象了。因为春天的山花虽繁，但仍是嫩叶多于春花，其红总是较淡较稀，总是同漫山遍野的红叶无法比拟的。在北京看过香山红叶的人都记得，那三月里满山的桃杏花，又如何比满山霜叶呢？ 重梅老人有年秋天大老远地从北京寄诗来，中间两联道： “又是怀人秋色里，忽然得句月明中，新来最爱芦花白，兴至狂书柿叶红。” 这不免触动了我的乡愁，又想起香山和西山八大处的红叶来了。江南的红叶，大都是看枫叶、乌桕叶，所以唐诗说枫林，那是长沙的岳麓山，而香山、西山看红叶，则大多是柿子树的叶子。所以重梅老人诗说“兴至狂书柿叶红”了。柿树南北方都有，俗语说柿树有“七德”，即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这第五霜叶可玩，说的就是红叶。枫叶经霜，叶子一般是大红朱红的；而柿叶经霜，最艳丽时，是深玫瑰红的，真是娇艳极了。  北京西山农家，大多种柿子树，红叶经霜之后，那极为艳丽的深色玫瑰红，因叶面有光，在秋阳照耀下，漫山遍野，闪闪发光，其烂缦是任何春光都无法比拟的。因而当年在北京，深秋到西山八大处、香山樱桃沟一带去游山看红叶，是最及时的赏心乐事。 过去秋天逛西山八大处也好，逛香山也好，逛碧云寺、樱桃沟等处也好，最有趣味的就是骑小驴。这种驴子非常小，几乎只有自行车那样高，都是香山、西山一带农村中农民养的，在秋天看红叶游客多的时候，在山脚下等生意，供人雇用骑了爬山。骑上这样的小驴，悠悠忽忽，穿行在山路的红叶之间，游的人固然有趣，远远望去更是美丽，空中特有的飘渺的蓝天，变幻的浮云，娇艳的秋阳，映着满山的斑斓，骑小驴的人在霜林中若隐若现，时出时没，这样美丽的画面，简直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了。如果骑小驴逛香山，由静宜园门口骑驴，沿着大路，兜一圈下来，也不过两三个钟头吧。下来时，折一枝红叶，像春花一样持在手中，任小驴缓缓地下来，活画出一幅“访秋图”。  当然如果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不愿意骑毛驴，那不妨一口气自己爬上山去，直奔香山的最高处鬼见愁，向下俯视那秋山红叶，更是一种奇景。年轻时和同学们习惯于骑自行车去香山、西山，把车存在山脚下，然后呼啸登山。最难忘的是归途中，每个人车把上都插一枝红叶，一路上秋风瑟瑟，红叶萧萧，说说笑笑，骑回城来，那种欢乐，确实难以形容的啊！ “兴至狂书柿叶红”，豪情犹在，最好在深秋时回趟北京；但不凑巧，回京总以夏天为多，这样便年年辜负西山红叶了，多么遗憾呢！ 小 阳 春  我国南北各地，从农历来讲，都有“十月小阳春”的说法。《清嘉录》引蔡云吴歌云：“花自偷开木自凋，小春时候景和韶。”这是苏州情况，北京说来也是一样的。这是因为重阳之后，秋雨已经基本结束，气温还不十分低，而晴天多，太阳光足，又没有到刮大风的时候，所以天气温和，又有春意，故有此说法。北京的农历十月一般都是好天气，地还没有上冻，虽然冷了，但还不算太冷，新棉袄上身，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在郊野，收割了庄稼的土地上，早晚之间，有霜有雾，白蒙蒙的。到了中午，经太阳一晒，黑土还显得十分湿润，向阳处地头塍畔，草色又稍有返青。赶上秋末冬初气候特别暖时，山桃花还偶然会绽开一两个粉红色的花蕾，绰约枝头，我在苏园居住时，就遇到过好几回这种情景。因而京中也有“十月小阳春”的俗谚。 不过虽说是小阳春，也已到“履霜而坚冰至”的时候，活人要准备冬衣，思念逝去的亲人，要“烧寒衣”了。《燕台口号》有诗云： “寒衣好向孟冬烧，门外飞灰到远郊，一串纸钱分送处，九原倘可认封包。” 诗后注云：“十月烧纸于门外，曰烧寒衣，纸钱银锭作大封套，上写其祖先某某收。”这自然是十分迷信、应该劝阻的事，但我一到十月，总也常常想到小时候母亲在家门口烧“包袱”、送“寒衣”的旧事。北京有“十月一，送寒衣”的谚语。这种风俗很古老，早在明代就有了，刘同人《帝京景物略》中写的很细致。所谓“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然”等等，意思是天气冷了，人家都穿新衣了，死去的亲人，也应该给他们寄点寒衣去吧！虽然事属迷信，但却寄托了怀念亲人的深厚、淳朴的感情，对于常人来说，也是未可厚非的。母亲是外祖母的独生女儿，当时对于已经去世的外祖母，她以极为虔诚的感情纪念着，每年到十月一，总预先糊好“寒衣包”、“金银锞子包袱”，完全像《帝京景物略》说的那样、让我给她在“包袱”外面写上地址，“某县、某村、某处”，写上外祖父、母的称谓、姓氏，另外还要写个小包袱“土地酒资五锭”。慢慢我大了一些，受到科学教育，就觉得她实在迷信可笑，我虽每年勉强给她写，但心中颇不以为然。但在自己哀乐中年之后，又感到自己当年也是非常幼稚可怜的了。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对于亲人的怀念，究竟用什么方式表示才好呢？ 十月初，在清代，要颁发历书，各处书局，刻印出售。在北京，大小胡同中，可以看到有人背一个布包，手中拿着一叠子历书，一边走，一边叫卖：“卖皇历！卖皇历！”叫卖声尖而促，没有卖其他东西的人吆呼的抑扬动听。北京过去是比较守旧的，三四十年代中，皇上已经被打倒二三十年了，历书也早已不是“钦天监”所颁发的了，可是大家还是叫皇历，卖的人也还是喊卖皇历。 再有北京冬天天气冷，要生火，过去老式房屋，人们都睡火炕，十月一要生火熏炕，乾隆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熏炕的事云：“西山煤为京师之至宝，取之不竭，最为利便，时当冬月，炕火初燃，直令寒后生春，犹胜红炉暖阁，人力易为，所费无多。江南柴灶，闽楚竹炉，所需不啻什百也。”这样十月初开始，一直要烧到明年二三月了。 阅读链接 作者简介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扫码关注我们 九月九 · 重阳节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主办：河北京畿学研究中心 许振东名师工作室 编辑：王璐佳 审校：王昊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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