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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建校漫忆

 hcw33 2023-10-24 发布于广西

世界著名学者、美国科学院院士坎特罗维茨教授在访问华中工学院后曾深有感受地说过:“华中工学院是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面对这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校园景象,我不禁回忆起当年建校时的一些情景来。

当年到喻家山来的道路并不像现在的这条柏油马路这样宽阔、平坦,而是坎坷不平。自街道口以东,路面就全坏了,只留下一些锋芒毕露的片石,中型吉普在上面驶过就像跳摇摆舞似的。我们在茅店(现在南二门附近)下车,沿着小路向山边走去。培刚教授介绍说:“三院建校计划的整个校区是:北自喻家山顶,南到关山、鲁巷一线,西沿彭王村、土库到鲁巷,东抵喻家湖边,整修面积大约5000 亩。以茅店到山脚的这条小路为界,东边为华中工学院,西边为中南动力学院。武冶公路以南那一片,约2000 余亩,留给水利学院。今年收购土地的范围是:武冶公路以北至喻家山边,西起土库、彭王,东到湖边,水田、旱地估计是2400 多亩,加上山坡荒地,共约3000 亩。”

我们爬上山腰,俯瞰整个校区,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这里依山傍水,地势开阔、平坦,是一个建设大学的理想处所,但是又显得有些荒凉,除几座居民村落的前后有一点灌木丛之外,偌大一片土地上几乎见不到一棵树,喻家山也是光秃秃的,见不到绿色,只有黄土和石头,同风景秀美、古树参天的岳麓山对比太鲜明了。张培刚同志大概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解释说:“喻家山过去也是有很多树的,日本鬼子占领武汉后,为了镇守武冶公路,在山顶上修了碉堡,把树林全部砍光了。这里的风景,现在当然远不如岳麓山了,也比不上珞珈山,但也有一个好处,反而给我们搞建设提供了方便,我们可以好好规划,不受原来条件的限制。”殷德饶同志说:“我们是来搞建设、办学校的。过去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认真规划,修好房子栽上树,我看要不了多久,有一二十年,这里就可以同岳麓山相比了。”

我们登上山顶,站在日本人过去修建的碉堡残垣上,极目四望,心情顿时开阔了许多。远处,长江自西向东,浩浩荡荡;近看,碧绿的东湖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风光真是美极了,比站在岳麓山上望湘江要开阔得多。殷德饶同志突然问:“张主任,东湖是否通长江?”张答:“通,不过我还没有亲自走过这条水路。”殷说:“要是东湖通长江就好办,不然几十万吨建筑材料怎么进来,靠汽车到江边去运,太远、太贵,走水路,用船运到山脚下,再用汽车拖就方便多了,过些时我们租条船去实地考察一下吧!”我们年轻人还在观赏风景的时候,两位主任已在商量建校工程的施工准备工作了。

华工建校漫忆

当年中南地区最大的建设工程

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的建校工程是中南地区高等教育建设的重点项目,也是中南地区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的关键。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1953 年的基建投资总额为1326 万元,建筑面积为81,400 平方米。当时,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等国家“一五”重点项目还正在勘测准备中,就当年的投资额和建设规模讲,这是中南地区最大的建设工程。

为保证建校工程的顺利进行,中南教育部调集了一批很有名望的建筑工程专家参加规划设计工作。他们当中有:武汉大学的王寿康教授、湖南大学的柳士英教授、华南工学院的夏昌世教授、陈伯齐教授、南昌大学的黄学诗教授等。同时还抽调了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建校的工作人员于2 月中旬来到武汉,建校规划工作即全面展开。

规划建校办公室下设 3 个处:秘书处,由殷德饶兼任处长,负责文书、财务、校区土地收购和后勤保障工作;规划设计处,由夏昌世教授任处长、柳士英教授任副处长,负责校区的整体规划和各类校舍建筑的设计工作;工程监理处,由黄学诗教授任处长,负责施工现场的前期准备工作和同施工单位的联系工作。

3 月7 日,张培刚、陈伯齐、王寿康三位教授带着《建校工程计划任务书(草案)》和校区平面布置初步方案,专程赴京汇报。中央高等教育部马叙伦部长等对建校规划工作的进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审议通过了计划任务书并报请政务院审批。4 月19 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达《(55)文教计基字第426号批复》,正式批准了《一九五三年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基本建设计划任务书》。

对校区平面布置的初步方案,高教部领导同志约请苏联专家顾问组进行了认真研究。苏联专家组提出了从武汉市的长远规划着眼,将喻家山、关山地区建设成新型大学区的建议,高教部根据苏联专家组对原设计方案作了一些修改:在保留原方案中校区东部为华中工学院,西部为中南动力学院,武冶公路以南为中南水利学院的“品”字型大格局的前提下,校园布局采取呈棋盘式铺展方式进行设计,按功能需要划分教学区、学生生活区和教工住宅区。每片功能区都有自己的林带,功能区的接合部又有韵味各异的绿地,力求达到教学区的典雅、生活区的恬静。

总设计方案确定以后,规划设计处的同志即投入紧张的设计工作。设计人员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都本着“搞好建校、发展教育”这一目标,齐心合力,紧张工作。经过3 个月的日夜奋战,即全部完成了教学大楼、学生宿舍、教工集体宿舍、教职工住宅、食堂、幼儿园等24 种房屋类型的设计任务,绘制了施工图纸数千张。

建校工程的施工任务由中南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即现在“第一冶金建设工程公司”的前身)承担。二公司是1952 年底新组建的,是第一次承担这样大的工程施工任务,公司专门成立了“华中工区”,委派了两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担任工区领导,组织了一支近万人的施工队伍。5 月中旬,施工队进入工地进行现场布置。以黄学诗教授为首的工程监理处和我们秘书处的部分同志,也同时进入工地现场办公。

建筑工地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住的是芦席棚,喝的是泥塘水,走的是泥巴路。武汉的夏天,骄阳似火。我们当时住在农民家里,中午温度高达摄氏40度,办公的桌椅,床上的竹席,都热得发烫。工区领导和广大工人住的席棚,温度更高一些。7 月初,朱九思同志来工地察看时,我特地用温度计测了一下,露天的温度高达45 度。数千名建设大军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分昼夜地奋斗着。

施工准备的第一件事是搞好路、水、电“三通”。我们在校区内修筑了近20 公里的汽车路。为解决施工用水问题,在湖边建了抽水泵站,在山坡上修建了蓄水池,在施工现场铺设了几十公里长的供水管道。当时的关山地区还没有电灯、电话,在有关部门的协同支持下,我们又专门从街道口架设了到喻家山的供电电缆和电话线路。

为解决几十万吨砖、瓦、沙、石和木材的运输问题,殷德饶同志、黄学诗教授带着我们乘小木船察看了从青山闸横穿东湖到南望山麓的水道,我们在青山建立了建筑材料转运站,在菱角湖边修建了码头和木材加工厂。这样,大部分建筑材料可以经水路运到南望山麓,再用汽车运进施工现场,既争取了时间,又节约了运输费用。到 7 月中旬,绝大部分建筑材料运抵施工现场,完成了施工的准备工作。

中南财委的命令和《长江日报》的“批评”

1953 年9 月8 日子夜,中南财委派人送来一封公文,拆开一看,只有两行字:“中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命令:华中三院建校工程已经准备就绪。限定于九月十一日前正式开工。此令。”命令是向中南二公司下的,我们建校办公室是“抄送”单位。

对中南财委以下命令的方式限期开工,我们和施工单位都没有思想准备,后来才了解到,这道命令是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由当时在中南地区工作的邓子恢同志决定颁发的。

施工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我们规划建校办公室(甲方)同二公司“华中工区”(乙方)从7 月中旬开始,曾多次商谈开工事宜,但工区领导同志总是以种种借口拖延开工时间,其主要原因是管理费用问题。根据工程承包合同的规定:开工前的现场布置是甲方委托乙方全权代办,所有费用实报实销;正式开工以后,采取“包工包料”的方式,其费用按定额标准核算。施工部门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总想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以缩短工期,节省管理费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迟迟不肯开工,不仅使大批工人窝工而产生浪费,而且延误工期,国家的损失就更大。对这个问题,我们是采取耐心协商的办法来处理的。因为这是中南地区的重点工程,也就不断有新闻记者前来采访。8 月间,新华社记者阮方同志来工地采访时,看到几千工人因等着开工而无事可干的情况后,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了一篇报道。报道认为施工准备工作早已就绪,迟迟不开工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用了八个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时中央正抓工商企业的经营思想问题。由于1952 年“三反”“五反”以后,不少私营企业已转为合营、联营,很多私营企业职工转到了国营、合营单位,难免把原来的经营思想带到了国营、合营企业,而许多新调到经济战线的老干部对此又估计不足。所以,从1953 年春季开始,中央就抓经营思想问题,并在报刊上开展讨论。陈云同志看到这篇报道后,就给邓子恢同志打电话,请他抓一下这类问题。邓子恢同志立即找中南财委副主任李一清、袁振同志研究,决定下令开工。

9 月11 日冒雨举行了开工典礼。因为是上级命令开工,二公司的同志难免有些窝火,也就没有找我们商谈开工典礼问题。建校规划委员会主任查谦教授11 日一早就来到工地,因为没有接到邀请,也就没有在典礼上讲话。我们规划建校办公室的人员则同工人一道参加了开工典礼。

尽管有点“疙瘩”,甲、乙双方还是顾全大局、团结一致的,加上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开工以后二公司领导抓得很紧,工程进展很快。到1955 年底,除几座教学大楼因为要求较高且工期较长尚未竣工外,大部分教工宿舍、学生生活设施均已完工。

为进一步统一认识,搞好建设,中南行政委员会于10 月底派出工作组对建校工程进行检查。检查组由中南财委秘书长兼建筑工程局局长高元贵同志任组长,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焦景尧同志任副组长。检查组在工地进行了近1个月的检查后,向中南区领导同志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这一工程进度快、成绩很大,但甲、乙双方都存在许多问题。甲方的问题是设计不合理而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列举的主要事实有:整体布局过于松散且占用土地过多,平整土地的土方量太大,先建生活用房后建教学用房等。乙方则在经营思想上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好,考虑单位利益较多而对如何提高工效和投资效益考虑较少。这份调查报告在上报中南区领导同志的同时,也抄发了甲、乙双方和《长江日报》。我们看了调查报告后,觉得调查组对设计提出的批评,没有认真考虑到建校工程的特点和要求。因为这一工程是作为两所大学设计的,而根据当时上级提出的长远发展规模看,两校都在万人以上。第一期工程的布局不能不考虑到今后发展的需要,而且整体设计是经高教部领导认真研究并听取和采纳苏联专家组的建议后确定的。在设计上也没有在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上分先后。至于施工次序则是根据工地的实际情况,经过甲、乙双方商量确定的,且主要采纳了施工部门的意见。为此,张培刚教授向检查组作了详细的汇报和解释。但是《长江日报》根据调查报告很快就作了长篇报道,并配发了一篇社论对建校工程提出严厉的批评。《长江日报》的社论并没有起到帮助大家统一认识的作用,反面进一步加深了思想上的分歧。参加设计的专家、教授对此很有意见。这就不仅是工程评价问题,而且影响到党同知识分子的团结。为此,查谦教授亲自给中南局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提出意见。

中南局领导对查谦教授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由中南局常委、统战部部长、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张执一同志和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赵毅敏同志主持,召开了有检查组正副组长、甲乙双方代表和长江日报社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题座谈会。张执一同志讲了两点结论性的意见:一是检查组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没有按照中央的精神和中南局的意见,通过抓经营思想来统一认识,而是抓了一些枝节性的问题;二是调查报告在未经领导同志审阅指示前,就向新闻单位提供信息,是不符合组织程序的。赵毅敏同志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如何正确开展批评的问题。他说:“讲批评要注意政治,就是要抓住主要倾向开展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分清是非、改进工作。不抓住主要的问题,就达不到批评的目的。作为中南局机关报的《长江日报》在未派人实地采访的情况下,就根据未经领导机关批准的调查材料写批评稿,发社论也不送审,是很不慎重很不严肃的。批评是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武器必须慎重,在党报上发社论开展批评尤其要慎重,不然就可能误伤同志,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会后,《长江日报》对建校工程重新作了报道,并公开声明那篇社论欠妥。

回忆起当年建校过程中这点小插曲,我觉得对于当前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仍然是很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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