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四五月间，皖南特委（1931年改为芜湖中心县委）一再指示搞武装暴动，张恺帆回忆六洲武装暴动：盲动、冒险，过高地估计了形势

1930年四五月间，皖南特委（1931年改为芜湖中心县委）一再指示搞武装暴动，并要无为县委立即派人去汇报暴动准备情况。

当时县委书记是胡德荣。县委研究决定要我去芜湖向特委汇报。当时特委书记是不是王步文，搞不清。因斗争残酷，组织易受破坏，同志间互不问名字，只喊'老王'、'老张'。

我一个人到了芜湖与特委联系，特委约我在赭山接头谈话。特委接见我的是'老史'、'老贺'两位同志。老史说：'无为工作搞得不错。已经具备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条件。'我如实汇报说：'东乡群众是发动起来了，但地形不利于坚持武装斗争。西北乡有山岳之险可守，但群众工作不深不透。搞暴动夺权，条件还不具备，不成熟。'老史说：'我看你这个同志还有些右倾呢，失败乃成功之母，广州暴动失败了，却引来了今天的革命高潮！无为为战略要地、南京门户、举行动，对统治阶级威胁很大。即使失败了，也有重大意义。你回去向县委说明这个道理。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日常的经济斗争了，而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成立苏维埃。你们要坚决按照特委指示去执行。不久特委将派人到无为去和你们共同制定暴动方案。'

当时赭山驻扎着国民党军队，来来往往从我们的身边经过。老史讲话时嗓门很大。我说：'你声音低一点吧。'他冲着我说：'怕什么？他们也是群众呀！'由此可见受'立三路线'的影响确实有不少同志盲动、冒险，过高地估计了形势。

我回到无为后，八九月间，皖南特委负责人老王（估计是王步文）和团特委负责人 xx （无为人）共三四位同志'，来到无为白茆洲胡家瓦屋召开会议，确定暴动时间在十月革命节：11月7日；进攻地点为六洲镇。该镇驻有国民党常备队一个排。

我提出条件仍不成熟，选择六洲镇作攻击点更不妥当。理由是我们党在六洲的群众基础薄弱，敌人碉堡工事坚固，强攻难以得手。时间宜推迟，做好充分准备。攻击地点改在三官殿镇，那里没有碉堡，易攻，群众基础也好。多数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但是皖南特委又一次批评我'右倾'、'顾虑太多'，并说：'六洲濒临大江，不易受到包围。即使暴动失败，也不至于四面受敌。'老王说得似乎也有道理。时间、地点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讨论战斗方案时，我提出：'既然决定攻击六洲，我建议最好巧取，不要强攻。'也具备巧取的条件：因为六洲镇民团团长是周可章同志（后牺牲）的父亲、士绅周雨亭，可否由周可章同志带几个人暗带短枪，装作游玩模样，去六洲镇。常备队见到周大少爷来了，肯定欢迎。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总比强攻好。可以减少牺牲，胜利较有把握。

当场又有不少同志同意我的策划。但也有同志认为这样做太冒险，说：'谁能保证六洲镇无人知道周可章同志是党员？万一被敌人识破了，岂不是自投罗网？'确实，谁也不能保证，因为周可章经常来往于六洲与白茆洲之间，而白茆洲又是众所周知的党的活动中心。

最后，一致同意以六洲镇为攻击目标，夜间偷袭。

会议开了两天，决议形成后，特委的同志就走了。

当时我们只考虑到暴动胜利的一面，计划把六洲打下来以后，再把汤沟镇、三官殿镇两处民团的枪缴了，这样就有了一两百条枪，然后再进攻无为县城。然后再西进大别山，与红军会师。根本不考虑失败了该怎么善后。

在暴动前一个月（10月），县委改为军政委员会，开始了积极准备，并在圩里军桥村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挂起了镰刀斧头旗，讨论并制定了《苏维埃政府施政纲领》、《苏维埃宪法草案》、《土地纲领》。当时真是不顾一切，开大会，放鞭炮，声势浩大，等于暴露自己。县委二三十人出席了会议。共青团书记、赤色学生会主席姚兆（后叛变）也出席了会议。会选举胡德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由于声势造得很大，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异动'，要求各地民团加紧戒备。

要武装暴动没有枪怎么行呢？只有一支勃朗宁，是用禁粮出口缴获的粮食买的（每支约七八十元），就佩在我身上。一支枪显然不行。我们开始调查，哪家地主有保家护院的枪，一一排队（也有主动送来的，但只有两三支）。结果排出来了：胡家瓦屋（他家大部分人是党员）有五条长枪：倪化黎同志家有三条长枪：李家官棚（李鸿章家雇朝奉护粮的）两条长枪；周福正（字海如，后入党，抗战时当到营以上干部）家一条长枪：另外还有何家坝（新河镇）倪家、落风湾刘家、龙塘嘴子倪家各一条长枪，周可章同志从家里带来了两支驳壳枪，共有长短二十多条。当时弄枪很困难。比如胡家瓦屋胡竺冰先生家，虽然他家许多人是共产党员，但他家的老太太却把枪藏起来，死不肯交，被我们狠狠训斥了一顿，还是不肯交。胡竺冰（行五）的三哥态度更恶劣，被我们捉起来，几乎要枪毙（他的儿子胡斯星当时还是党员），后来到底在他家挂的横匾后面把枪找出来了。

参加暴动的共有群众一百多人，其中有无为中学一部分学生党员、共青团员。二十多支长短枪，几百发子弹。其余的人都拿梭标（无为叫'库刀枪')、大刀。

11月7日下午'，按通知，暴动队伍在白茆洲新华寺集中（该寺现为旭光中学，为纪念夏子旭烈士、胡珀光烈士而命名）。特委给暴动队伍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皖南第三游击纵队'。司令员是刘静波，副司令员是邓逸渔。纵队属县军政委员会领导。我是军政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出发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原定队伍傍晚集合好，但在集中点名时，有个叫倪寿洋的没有准时赶到。刘静波很生气，派人找来倪寿洋，大发雷霆，一枪就把倪击毙了。本来都是老百姓，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一看红军这么干，当下就有不少人寒了心，士气大受影响。

当夜11点左右出发，途中开小差的不少，真正参加战斗的不足一百人。

到六洲就发动强攻，敌依仗坚固工事顽抗。一直打到天快亮了，又怕遭受敌增援部队的夹击，只好撤退。

这里有几个很英勇的同志，应该提一下：

在临从新板桥出发的时候，有个农民协会会员问我'到哪里去'，我秘密地告诉他：'我到新华寺去，参加武装暴动当红军，你干不干？'他说：'干！'我问他的名字，他说：'我姓孙，你就叫我生成吧，我生成就是干革命的。'在战斗中，他腿上中弹，不肯让人背下火线，终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战场上。后来知道，他是新板桥人，真实姓名如今已记不起了。

还有一个小陈，叫陈少炳，汤沟人，共青团员，当时才16岁。他是剃头匠。撤退时，被敌人抓到，关押在县城内。国民党县长问他：'小小年纪，竟敢造反！'他慷慨陈辞，英勇就义。

撤退时，刘静波殿后。刘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暴动，能文能武，能双手打枪，且战且退。汤沟有民团驻守，为避免意外损失，队伍临时化装，把长枪捆在玉米杆子里，闯过了关口撤到姚湾朱村。到了朱之荣同志家（他哥哥朱之俊参加过北伐，后没有下落）。在这里，我们开会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最后，考虑到白色恐怖将十分严重，就取消了'纵队'名称，改叫'武工大队'（或'游击大队')。在朱家休整了一下，仍在东乡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六洲暴动是失败了。刘静波被调到省委去工作，由邓逸渔同志任大队长。我们决定改弦更张，坚持斗争。但当时糊涂，应该到山区去，总认为东乡群众基础好，随便到一处群众都欢迎、管吃。这时队伍还是整齐的，有一百多人，近百支长枪。一直坚持到1931年八九月真武殿事变（内部叛变），共坚持了10个月。这是后话。

暴动失败原因有三点：第一，不讲策略，只知道造声势，不注意保密，引起敌人戒备；第二，队伍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有人连瞄准也不会，更不用说打得准了；第三，枪杀了倪寿洋，影响了士气。

这时，县委把暴动失败的情况向特委报告，这也是刘静波同志调走的原因。

县委决定调我和倪化黎住县委机关，要我兼《红旗》报主编。机关设在石涧铺季家瓦屋倪化黎同志岳父家里。

（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