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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命后卫师指红五军团第34师，第34师于1933年由红12军35师及红19军合编而成，首任师长为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下辖第100、101、102三个团。 1933年10月周子昆调往红军总部工作，师长改由彭绍辉担任，不久程翠林升任师政委。资溪桥战斗之后红34师被编入寻淮洲担任军团长的红7军团，1934年3月陈树湘接替彭绍辉担任师长，三个月后红34师被编入红五军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5军团作为后卫军团负责全军的后卫工作，红34师则作为红5军团的后卫部队扮演着“后卫师”的角色，红34师原本有五千余人，长征前夕又编入一千余新兵，此时红34师总共有六千余人。 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红34师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六千余将士几乎全部牺牲，师长陈树湘被俘后牺牲，师政委程翠林等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仅有第100团团长韩伟、第3营政委胡文轩等少部人因跳崖而被救，有少部分因受伤行动不便被俘，还有一部分在参谋长袁良惠带领下突围到湘南一带打游击，后遭国民党军重兵围攻，大部牺牲。 1955年大授衔，红34师有3位幸存者中参加了授衔，分别是湘江战役时任红34师政治部主任的朱良才、时任第100团团长的韩伟，时任第100团第1营营长的侯世奎，三人分别被授予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朱良才在长征前夕被任命为红34师政治部主任，但就任师政治部主任没多久腰部便负了伤，朱良才只得躺在担架上协同陈树湘、程翠林指挥战斗，因连日的操劳，朱良才腰部的伤势越来越重，但朱良才仍然坚持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 陈树湘不放心朱良才的伤势，便给军团部打了报告，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经过商量后决定把朱良才接到军团部来医治伤情。当天晚上陈树湘便将朱良才送到了军团部，但这走没成想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永别。 过了湘江后，朱良才被安排在红军总医院治疗，之后朱良才先后担任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政委、红四方面军第31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上将军衔。  韩伟在红34师成立不久便担任了红34师第100团团长，在湘江战役中韩伟率余部三百余人掩护师部突围，但自身不幸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在打光所有弹药后，为了不被敌人俘虏，韩伟毅然带领剩余的十几人跳了崖，最后只有韩伟和3营政委胡文轩等几人幸存了下来。 韩伟带着幸存的几人一路寻找部队，在路途中也遭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最后只剩下韩伟一个人突围了出来，之后韩伟辗转来到武汉，在武昌的弟弟家住下，但不幸在大街上被一个曾认识他的叛徒认了出来，后遭叛徒告密，韩伟被捕，直到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才被组织营救了出来。 之后韩伟来到延安，先是在抗大学习，之后先后担任了八路军雁北支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67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授衔中将。  侯世奎，早年参加了西北军，后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而加入红军，红34师成立不久后，侯世奎担任了第100团第1营营长，在湘江战役中，侯世奎负伤被俘，先后被敌人关在衡阳、昆明的监狱里，和韩伟一样，侯世奎也是在抗战爆发后被组织营救出来。 1938年侯世奎从昆明上抵达延安，并被安排在抗大学习，从抗大毕业后，侯世奎被任命为115师教导三旅第七团第二营营长，之后侯世奎先后担任了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第四纵队第10师师长、甘肃省军区第一任参谋长，1955年授衔少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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