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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谢辉老师授权发布！ 梵蒂岡圖書館藏《孔聖家語》小考 ——兼論《孔子家語》傳入歐洲的歷程* 謝 輝 摘要：梵蒂岡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南京國子監刻本《孔聖家語》，乃據萬曆間吳嘉謨編刻《孔聖家語圖》翻刻，由胡尚英與王錫袞主持校刻，國內未見流傳。該本為意大利傳教士康和子從中國返回歐洲時，帶回的五十七部漢籍之一。康和子應對其進行了較為深入的閱讀，其用拉丁文所寫《孔子傳》可能有取材於該書之處。《孔子家語》一書，約在十七世紀末由法國傳教士白晉首先帶到歐洲，十八、十九世紀在歐洲廣泛流傳，公私藏家多有收藏，部分漢學家還率先開展了對該書的研究。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十八世紀“中國熱”背景下，歐洲漢學界儒學研究的走向深化。 關鍵詞：梵蒂岡圖書館 孔聖家語 康和子 歐洲藏漢籍 梵蒂岡圖書館藏有一部明崇禎六年（1633）南京國子監刻本《孔聖家語》，雖僅爲明末所刻，但卻是一種較爲稀見的《孔子家語》傳本，《中國古籍總目》未見著錄，金鎬《〈孔子家語〉版本源流考略》（《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也未述及。本文即對該本作一初步考察，並略述將此本携歸歐洲的意大利傳教士康和子（Carlo Orazi da Castorano, 1673-1755）的情况，在此基礎上，進而探討《孔子家語》傳入歐洲的歷程。
此本是據吳嘉謨萬曆年間所編刻《孔聖家語圖》翻刻。吳本十一卷，此本去除卷一之圖而爲十卷：卷一《相魯》、《始誅》、《王言解》、《大婚解》、《儒行解》、《問禮》、《五儀解》，卷二《致思》、《三恕》、《好生》。卷三《觀周》、《弟子行》、《賢君》、《辨政》，卷四《六本》、《辯物》、《哀公問政》，卷五《顔回》、《子路初見》、《在厄》、《入官》、《困誓》、《五帝德》，卷六《五帝》、《執轡》、《本命解》、《論禮》，卷七《觀鄉射》、《郊問》、《五刑解》、《刑政》、《禮運》，卷八《冠頌》、《廟制》、《辯樂解》、《問玉》、《屈節解》，卷九《正論解》、《曲禮子貢問》、《曲禮子夏問》、《曲禮公西赤問》，卷十《本姓解》、《終記解》、《七十二弟子解》。其卷帙劃分、篇章次序、注文內容、版式行款等，基本全同吳本。卷二尾題“孔聖家語圖”，更可明見此本出自吳本之實。甚至一些錯誤都沿襲自吳本，如《禮運》篇之篇名，吳本卷前目錄不誤，正文則誤“禮”爲“體”，此本亦因之而誤。此本另有一些墨釘闕文之處，吳本不闕。如卷五第四頁正面“仕疑作□”，吳本闕文作“侍”。卷十第十三頁正面“或以爲棠字之□”，吳本作“誤”。也應該是翻刻時出現的問題。 主持刊刻者此本者胡尚英，康熙《徽州府志》有傳，謂：“字超凡，號瑤宇，歙棠樾人。萬曆己未進士，館選時主者閱其卷，稱爲敬輿後身，取冠庶常。歷官南京祭酒，移宮詹，卒。所著有《南華旁訓》、《擊鉢吟》、《解弦微中》、《玉屑篇》、《超凡集》、《詞林紀》諸集。”[1]按《國榷》載，天啓四年（1624），胡氏由庶吉士補檢討，七年（1627）因得罪魏忠賢被削奪官職，崇禎元年（1628）起爲南京國子祭酒，六年（1633）遷詹事，八年（1635）勒致仕[2]。其在崇禎間，曾從事於南監本《元史》之補板[3]，對刊刻經籍較爲熱心。在卷前序文中，胡氏道出了其刊刻此本的用意： 胡氏序文中謂《家語》爲《論語》之余，戴聖取《家語》入《禮記》云云，大都取自《家語》的兩篇署名孔安國的後序[4]，非其自創。但其對《家語》的價值還是比較認同，又鑒於南監未刻此書，故予以刊刻。具體負責校刻工作的“昆華王先生”即王錫袞，亦作有序文： 王錫袞（？-1647），字龍藻，雲南祿豐人，南明間仕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其生平情况，孫秋克《王錫袞行實錄存》考證甚詳。據其所考，王氏於崇禎五年（1632）升南京國子監司業，七年（1634）以洗馬掌司經局[5]，而崇禎六年事迹無考，此序也不見於別處。梵蒂岡藏本爲研究王氏提供了難得的新資料。
梵蒂岡圖書館收藏的此部《孔聖家語》，爲意大利來華傳教士康和子於1734年返回歐洲時帶歸。康和子爲方濟各會士，約1700年到中國，先在山東傳教，後到北京。1704年，教廷頒布了禁止中國禮儀的决議，引起清王朝的不滿。爲了緩和矛盾，教廷派特使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1685-1741)來華，提出八條變通的辦法，其中包括：准許教徒供奉祖宗牌位，但只許寫先父先母姓名，並要旁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允許中國教徒對亡人行非宗教性質的禮節，等等。方濟各會等修會對此無法接受，因康和子漢語較佳，且對中國情况較爲熟悉，遂於1733年派其回羅馬，勸說教皇禁止此八項許可。1742年，本篤十四世頒布命令，重申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等禁令，並禁止傳教士討論禮儀問題。康和子的目的達到，即返回故鄉後去世。其所携帶的漢籍與相關資料，原存於羅馬阿拉切利圖書館(Biblioteca di Aracoeli)，約在羅馬被合併入法國的1809至1814年間進入梵蒂岡圖書館[6]。該館東亞部負責人余東曾將館藏與康和子相關的文獻編爲目錄，總計九十九條，包括西文手稿、中外文對照詞典、公文抄件、教徒領洗名單等等，品類十分龐雜[7]。其中嚴格意義上的漢籍有五十七部。西學類典籍三十二部，多數是明末清初比較常見的品種。如利瑪竇《天主實義》（清康熙刻本），利安當《正學鏐石》（清康熙三十七年濟南天衢天主堂刻後印本），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紀略》（明崇禎八年晋江景教堂刻本）、《天主降生出像經解》（二部，明崇禎十年晋江景教堂刻清康熙印本）等（以上編號R.G.Oriente.III.247.1-7）。但也有一些稀見者，如嚴謨《帝天考》（清康熙抄本，R.G.Oriente.III.248.10）、白日昇《經典記略問答》（清康熙抄本，Vat.estr.or.21），別館均無收藏。中國傳統古籍的部分，今編號爲R.G.Oriente.III.251-268，總計二十五部。除了《孔聖家語》之外，較值得注意者尚有二部： 一爲明萬曆金陵唐富春刻後印本《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六卷（R.G.Oriente.III.264，缺卷六）。該本一函五册，半頁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單黑魚尾，四周單邊。卷前有羅懋登《引搜神記首》。書名頁題“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金陵唐氏富春堂梓”。卷端題“金陵三山對溪唐富春校梓”。此本著錄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國家圖書館藏本（館藏號15756，鄭振鐸舊藏，《續修四庫全書》據其影印）與此同板，但書名頁字體不同，刷印較佳，似是早印之本。另有大盛堂印本（館藏號18779）漫漶殊甚。此本大約是介於二者之間的一個印本。 二爲明末金陵蘊古堂刻本《文公家禮儀節》八卷（R.G.Oriente.III.262）。該本一函八册，半頁九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黑魚尾，四周單邊。書名頁題“文公家禮，楊升庵先生手輯，金陵蘊古堂梓”。卷端題“宋新安朱熹編，明成都楊慎輯”。卷前有楊慎《文公家禮序》，成化十年（1474）丘浚《文公家禮儀節叙》。楊氏序文末題“正德庚寅”，然正德無庚寅，王重民先生以爲當是嘉靖九年（1530）[8]。此種題爲楊慎所編的版本，四庫館臣謂：“是編前有慎序，詞極鄙陋，核其書，即丘浚之本，改題慎名。其圖尤爲猥瑣，送葬圖中至畫四僧前導，四樂工鼓吹而隨之，真無知坊賈所爲矣。”[9]以其爲僞書。此外耶穌會羅馬檔案館（Jap.sin.I.31）、法國國家圖書館（Chinois 3204-1、3206）等也藏有該本，國內吉林省圖書館有之。總的來看，尚屬較爲少見。 除此之外，康和子帶回的其他中國傳統典籍，可以分爲三類：一是儒家經典及相關著作，包括《鄭孔肩先生家傳纂序周易說約本義》、《纂序書經說約》、《映旭齋六訂詩經全旨纂序說約合參大全集注定本》、《禮記摘注輯要》、《春秋說約》、《性理大全標題纂要》、《四書集注大全》（R.G.Oriente.III.251-260）、《增補小學講義金丹大全》（R.G.Oriente.III.263）。其中多數爲清代坊間所刻兩節版，質量不高，但基本備齊了儒學典籍的主要品種。二是一些訓蒙識字類的典籍，包括《新鐫幼學雜字》、《大方六言雜字》、《千字文草法》（R.G.Oriente.III.265.2-4）、《新鐫古今名賢草帖臨池真迹》（R.G.Oriente.III.265.8-11）、《字彙》（R.G.Oriente.III.268）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還包括三部滿漢合璧著作，即：清京都二酉堂刻本《滿漢合集百家姓》，清京都聚興齋刻本《出像滿漢同文雜字要覽》，清京都永魁齋刻本《滿漢千字文》（R.G.Oriente.III.265.5-7）。三是一些較爲實用的典籍，如《新鐫路程要覽》（R.G.Oriente.III.265.1），兩種雍正十二年（1734）時憲曆（R.G.Oriente.III.265.12-13），雍正八年（1730）夏季《新刻官爵全覽》（R.G.Oriente.III.267），以及清德聚堂刻本《增補萬寶全書》（R.G.Oriente.III.266）。這些典籍均應爲康和子自用，特別是儒家經典部分，康和子應對其進行了細緻閱讀，並在幾種典籍的書衣上作了大量批注，《孔聖家語》亦不例外。其曾以拉丁文寫成《孔子傳》，或即是建立在研究此部《孔聖家語》的基礎上。 此前學界在討論《孔子家語》西傳的歷史時，多從譯介的角度出發，以英國聖公會傳教士赫信真(Arthur Blockey Hutchinson，1841-1919)之英譯本作爲論述起點[10]。但如從漢籍流轉的角度而言，則至少在赫氏譯本出現之前近二百年的清康熙年間，《孔子家語》原書即已傳入歐洲，並産生了一定影響。 目前所知，第一部傳入歐洲的《孔子家語》，可能是由法國來華傳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於1697年從中國返歐時携歸。經法國學者郭恩（Monique Cohen）考證，白晋帶歸的漢籍總共有二十二部、四十五函、三百一十二册，絕大多數今存法國國家圖書館，然《孔子家語》約在1707年與《算法統宗》一起被埃蒙（Jean Aymon, 1661-1734）盜走，《算法統宗》於1752年被菲利普·馮·斯托什（Philipp von Stosch ,1691-1757）歸還，而《孔子家語》則未歸，今不知在何處[11]。梵蒂岡圖書館藏有一部題爲《易鑰》的抄本（館藏號Borg.cin.317.2），一般認爲是白晋所著。其中有一段論述： 此處所引《家語》之文，出自《辯物》篇。梵蒂岡藏另一部同題爲《易鑰》的抄本（館藏號Borg.cin.317.16，內容與前本不同），也提到“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並《家語》宰我問，文定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當然，白晋的這些中文著作，應該是在中國助手的協助下完成的，但其對該書也應多少有所瞭解，故而將其帶往歐洲。 繼白晋携歸之本之後，法國國家圖書館又於1720年，從巴黎外方傳教會得到了一部《家語》。此本今尚存該館（館藏號Chinois 3256），爲明末汲古閣刻吳郡寶翰樓重印本[12]。經目驗，該本十卷，洋裝一冊。半頁九行十七字，白口，無魚尾，左右雙邊。卷端題“孔氏家語卷某，王肅注”。各卷首末頁版心題“汲古閣”（大字）、“毛氏正本”（小字加框），其餘題書名“家語”與卷數、頁數。卷前有王肅《孔氏家語序》，卷末有毛晉與正德二年（1507）何孟春識語。書名頁題“孔子家語，汲古閣校，吳郡寶翰樓”，並鈐“寶翰樓藏書記”印。王肅序首頁鈐“梁弘任印”白文方印。梁弘任（Artus de Lionne，1655-1713)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1689年來華，1702年返回歐洲，此本即其從中國帶歸者。1722年，法國傳教士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41）由中國返回歐洲的時候，也帶歸了一部《孔子家語》。傅氏於1699年到中國，先在福建、江西傳教，1711年被召進清宮，在中國生活了二十餘年。其1701年在南昌時，已購藏漢籍十餘種，其中即有《家語》。其後傅氏的藏書不斷擴充，至於其1720年離開北京時，規模已極爲可觀，這些典籍大部分被其帶走。在廣州等候船隻的時候，又補充了部分品種。梵蒂岡圖書館藏有傅氏藏漢籍的兩種抄本目錄，其中《十四夾板內書單》（Borg.cin.357.5）爲傅氏在北京時期的藏書目錄，《書單》（Borg.cin.357.2）爲其在廣州即將返回法國時的裝箱目錄[13]。後一目錄中即著錄了《孔子家語》，與《闕里纂要》合爲一套。法國外交部檔案館藏《耶穌會傅聖澤神父帶回的中國典籍目錄》亦有之，著錄爲王肅注本，二册[14]。傅氏帶往歐洲的典籍，大部分今存梵蒂岡圖書館，然未見此部《家語》。此批典籍在傅氏去世之後，曾有一部分由羅馬流出至英國，並被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購。該館今藏有各種版本的《家語》共八部，其中兩部爲日本、朝鮮木活字印本，其餘時代最早的王肅注本爲吳郡寶翰樓本，有正德二年跋[15]，推測也應是汲古閣本的後印本，與前述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同板，或即傅氏帶歸者。 以上三部《家語》與梵蒂岡圖書館藏本，都是十八世紀前半期就已傳入歐洲。其餘在此時期傳入者還有一些，如意大利卡薩納特圖書館（Biblioteca Casanatense）藏一本，可能是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計有綱（Antoine Guignes，生卒年不詳）帶回，約1741年入藏[16]。其後隨著專業漢學的興起，《家語》在歐洲的流傳也更加普遍。例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在十九世紀前期，接收了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漢籍，其中有嘉慶四年（1800）老會賢堂刻本《家語》[17]。稍後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也入藏了第一部《家語》，爲嘉慶十一年（1806）會文堂刻本（館藏號Sinica 159）。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於1876年所編《博德利圖書館中國典籍目錄》（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即已著錄該本[18]。1864年，第26世克勞福德勛爵詹姆斯·林塞（James Lindsay,1847-1913）從收藏家阿爾斯坦（Pierre Léopold van Alstein ,1792-1862）處整體購入了一批漢籍，其中也有一部寶翰樓印本《家語》，今存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19]。法國漢學家頗節（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也曾收藏過一部嘉慶十年（1805）刻本《孔子家語原注》[20]。頗節去世之後，其藏書被拍賣，有一部分可能轉入法國國家圖書館，該館今存嘉慶十年老會賢堂刻本《家語》一部（館藏號Chinois 3259），或許就是頗節舊藏。這些傳本都是在赫信真譯本之前，就已經傳入歐洲。且歐洲學者在此之前，也已經開展了一些對《家語》的研究。早在1687年，由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編輯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其中已提到了《家語》，謂其權威性次於五經，與《小學》、《孝經》等並列[21]。前引頗節藏書目錄，也提到了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和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引用過《家語》。錢德明著有《孔子傳》，其中有一段關於孔子與魯定公談論祭祀之禮的內容，可能就出於《家語》[22]。英國學者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於1867年出版的《中國文獻紀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也在子部儒家類之首著錄了《家語》，並叙述之曰： 可見，在赫氏譯本出現之前，不僅已經有多部《家語》在歐洲流傳，且一部分歐洲漢學家也已開始關注並利用此書。當然，赫氏譯本的出現，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歐洲學者對《家語》的認識。例如，1889年出版的《亞洲文會圖書館藏中文典籍目錄》（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著錄了該館收藏的兩部《家語》，即提到了“數年前在《教務雜志》上，有嘗試翻譯此書者”[24]。 《孔子家語》傳入歐洲並受到關注的歷程，雖然並不很長，但却與歐洲漢學的發展息息相關。約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隨著“中國熱”與世俗漢學在歐洲的興起，歐洲學者已不再滿足於只通過四書五經來瞭解儒學，而傳教士爲了塑造所需要的孔子形象，也努力搜集更多的資料。除了《家語》外，如《孔叢子》、《闕里志》、《聖門禮樂志》等與孔子相關的文獻，也都在這一時期進入了歐洲學者的視野。如法國來華傳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在致法國蘭斯主教勒泰利埃（Charles-Maurice Le Tellier, 1642-1704）的信件中，詳盡地描寫了孔子的生平，其中就引用了不少《孔叢子》的內容[25]。《家語》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傳入歐洲。 歐洲學者收藏《家語》，起初主要是用於個人研究，故所藏多爲通行易得之本。康和子將較爲稀見的《孔聖家語》帶往歐洲，乃是事出偶然，並不意味著其具有選擇善本的意識。而歐洲藏《家語》也乏善本，除梵蒂岡藏《孔聖家語》之外，目前所知，只有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一個藏本較值得重視。該本館藏號Backhouse 154，爲漢學家巴克豪（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73-1944）舊藏。半頁九行十六字，左右雙邊，有抄補與朱筆批注。卷末有“終歲甲寅端陽□□□用書黃周□□□□”刊記（原書殘損）。另有朱筆題記二條：一爲“乾隆己酉秋八月廿三日讀一過”，鈐“偶此軒印”，不知爲何人；另一條爲“光緒十二年秋七月，據日本信易太宰純增注本略校一過。武進屠寄識於武昌教院”。該館著錄此本爲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吳郡黃魯曾刻本，但經與國家圖書館（館藏號08894）與臺灣“國家圖書館”（館藏號05310、05311）比對，字體和斷板都不同，似是明末翻刻。這些少量的善本之外，多數流散在歐洲的通行本《家語》，其價值並不在於本身，而在於其被歐洲學者收藏、閱讀、利用的歷程，以及其對漢學發展産生的影響。漢學史和書籍史的角度，將給歐洲藏漢籍研究帶來更廣闊的空間。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語錄類文獻整理與儒家話語體系建構及傳承的研究”（項目編號：20&ZD265）的階段性成果。 [1]（清）趙吉士《徽州府志》卷十三，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1747頁。 [2]（明）談遷《國榷》卷八六、八八、八九、九二、九四，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289、5374、5464、5622、5690頁。 [3]王紹曾《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頁。 [4]高尚舉等《孔子家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版，第661-664頁。 [5]孫秋克等《明代雲南文學家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15-416頁。 [6]李慧《意大利來華傳教士康和子的〈拉意漢詞典〉（1732）》，《辭書研究》2018年第5期，第52頁。 [7]Clara YU Dong, Gli scritti di Carlo da Castorano n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arlo da Castorano, un sinologo francescano tra Roma e Pechino,Milano:Luni Editrice,2017,pp.266-302. [8]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頁。 [9]（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07頁。 [10]參見崔華杰《晚清英國傳教士赫真信與〈孔子家語〉譯介》，《齊魯學刊》2013年第2期，第60-65頁。 [11] Monique Cohen, “A Point of History : The Chinese Books Presented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in Paris by Joachim Bouvet S.J., in 1697,” Chinese Culture : A Quarterly Review 31.4(1990),pp.39-48. [12]參見王域鋮、陳恒新《法國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古恒部分）》，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版，第103頁。張西平主編《歐洲藏漢籍目錄叢編》第2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36頁。 [13]Nicolas Standaert, “Jean-François Foucquet’s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Book Collections in European Libraries,”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63.2(2015),pp.361-424. [14]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譯《法國外交部檔案館藏中法關係史檔案彙編·巴黎分館卷一》，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89頁。 [15]參見廖可斌等《英國國家圖書館藏中文古籍目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版，第356-357頁。張西平主編《歐洲藏漢籍目錄叢編》第1册，第239頁。 [16]Eugenio Menegon,“The Biblioteca Casanatense (Rome) and its China Materials,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22 (2000),pp.31-55. [17]Andrew C. West,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London :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p.72. [18]張西平主編《歐洲藏漢籍目錄叢編》第1册，第586頁。 [19]李國英等《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約翰·賴蘭茲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第610頁。 [20]Louis-Xavier de Ricard,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mposant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 G. Pauthier, Paris:E. Leroux, 1873,p.11. [21] [比利時]柏應理等著，汪聶才等譯《中國哲學家孔子》第一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21年版，第25頁。 [22]龍雲《錢德明：18世紀中法之間的文化使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12頁。 [23]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Shanghai :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p.66.其對《家語》的描述，有一部分應取自《四庫全書總目》，如所謂“其中包含著大量傳統材料”云云，或即是來源於《總目》“特其流傳已久，且遺聞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之文，參見《總目》卷九一，第769頁。 [24]張西平主編《歐洲藏漢籍目錄叢編》第2册，第933頁。 [25] [法]李明《中國近事報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191頁。信中摘錄了十四條被李明認爲是出於孔子的“箴言”，其中第五條來自《孔叢子·居衛》，第十一條來自《抗志》。
【作者简介】 谢辉，1983年生，内蒙古海拉尔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相关链接： 謝輝丨金元時期北方學者的易學著作與易學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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