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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是崔敬伯于(一九三零年六月十四日)以“钦壁”笔名发表于天津《大公报》。上的文章，其中蓝色字体为崔敬伯先生本人文字，黑色部分为崔敬伯先生翻译原著，请大家注意。——编者崔君望注。
无论那一位，如果瞥见了这个论题而且打算看一看，则我以怯弱的心情希望他能够一直看到底。 都说我们中华是古国，但是古到什么程度，毕竟不甚了然，因为一个人是看不见自己的面孔的，找一个很亮的镜子，将自己的面孔映在镜子里，客观详细地看一看吧。现在因为环境的需要，要我们先从财政这方面去着眼。
采一个最极端的客观观察法，听一听一个外国人述说一件外国很古很古的事情，结果呢，不等着将他读完了，几乎使我掉眼泪。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财政学教授勒茨氏(H.L.Lutz)在他所著的《财政学》第一章《古代的财政》标题之下，曾写下下列的句子，现在一句一句地丝毫不敢增减地把他译出来。 “所谓财政学这种学问，在古代是没有的。古时的政府自然也需要财源，去作各种的事业与活动，但是古代文明自有其特质，是不会注意到现代财政学所恃以为基础的原理原则。” “第一层，古时之人有一种很夸大的见解，认定国家之重要与全能，因而对于人民的权力、幸福和经济的重要,都认为卑不足数。因为国家可以宰制一切,于是他可以任意地从人民抽取捐税而没有限制，甚至可以立刻没收其财产而不许其发问。因为国家是太重要了，所以更无余地。问一问，对于人民是否公平，租税负担的分配是否适当，更顾不到公家收入的正当用途，是否促进了大众的幸福。” “还有一个原因，足以影响一切经济的发展因而影响一国之财政者，便是古人对于工商业的活动所持的态度。作工和买卖被认为是贱业，应该俯伏在自由的富有的阶级以下。这些工商业的活动，在今日认为是国家的实力与繁盛之主要的本源，而在古昔，则被贵族所降黜。至于奴隶及脱藉者等，只有战争才是唯一的崇尚的职业。因此见解，农商各业遂大受桎梏，而依附于农商的一国经济之命脉，不免日趋于贫枯，到时且归于毁灭。最古的含有财政性质的论著，至今尚存的一册，为色诺芬所著对于雅典收入之简短的讨论集，其中载有一段建议:打算供给都市以资金，可用奴隶输入的方法使开银矿，开矿所得再用以购奴,有余则归诸都市的金库。” “既尊重战斗而贱抑劳工，则古代国家主要收入来源，自然仰给于从战败种族所得的掳获和从征服人民所课的贡献。此等收入外，加之以人民的军事义务和奴隶的无偿工作，用以建造堡垒和其他的工程。至于教会机关，自有其庄园牧畜以自得收入，而益之以信徒的捐款。此时国家支出之主要用途，为主权者之使用费、伟丽工程的建筑费，兴造武观、绘绣雕镂，侈意铺张其军事战胜的结果。” “在希腊和罗马有很多的穷人，最初的无产阶级，大抵恃此公家掳获以为活。当时因为服兵役是人民第一个义务，而且自带器仗以赴沙场，所以国家因战事所生之负担初非甚重，以后因为都市生活的性质衰退的结果，军士渐渐可以分取战胜的捕获,同时当兵要饷亦渐演为事实,于是国家之主要财源大减，而战费反增。” “这是很明显的，古代国家既是发展出这样的经济秩序，当然不能继续自给。等到一个侵略好战的国家，把左近四周所有知名的部落和微弱的国度都吞噬了以后，则其国家所赖以支持的资源必渐归于缺乏。倘再有其他的更饥饿更凶猛的敌手出现，则此国家除了国力的衰退和最后的惨败，更无他道。由是观之,古代的历史,只是几个小邦互相捕噬,一个跟着一个,穿过了刹那的剧场,一个随着一个，屈服于敌人的袭击，如是而连续不已。” “雅典国家，尚有数种公共收入的来源，其中有自国有田产所得的租金、国有采矿的收入、通行税与市场税、罚款与诉讼收入。又有一种规律的制度，凡是属地和附庸，都要量其所有按时纳贡。此制似曾施行，但其详细尚不可考。最后的方法，对于财产之直接税，曾经准行，但只限于战时，雅典人民，认纳税为不名誉，只能在绝对必要的时候和景况中，才能忍受。” “罗马和希腊不同，颇置重于租税。但此两国，对于经济活动之社会的重要性，则鲁卫之政，所见略等。长于组织的奇才，引导他们计划出很精密的租税管理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其计划与运用的目的，与其说是对于租税之负担，期得其分配之公平，无宁说是对于收人之有效的聚敛。收税之吏，百端勒索，驱其良民，多数为奴，因百姓之困穷，遂致促罗马之文明，使卒归于凋绝。罗马的统治者，不知道租税的健全原则,所以破坏了财政上最关根本的原则以后,将发生如何的影响并何以保障其人民，自然也是没有什么打算的。” 以上系将勒茨教授的《财政学》从第五页第二十八行以至第八页第十七行，一句不敢增减地照译出来,该书一九二五年初版,一九二九年再版,由纽约D.Appleton书店印行，可以覆按。初看时，好像是数千载前、数万里外，“夫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胡为乎而写在《财政观之中华古国》的论题之下? 然而至少我个人，读到勒茨教授的描写，几乎一句一刺，最后读到“因百姓之困穷遂致促罗马之文明，使卒归于凋绝”一语，不知道为什么，心中一动，眼泪几乎迸出来。“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或者也许是因为快到伤心处的缘故。 打算研究中华是怎样的古，仅从财政一方面去看，而且仅仅观察了一个外国人所描写的很远的、很古的希腊与罗马人民生活之一段历史，已经令我不忍再往下观察了。就此止住吧，同情的读者，当有以鉴其患。 民国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写于伦敦 以下文字是崔敬伯先生的亲家俞濯之先生的回忆：他（崔敬伯）的一生做了不少次官,但仍是一身清白。到英国留学时,他不是以普通学生身份,而是以官员身份去深造的。有许多这样的人,到外国在吃、住、行等生活方面,仍然很摆谱。可是敬伯兄他在伦敦住的是一位七十来岁老太太家,房子和家什都已陈旧不堪,再加上老房东体衰,家中卫生条件也不太好,他泰然处之。
我在他那小屋住了几天,颇多感触。我初到伦敦,他尽量挤出时间陪我观光,每次都是请老房东做两份面包夹果酱三明治,这就是我们参观完了的午餐,就地各吃一份,然后就地喝杯免费的矿泉水,其乐无穷。从而我又进一步了解他平时的午餐也是吃三明治、喝凉水,在英几年都是如此。我估计他在英国几年有可能不曾买过新衣服,这样的官员有多少!又油然忆起他的诗文,把有关几句抄录如下:“自幼习节俭,以纾寒门忧。粗衣御寒暑,粝食度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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