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人文｜王鲁彦与普陀山

王鲁彦原名王衡，笔名鲁彦，浙江镇海人，现代著名作家，曾被鲁迅亲切地称为“吾家彦弟”“乡土作家”“一代乡土文学作家的代表”，茅盾写过《王鲁彦论》。

他是鲁迅抬棺人之一，他自己于1944年病逝于桂林时，周恩来指示有关人士要“善抚遗孤”。

他的《听潮的故事》自1934年9月1日在《中学生》第47号“潮”栏作为“随笔”刊登问世后至今，除了被选编入各种文选或辞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还陆陆续续被选编为大中小学语文课文。

那么，作为作者王鲁彦在普陀山听潮前后到底经历了什么？遇到“故事”后体验了什么？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深入发掘当年史料与作家论述可以复原“听潮”原事，发掘“故事”寓意，再现现代文学名家在千年名山普陀山的不凡旅居亲历与生命体验。

“听潮”之前世事艰

王尔龄在1982年10月专访过鲁彦夫人覃英：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听潮的故事》有没有小说化的地方?”覃英不假思索明确回答：“没有虚构。1929年，鲁彦失业了。我们回到他的故乡镇海，便有普陀山之游。在普陀山，我们确实碰到了散文里所写的事情。其中所叙，包括我怕听潮音，对和尚趋炎附势表示不满，都是真的。”

覃英回忆：“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向往革命,多次计划南下。1927年5月底，应聘到武汉，编辑《民国日报》副刊。1928年，他到南京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科搞世界语翻译。对于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他十分不满。当济南发生'蔡公时惨案’时，鲁彦如实地向世界报道了这件事，触怒了国民党政府，被撤了职。后来，当局要他搞书报检查，他不干，于1929年夏从南京跑到上海。在上海，先是失业，后是教书，并由此时开始了专业文艺创作。当时，我在上海艺专学习音乐。那年去普陀山就是他到上海以后,利用暑假和我同去的。”

他的确如散文所写，是失业后于暑假与妻子从老家出发游览普陀山的。

 “听潮”之时文士聚

许多文献都指向同一个问题：鲁彦听潮，名士小聚。

例如，楼适夷在《回忆郁达夫》记载：“1929年夏天，我同任钧（那时叫卢森堡）两人跑到宁波普陀岛，住在一个小小的由和尚住持的叫天福庵的庙里，一下子来了好些作家。有王鲁彦夫妇等，后来郁达夫与王映霞也一先一后地到来了。”

那么，那一次普陀山听潮之旅，与鲁彦夫妇同行的到底还有什么人呢？他们的行程如何呢？

我们根据天行（史济行）《梵岛一周记》，结合王鲁彦《紫竹林中小札》可以复原当年鲁彦听潮情景。

1929年7月中旬，与王鲁彦听潮基本同时在普陀山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如下：郁达夫、王映霞（原名金宝琴）、史济行、楼适夷、任钧（人称卢森堡）、王济远、潘玉良、章铁民。

那一年暑假，王鲁彦失业后携妻子覃英从南京回到镇海，正打算去普陀山。同时，郁达夫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船到宁波，不料钱和手表被偷，他当了长衫，只穿短袖，于7月23日找到史济行，被安排住在江北岸青年会宿舍一间临江的房间里，还出去给王映霞打了电报让她送钱来；24日，王映霞到宁波，二人住新新旅馆，路遇在宁波养病的楼适夷，由于约定同去普陀山，楼适夷从东亚旅社迁居到新新旅馆。25日，天晴，他们四人于早上七时上了轮船，在船上遇到王鲁彦夫妇。

一路上，王鲁彦用世界语唱歌，郁达夫讲笑话。

船经过镇海、穿山、沈家门，于下午三时到达普陀山。在莲花洋，他们看到无数水母，“宛如莲花朵朵”，郁达夫还说：“好一片莲花洋啊！”

由于普陀山没有码头，他们雇小船从短姑道头上岸。

乘轿穿过寺刹林立僧众往来的路途后，抵达“地临海滨”的天福庵，住持名叫福明。“人是很和善，招待我们也周到。”

天福庵，靠近百步沙和普济寺，离紫竹林也不太远。

25日晚上，他们遇到“上海名画家”王济远，他带着“艺苑西画研究所”七八个学员在写生，也住天福庵。

晚上九时，史济行才入睡，“在床中听窗外海涛发吼。”

26日，史济行陪王鲁彦上街，路经文昌阁、报本堂、太子塔；下午，郁达夫、王鲁彦与史济行同游紫竹林、观音跳、白莲台、潮音洞。“潮音洞在海岸边，立在其上，觉冷气森然，波涛冲入，发声入巨雷。”

27日早晨，郁达夫与王映霞乘轿上佛顶山；王鲁彦与史济行同游长生庵、鹤鸣庵、金粟庵；王鲁彦在路边拆字摊还拆到了一个“靠”字；午后，郁达夫下海游泳；晚间他们在沙滩看月。

28日，早晨六时，王鲁彦与史济行上街，买《普陀山志》，回住处时进入普济寺观赏；下午，风浪很大，郁达夫想去洛迦山的计划被迫取消，大家在庵里谈天到掌灯时分。

29日上午，史济行与郁达夫游览南天门、千步沙、磐陀石、大佛头等处；下午，潘玉良带着丈夫和孩子从上海赶来。由于郁达夫认识她，她也便常和他们说话，“她很会说话，而且态度也很率真。”

30日，郁达夫夫妇回上海，史济行回宁波，王鲁彦、楼适夷买水果相送。他们进入“新江天”后发现王济远也回上海。中午，船抵宁波，史济行请他们吃中饭。下午四时，船又继续开行，史济行这才回家。

据8月6日鲁彦的《紫竹林中小札》，他们走后，由于覃英“不大当得住风”“建南（楼适夷）病得不能走路，卢森堡（任钧）有点懒”，大家不大游览，楼适夷等人还住在天福庵，而紫竹林“偌大的楼房只住着我们两人。”

他们每天吃香菌，连掀开马桶盖时也能闻到香菌的味道，因此，鲁彦要宁波朋友（由于“小札”收信人不详，推测为史济行）送点钱来，带点鸡蛋和牛肉来。

楼适夷后来也离开了，约8月11日左右。

8月17日，宁波方面送的鸡蛋和牛肉吃过了，“由口而入，由肠而出”，“铁民森堡今日咸相返沪”。

这里说的“铁民”是章铁民，覃英在解放后接受访问时说，《听潮的故事》里所说的军装是借的：“他自己当然没有军装、符号、徽章了，那是章铁民寄放的。”

这几封书信可以佐证他们在《听潮的故事》里，数着日子过的场景。

楼适夷在《落叶集》题记里回忆说：

后来天气凉了，大家都打算回上海，他却走不了啦。原来和尚那里的房饭钱，是以随缘乐助的形式，临走时拿一本化缘簿来讨账的，他夫妇两人,都像小孩子一样吃零食乱花钱，要走就没有钱了，朋友们谁都只够自顾，没力量帮忙。结果只好让新婚的太太留下，自己单独回上海去弄钱来，才带太太脱身。我们笑话他，差一点把太太抵押给和尚了。

郁达夫游玩普陀山后写了一首名诗《游普陀作》：

山谷幽深杖策寻，

归来日色已西沉。

雪涛怒击玲珑石，

洗尽人间丝竹音。

据覃英回忆，1930年他们同去厦门的鼓浪屿时还曾谈及在普陀山听到的潮音。

陈澄波油画《普陀山浴场》

“故事”之中蕴佛理

史济行后来成了鲁迅痛斥为“无耻之尤”的骗稿编辑，被郁达夫指认存在偷稿和骗钱的劣迹，当时就有“文氓”恶名，但是他导游听潮之行，还是尽了地主之谊，还为后世撰写或编辑了珍贵文献。

《听潮的故事》问世八十多年来，遭遇过消解和曲解。

所谓“消解”就是指有的语文课本只选取了“听潮”部分，把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备的全文消解为“听潮”美文，认为从海睡、海醒到海怒，是一幅无比美妙的“海潮奏鸣曲”和“海景变幻图”，而其中的拟物、拟人、比喻和通感等修辞手法也成为考试热点、教学重点和难点。

“听潮”部分固然是世界上描绘海潮的最美的文字之一，删除“故事”却忽略了全文的思想性。

所谓曲解，就是认为“故事”让人看到连清心寡欲、远绝尘凡的佛门子弟也拜倒在金钱、权势的脚下，那么在当时的中国，哪里还有净土乐地呢？其实那是作者“诅咒一切，攻击一切，不愿接近一切坏的恶的生活”的意志的表达。

我们应该还文本以正解——《听潮的故事》描绘了普陀山海潮之美，其中还有人性之丑与之真和“我”的思想之“悟”，既讽刺了谄媚阿谀的异化人性，也肯定了无爱无憎的佛性境界。

正解的文本证据有“文眼”。

听潮时，鲁彦针对妻子的“高兴”“欣喜”“战栗”“恐怖”的单纯反应做过开导：

“向来是这样的，你看!”退潮的时候，我指着海边对她说。“一来一去，是故事!来的时候凶猛，去的时候多么平静呵!一样的美! ”

后来，他针对妻子对于和尚的态度也进行了劝解，还提倡“无爱无憎”的人生态度：

“这只是平常的故事，一来一去，完全和潮一样的！”我说，“无爱无憎，才能见到真正的美，所以释迦成了佛呢！”

正解的理论证据有“文论”。

鲁彦固然表达过“诅咒”和“攻击”一切假恶丑的态度，但是在《我怎样创作》中他洞察到了人性的复杂：“但因为历年的生活的经历，现在终于到了像是老年人所取的态度了……因此在创作中也常常表现了这一面或那一面，或兼有了两面……而我的脾气也几乎差不多:我有时很讲理性，有时一点也不讲；有时极其谦虚，有时极其骄傲；有时非常热烈，而有时又非常的冷酷。这种矛盾，说不定不是我一个人所独有，而是很多人所同有的吧！”

通透和洒脱正好与佛教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融洽！鲁彦在“诅咒”“攻击”之余，还有幽默，宽容和旷达——佛教本有“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的奥义，王鲁彦岂能不懂，读者岂能不解！

1929年于右任题字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舟山日报《海潮人文》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