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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墩人家》35 费君毅医生说起费家先祖当太医的历史，如数家珍，这是费家的历史，也是费家的荣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中医药的发展历史。 费君毅在跟天浩聊天中，不时有病人来看病，费君毅有时表示歉意，天浩感觉正中下怀，他既可面对面采访费君毅，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在同一时间，作为采访对象和作为医生的角色的不同的态度。 后来，费圣棋也决定辞官回家，开始为百姓治病。最初只为病人诊脉、开药方，渐渐地他感到应该有一个药室，既能开处方，又能拿药，既可方便病人，也能使自己的配药技术得到应用。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费圣棋的药室终于在费济堂开张了。自费济堂创办药室以来，一直尊奉“古以养身，可以济人者，唯医为最”的祖训，由此使“费济堂”久负盛名，载誉达三百多年之久。 费圣棋于隆庆年间病逝，享年96岁。据传隆庆皇帝特赐金匾一块，予以旌表。” 费圣棋的后人费铠之，在当时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医生，尤其擅长儿科和外科。后来费铠之因为比较出名，就被皇宫给看上了，选到了太医院里去做医生。费铠之不负众望，在太医院里干得特别好，最后竟然当上了太医院的院使，就是太医院的院长。 明朝的太医院有个规矩，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再有能耐，你也当不了太医，因为古代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医生的出身不是中医世家，那他的医术很可能不靠谱，最好不要服用他的药。当然，现在看来这是个不良主意，但是当年的那皇上大臣们对此很认可，觉得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这样不妥当，如很多自学出来的医生也成了好医生，这样的规定到隆庆年间的后期被废除了。规定太医院里的医生，如果是从社会上选拔，也要家里上几代都是医生的，才算是有资格。 再后来费铠之的后人费立斋，也因为他的老子是太医院院长，那当然是苗红根正了，他入选太医院也就名正言顺了。 但是，费立斋被选进太医院，那是绝对有实力的，因为在以后的考试中，费立斋屡次展现了他的才华。 费立斋在不满24岁时就当上了太医院的医士，这在外人看来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可是，别以为太医院就这么好混，原来，这太医院设立了好多考试制度，让医士们三天两头地考试，想混日子，还真没那么容易。 今天的人们一般把在太医院里工作的医生叫作御医，实际上这里面等级多着呢，官最大的叫院使，就是院长，一般一人；下面的副院长叫院判，一般两人；再下面的叫御医，在永乐年间设四人，后来增至十八人；再往下叫吏目，设一人，后来也增至十人；再往下设医官、医生、医士若干。可见，当时的医士是太医院里级别最低的医生了，也就相当于现在医院里的实习生。 太医院的考试基本上是每个季度一次，然后是三年一大考，其中成绩优异的，就往上提拔。 明万历四年，也就是费立斋当上医士两年后，大考开始了。大家完全可以想见当时的考试情景，考试由一个堂上官和两个医官主持，考题就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中出，对医生们进行笔试。 在宽阔的大殿里，那些应试的医生们正襟危坐，展开卷纸，开始提笔疾书，考官们不停地来回巡视。这次考试，费立斋考出了一个极好的成绩，结果，第二年他就被提拔为吏目。吏目是仅次于御医的级别，此时，费立斋距离御医这个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 费立斋能有这样的成就，当然与他的父亲费铠之的培养分不开。别看这两父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太长，但是费铠之的确影响了费立斋一生。 费立斋在后来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外科发挥”，书中就记载了几个用他的父亲所教的方法治好病的医案。 其中一个医案是这样的：宫里的骊贵人患了疽，而且还发渴，一天之内喝很多水，于是费立斋就献上了八味丸这个方子，就是桂附地黄丸，古代的金贵肾气丸。旁边的那些太医们一看，哈哈大笑。说：“费老弟，这个方子如果能够止渴，那我们从此以后就不再干医生这行了。” 对骊贵人的病，那帮医生用什么治疗呢？他们用木瓜、乌梅、人参、茯苓等生津的药物，结果很糟糕，骊贵人越喝这些药越渴，一点效果都没有，没办法，只好服用费立斋开的八味丸。结果，只服用了三天，渴就止住了。骊贵人从此特别信任费立斋，按照这个方子又服用了很久，结果病再也没有犯过，身体还越来越好，饮食也增加了，而且越来越年轻漂亮。 费立斋还用金匮肾气丸治疗糖尿病。费立斋在记录这个医案时说：“我小的时候。听我父亲说有个士大夫患了消渴病，请来的医生都用生津止渴的药物给他治病，他服了几年都没有效果，倒是有位名医用了张仲景的八味丸，不到半年他的病就治好了。” “由此可见，费立斋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他父亲的身边耳濡目染学到了许多医道知识，连父亲随便说的话他都给记住了，证明费立斋的确是一个学医的好苗子。” 就在费君毅滔滔不绝地讲述费家祖上在宫廷当太医的辉煌经历时，天浩想到了中国古人说过的一句话：“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在这句流传久远，让历代的中国中医们闻之精神振奋的名言中，把“医”与“相”并提，足以说明医者的责任重大。这句话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注释。谁都想治国平天下，但古往今来，能挤身高层，爬到能说话算数之地位的又有几个。于是，这句话也就成为了中国中医界最为炫耀的座右铭。 在中国古代，宰相的位置之重要，人们都很清楚，如果一个人，胸有大志，要普济万民，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争取去做宰相。但是一个国家宰相的位置只有一个，能做到宰相位置的可能性，非常渺茫，那么怎么办，退而求其次，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 如果真的能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这样看，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于是，从宋朝开始，不能为相的众多胸怀大志的儒者，就把从医作为人生的选择了。 与“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句话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为良相，亦当为良医”，同样说明了良医的责任之重。 虽然有关这句话出处的说法不一样，但是其中的寓意大体相同。都是源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有幸成为良相，那就好好“先天下之忧而忧”为百姓谋福利；如果没办法当丞相的，那就好好干个医生，悬壶济世。这两个职业都是拯救天下苍生所系，所以便有了这个说法。 事实上，良医与良相的提法古已有之。古书上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春秋时秦国医生医和受邀前去为晋平公诊病。一番望闻问切之后医和对晋国大夫说：“平公的病，是惑于女色所致，如此下去，晋国必亡。” 赵文子问：“医生也管国家的事情吗？”医和答道：“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固医官也。”上医就是高明的医生，高明的医生首先能治理国家，然后才是诊疗人的疾病，这才是医生的本色呀。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了医国与医人从根本上是同理同宗的。 这个故事说明，至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深明医国与医人的关系。当时人们已经习惯将相与医相提并论，正所谓“医良则相，庸则匠”。良相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良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一种说法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弥留之际告诫子孙的话。据说，诸葛亮的后裔们一直把这句遗训作为他们处世为人的座右铭。或进而为官，报效社稷，光宗耀祖；或退则为医，救死扶伤，造福桑梓。 另一种说法是：宋朝人吴曾在他的“能改斋漫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宋代名儒范仲淹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大丈夫还能做什么呢？”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点太卑微了？”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当官才能光宗耀祖，其它的职业都是下九流。 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其他了。” 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实现了他“为良相”的夙愿，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能普济万民。在当时，医生人数很少且水平不高，因此医疗事故很多，范仲淹针对这种情况，在给朝廷的奏议中提出，由国家在首都举办高级医学讲习研究班。 这种研究班设置医学基本理论、医疗、针灸、药学等科目的必修课程，并且规定学习年限与选试办法。这对于提高习医者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能，以及选用高水平的医生，都很有裨益。 但令人惋惜的是，范仲淹对国事提出的十条革新建议，全都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与攻击。不久，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被罢免，国家高级医学讲习研究班也随之夭折。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医学事业发展的重大损失。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句话是张仲景说的。他在“伤寒论”中说“进则救世，退则救民”。这大概就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最初版本。不过仔细想想多少有一点点牵强附会。也许张仲景当过太守的原因。 张仲景当时官至长沙太守，在任期间，一面广施良政，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一面潜心钻研医学，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张仲景的一生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永远受到后人景仰，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千年来，恪守儒家道德标准的知识分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道路上，无不体现出与张仲景同样的情怀。 良相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良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不同的方式，同样的目标，同样的伟大。所以古人总是将相与医相提并论，“医良则相，庸则匠”。尤其对于知识分子，仕途坎坷，成功者寥寥，于是为医就成为儒士们实现理想的另一个选择，“夫舍良医则未之有也”。儒家学者的从医，就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儒医。他们通晓百家，道德高尚，心怀天下，同时又悬壶问世，钻研医理，著书立说，集良医与良相于一身。 不过。张仲景的说法当然也切合儒家“以济世利天下”的人生最高理想的。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总是期望能辅佐明君以治天下利泽万民的，在这个憧憬中，“相”是最高等级，是知识阶层的顶层梦想。但是这样一条道路，并非人人可期，即便是普通官员，在没有大兴科举制的时代，普通人远远没有这份幸运的。 当医生，也是为百姓健康服务。老百姓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能努力的建设和发展自己的祖国。这里有很强的辨证和因果关系。在古代，有很多人既为良相，又为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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