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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革命时期, 地下对地下的敌对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不少中共地下工作者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钻进国民党的心脏, 打进国民党的机要部门, 千方百计收集情报, 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此, 人们知道不少, 感受颇深。然而, 人们对当时国民党如何派遣特务、叛徒打进中共地下组织, 破坏革命活动, 杀害共产党人的情况, 就知之不多。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史办在调查中发现, 1934年间, 国民党中统派遣特务、叛徒炮制了三茬假区委。笔者始终参与这项调查工作, 深感披露真相、汲取教训的必要。 一查吓一跳 这个假区委是怎样发现的?要从1985年中共杨浦区委 (解放前称沪东区委) 党史办成立时讲起。 党史办的任务主要是征集党史, 可是当时我区党史资料一无所有。于是, 我们党史办的同志经常在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摘抄有关沪东区资料, 还到全国及上海访问在我区战斗过的老同志。1986年的一天, 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到了两份档案:一份是1934年“中共东区委”的详细名单;一份是《江苏省委对各区的管理和干部的履历》。“东区委”的名单在江苏省委档案里都有, 我感到收获很大。 当年, 我访问一位老工人, 他无意中说:“范阿巧还活着, 她的地址我知道。”我一听, 这个范阿巧不就是1934年“中共东区委”的妇女部长兼内部交通员吗?我立即向他要范阿巧的地址。谁知这位老工人突然说:“她的地址我想不起来了, 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我经常三五天就去问他:“想起来了吗?”这样先后磨了一个月, 有一天他问我:“你找她为了什么?”我说:“为了写历史。”他又问:“你代表政府吗?”我说:“我是党史办借来写党史的老师。”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范的地址。 当年, 为了抢救沪东区委的这段宝贵党史资料, 我与同事邵荷月同志从上海到武汉, 到南京, 再辗转到南京附近终于访问到范阿巧。 一接触, 我发现范阿巧是一个非常能说会道的80多岁的老太太, 苏北话、上海话、普通话都说得非常地道。她滔滔不绝地谈了她出身于江都邵伯贫苦家庭, 从小当了童养媳, 以后迫于生计离家到上海老怡和、恒丰纱厂做工, 18岁就参加革命活动, 还参加过五卅运动。我问她什么时候入党, 她说想不起来了。我又问她如何开展革命工作的, 她说:“我家住在杨州路, 区委同志经常来我家开会, 我也经常出去通知他们开会。”她儿子补充说:“我们杨州路的家是区委的秘密联络点。” 我们又问:“你还记得袁自清、陈鹏九、刘瞻瑜、陈金生等 (都是'东区委成员’) 怎么开展工作的?”范阿巧说:“老袁是南通人, 个子高高的, 四方脸, 他到我这里来, 我总用南通话与他开玩笑。刘瞻瑜经常来我家, 陈鹏九与我一起工作过, 他是崇明人。陈金生我不认识。” 我们又问:“你什么时候离开上海的?”她说:“八一三事变时我家房子被日本人烧光, 我们只好回故乡。在家乡我又参加抗日斗争, 为此在扬州还坐过牢。谁知到了1957年我被戴上反革命特务的帽子, 被管制好多年。……你们要为我平反呀!” 我们带了一厚叠访问笔录回来, 也带了一连串疑问回来。为什么她与档案上的区委成员那么熟悉?为什么她会忘记自己的入党年月?为什么她参加革命工作还要被管制?我们决定尽快与江苏省江都县法院联系, 了解其真实情况。回沪后我们立即发了一份公函给江都县法院。 没几天, 江都县法院派了一位同志带了厚厚的几袋档案来。我们一看都吓一跳, 原来范阿巧根本没有参加过共产党, 1934年她经特务分子刘瞻瑜介绍, 参加了“铲共同志会” (特务组织) , 专门收集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为此1957年她被江都县法院判决管制3年。她的同伙刘瞻瑜、王克钧、陈鹏九……等都是中统特务, 他们组织的区委是假的。事后了解, 那个吞吞吐吐讲起范阿巧地址的老工人就是他们发展的假党员。 再查现真相 杨浦区委党史办领导对江都县法院带来的材料非常重视, 就让我与张寿珍两人进行调查。经过一个阶段的工作, 我们比较有把握证明1934年的“东区委”是假的, 于是向市区领导作了汇报。上海市委非常重视, 决定组织以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沈忆琴与原普陀区委书记王知津为正副组长、席与齐、张寿珍 (以上二人属杨浦区党史办) 、华校生 (普陀区党史办负责人) 为组员的专案组, 展开第二次更全面、更深入的调查。 在这次调查中, 我们到公安部、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公安厅、苏北各公安分局、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各区县公安分局等有关部门详细调查, 加上区里调查的, 我们先后去了19个单位, 查阅了有关档案和案犯案卷达100多卷, 计700多万字, 摘录资料共842页41万字。二次走访范阿巧, 多次走访1934年11月—1935年9月中共沪东区委负责人王天波 (陈世福) 。我个人还到四川重庆查阅并摘抄了余季骅 (化名王文华, 1935年4月—9月系中共沪东区委成员, 已病故) 的全部档案。 通过调查材料证实, 1934年6月—11月三茬“中共东区委”是中统上海行动区沪东分区主任朱家训一手策划的。朱家训原名孙雨樵, 化名老刘, 原是中共吴淞区委书记, 1933年被捕, 叛变投敌。他对原参加反帝大同盟、后叛变投敌的刘瞻瑜说:“你要把'东区委’扩大起来, 要假戏真做, 要把假的中共东区委像真的那样做好, 要扩大组织, 到各工厂中去发展关系。” 1934年2月, 刘瞻瑜召集一批特务、叛徒在荆州路、华德路 (今长阳路) 一个茶馆“喝茶”。刘压低嗓音对他们说:“要想办法打进共产党里去, 说共产党的话, 做共产党的事, 要做得像真的一样。” 王克钧交代:“我叛变后第一件工作, 就是俞俊 (中统沪东分区特务) 派我到'中共沪东区委’充当组织部长。”陈鹏九交代:“1934年大牙齿老王 (马濯江、中统沪东分区主任) 要我参加铲共同志会, 我填了表, 他替我起名陶臯, 每月给我津贴3元, 叫我打进共产党里做内线, 还让我做'东区委委员’。” 1934年4月的一天, 袁自清找到了陈鹏九, 交给他15元, 吩咐去借一处僻静的房子, 然后添些家具。陈鹏九在周家嘴路上借了一间房子后, 秦麻子来了, 刘瞻瑜拎了一架经伪装的油印机也来了, 一个“中共东区委”形成了。 这个由中统特务炮制的“东区委先后有三茬, 成员共7人”。 1934年6月, “书记”袁自清 (袁正清、袁子清、袁初生) , “宣传”陈鹏九 (陈朋九、陶臯) , “组织”陈金生 (锦生) , “妇女兼内交”范阿巧 (范小妹、阿巧、潘阿巧) 。 1934年7月, “书记”刘瞻瑜 (杜坤山、小六子) , “宣传”陈鹏九, “组织”陈金生, “妇女”范阿巧。 1934年8月, “书记”秦士高 (秦士良、秦麻子) , “宣传”陈鹏九, “组织”王克钧 (王克军、王奕亚、孔悟、王德茂) , “妇女”范阿巧。 7月底, 刘瞻瑜调中共江苏省委任巡视员和宣传部干事。刘上任后向省委推荐了一批干部, 其中有沪东的袁自清、秦士高、陈金生、陈鹏九、范阿巧 (还推荐了其他区的特务、叛徒) 等。省委在《江苏省委对各区的管理和干部的履历》 (刘瞻瑜起草的文件) 的文件中, 还称这些人是“优秀共产党干部”、“宝贵财富”。 这三茬“区委”七个人中, 已查明参加过共产党后被敌人逮捕或威胁利诱而自首叛变充当内奸的有二人, 即袁正清、王克钧。没有入过党的五人, 其中两人在1933年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 后被敌人密捕、密放或被劝说当了国民党特务内线的有刘瞻瑜、秦士高二人。接受敌特指令、冒充共产党员打进来的“铲共同志会”的有陈鹏九、范阿巧、陈金生。 这七个人, 袁正清已于1940年当土匪时被打死, 陈金生至今生死不明。其余五人, 解放后在上海、江都、崇明等地被我政府逮捕判刑或管制, 其主要罪行之一, 就是组织假的中共东区委, 他们均供认不讳, 只是我们党史界和各级档案馆一无所知。 为什么出现中统炮制的假区委 为什么沪东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会出现中统炮制的假区委?这是有它的内因与外因的。1931—1934年党内执行了一条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强制白区各级党组织在节日进行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等。国民党军警掌握了我们游行示威的规律, 每逢“三八”、“五一”、“五卅”等节日就抓人, 沪东一批批革命同志被捕、牺牲。党员数量少了怎么办?1932年9月30日和1933年1月28日中共江苏省委两次发出大力发展新党员的号召, 开展发展新党员的竞赛活动, 中共沪东区委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 仅英美烟厂党支部就发展了50名, 结果鱼目混珠, 连特务也混进来了, 给党组织带来严重的不纯。 上世纪30年代中期, 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国民党相应调整了对逮捕到的中共党员的政策。1992年, 中央档案馆馆长接见了我们专案组全体成员, 他深情地说:“感谢你们几位老大姐为党史界、为档案系统做了件大好事。你们多年辛勤工作, 拿到了确凿的证据, 查出了一个假区委, 发现了档案馆中特务伪造的几份假档案, 为纯洁党的组织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也为纯洁档案作出了贡献。我们决定从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处, 将几份特务伪造的档案抽掉封存起来。”他们还吸收一批叛徒当“特工”。1932年曾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全总和江苏省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徐锡根、黄平、余飞等人相继叛变, 危及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的安全。1933年1月, 以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得不迁往苏区。1933年初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了上海行动区, 具体实施其破坏共产党的计划。从1933年开始,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事件接踵发生, 如1934年1月中共沪东区委成员全部被逮捕, 1934年2—6月的沪东区党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国民党上海行动区沪东分区乘机炮制了三茬“中共东区委”。 错综复杂的斗争 沪东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区, 许多工厂都有坚强的党支部。国民党中统炮制的“中共东区委”成立后, 表演十分逼真, 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一度骗得中共江苏省委的信任, 对沪东基层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934年4月, 中统特务在沪东开始行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 他们发出大量印刷品, 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 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 并增加工资。 1934年6月, 中统炮制的“东区委”成立。他们听到新怡和纱厂工人正在罢工, “区委”立即编印支持罢工、声援罢工的大量传单, 中统沪东分区主任朱家训亲自出马, 调动大批特务一个清晨把支持罢工的传单贴满街头巷尾, 真是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中共江苏省委相信了这届“中共东区委”, 每月拨活动经费, 还常派巡视员来联系工作。 这个“东区委”到各工厂去发展“党员”, 把原来革命力量较强的、革命活动开展得较好的工厂, 如老怡和纱厂、新怡和纱厂、申新七厂 (后称上丝一厂) 、申新五厂、六厂 (后称上海第卅一棉) 慢慢演变为敌特控制的假支部, 还把领导工人开展斗争的革命群众的“纱总”部分、“码头”部分也演变成敌特控制的组织。一些中统内线、“细胞”当上了“支部书记”、群众团体的“书记”。基层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 不少真正的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与杀害。 1934年六七月后, 江苏省委派下来的巡视员等往往会失踪。巡视员老枪王、进步分子邵宗祺 (世界书局青工) 、侯增强 (小学教师) 、我党工作人员李×× (山西人) 、我党关系人员吴××, 不是失踪就是被殴打致伤。又如参加罢工斗争的英美烟厂的共产党员强雷、李步祥等, 被假支部书记梁永高告密而被捕。 1934年11月,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到沪东检查工作。“东区委书记”秦士高报告的党员人数大大超过中央掌握的数字, 引起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怀疑。同时中共江苏省委在与其联系工作中, 所提出的问题都回答不清。于是上级组织与“中共东区委”断绝一切联系, 也不再拨给活动经费。 同时, 中共江苏省委派王天波 (化名陈世富) 到沪东区整顿党组织, 并建立中共沪东区委。王天波是从团闸北区委抽调来的, 他也从那里挑选了两位女党员一起参加沪东区委工作。这是当时上海市唯一存在的区委。他们处处谨慎, 避免敌特对他们的追逐。这时中共江苏省委也经常遭到破坏, 沪东区委常常拿不到活动经费, 生活极度困难, 两位女党员离开了沪东。王天波只好到团闸北区委要点经费, 继续工作。1935年4月, 上级又派来余季骅 (余渊宗、王文华) 和宋游两同志为沪东区区委委员, 不久宋游到北方去工作了, 沪东区委只剩下王天波与余季骅继续战斗。他们为了能深入沪东各纱厂开展工作, 就找了老怡和纱厂的“党员”小林子, 请他推荐一名熟悉纱厂而年龄较大的女工来协助工作。经小林子多次推荐, 陈秀英来区委工作。为了安全起见, 沪东区委曾多次搬迁。到了9月16日区委还认真讨论如何发动各工厂工人开展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周年的活动。谁知就在他们开会期间, 突然区委被包围, 王天波、余季骅与陈秀英全部被捕了。上海最后一个区委也被破坏了。这时王天波发现陈秀英不但不紧张反而笑了。后来王天波才知道, 原来老怡和纱厂的“党员”小林子是道地的中统特务分子, 他介绍来的陈秀英也是女特务, 真名叫杜毛立, 是沪东特务头子孙雨樵的姘妇。这次区委破坏就是她告的密。 这时,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狂妄叫嚣, 中国共产党已在“崩溃”中、“即将灭亡”。可是在上海, 仍有一些党团机构和革命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继续战斗。沪东的团区委在陈国栋的领导下组织工人群众和码头工人继续战斗, 他们在工厂中还发展了不少共青团员。沪东还有一些基层党组织与几十名党员, 他们虽然失去了上级领导, 但在一些革命群众团体及中小学、工人夜校里继续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 而且还发展了一些积极分子入党。 1936年11月在纱委、团区委和国难教育社党组三方面相互配合下, 发动了沪东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 以后发展到全市日商纱厂大罢工。毛泽东将它列为一二九运动以来的重大事变之一。 1936年春, 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来上海了解各系统地下党的情况, 并取得了联系。年底, 在冯雪峰直接领导下中共上海临委成立。沪东保存下来的党员, 陆续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1937年5月, 刘晓来上海主持工作, 上海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确定的“个别审查, 个别确认其党籍”的原则, 对党员进行了甄别。沪东地区的党员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抗日斗争。 1992年, 中央档案馆馆长接见了我们专案组全体成员, 他深情地说:“感谢你们几位老大姐为党史界、为档案系统做了件大好事。你们多年辛勤工作, 拿到了确凿的证据, 查出了一个假区委, 发现了档案馆中特务伪造的几份假档案, 为纯洁党的组织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也为纯洁档案作出了贡献。我们决定从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处, 将几份特务伪造的档案抽掉封存起来。”（《百年潮》2010, 1992年, 中央档案馆馆长接见了我们专案组全体成员, 他深情地说:“感谢你们几位老大姐为党史界、为档案系统做了件大好事。你们多年辛勤工作, 拿到了确凿的证据, 查出了一个假区委, 发现了档案馆中特务伪造的几份假档案, 为纯洁党的组织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也为纯洁档案作出了贡献。我们决定从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处, 将几份特务伪造的档案抽掉封存起来。”（《百年潮》2010,10，作者：席与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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