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问题，周王曾试图采取措施重振权威，比如夷王三年，“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厉王则自述要“亡康昼夜，经雍先王，用配皇天，簧黹朕心，坠于四方”（
簋，集成04317）。他一方面起用一些近臣如善夫来加强其权力掌控，另一方面尝试利用大世族之间的竞争关系来削弱世族的权力，比如任用荣夷公专政，任用番生“摄司公族、卿士、大史寮”（番生簋，集成04326）以总揽朝政。徐中舒先生曾指出厉王开始对传统制度进行变革，主旨在增加收入，强化王权。李峰也认为，周厉王的“专利”行为，就属于“挽救王朝的衰亡而加强王室财政的一种努力”。但是他的专政措施遭致世族大族的抵制，并引发了国人暴动。厉王流亡于彘，其集权行动以失败告终。宣王即位后，在一批贤臣的辅佐下，也推行了一些革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力，重振了王权。他的做法比厉王温和，一方面较圆滑地团结各大世族，达成君臣和谐共治的局面，另一方面则依赖部分可靠的亲信来帮助自己掌政，加强王权。
强化对王令传递的掌控也是厉、宣时期重振王权的措施之一。有关王令传递的事件被金文频繁记录，不仅显示出周王对此方面的重视，也反映了君臣信任关系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史官仍然是王令传递的重要承担者。属于厉王或宣王时期的善夫克盨铭文云：
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宫，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集成04465）
“典”，陈梦家指出即格伯簋“用典格伯田”之“典”，是动词，为簿录之意。杨树达则以为：“典，常也，典常有今言确定之意。或谓典当读为奠，奠，定也，记田之地界于宝簋，故为定也。”“典”字同类用法除上述两铭，还见于邢侯簋“用典王令”（集成04241），六年琱生簋“余以邑讯有司，余典勿敢封”（集成04293）等，均为登记的意思。负责这件事的使者则是史趛。根据格伯簋、散氏盘等铭文记载，田地登记往往需要组织官僚进行实地勘察，协同办理。那么，史趛作为周王派遣的使者，不仅要完成登记事务，而且肩负着宣达王令的任务。宣王时期的史颂鼎铭文则载：唯三年五月丁子，王在宗周，令史颂省苏溷友、里君、百姓，帅堣盩于成周，休有成事。苏宾璋、马四匹、吉金，用作彝。（集成02787）
“省”字从彳从眚从言，郭沫若疑为“字之异，假为觌，谓眚视承问也”，陈梦家以为即“省问之省”，意为省察、巡视。“堣盩”解释多歧，未有确诂，待考。从铭文叙述看，“溷友、里君、百姓帅堣盩于成周”是史颂担负的任务，故云“休有成事”。虽然铭文未提及传令之事，但史颂肩负使命，自然是带着王令去的。相较于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的一个新现象是善夫成为王令传递的重要承担者。厉王时期的大簋盖铭文云：
唯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在侲宫。王乎吴师召大，赐睽里。王令善夫豕曰睽曰：“余既赐大乃里。”睽宾豕章、帛束，睽令豕曰天子：“余弗敢吝。”豕以睽履大赐里，大傧宾豕介章、马两，宾睽介章、帛束。（集成04298）
这篇铭文记述周王将原属于睽的里邑转赐给大，并派遣善夫豕前去将王的命令转达给睽。在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豕陪同睽踏勘了需要转让给大的里落，并得到受里者大的馈赠。宣王时期的吴虎鼎铭文云：
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导入右吴虎，王令善夫丰生、司工雍毅申剌（厉）王令：“付吴旧疆，付吴虎：厥北疆涵人眔疆，厥东疆官人眔疆，厥南疆毕人眔疆，厥西疆姜眔疆。”厥具履封：丰生、雍毅、伯导、内司土寺。（铭图02446）
此铭记载周宣王派遣善夫丰生、司工雍毅去重申厉王的遗令，内容是让吴把一块田地交付给吴虎。丰生、雍毅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勘察了田地的边界，完成了这一事务。显然，他们在执行事务的过程中，也需要把周王的命令传达给涉事双方以及参与执行人员。小克鼎铭文记载周王在宗周，命令善夫克到成周去传布王令：
唯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克作朕皇祖釐季宝宗彝。（集成02796）
“舍令”与令方彝铭文中的“舍三事令”“舍四方令”用法一致，即宣布命令。“正”陈梦家以为犹师遽簋“王诞正师氏”之“正”，是巡省校阅之意，《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谓“正”读为整，意为整顿。其实“正”可通“政”，治也，《诗经·商颂·玄鸟》“正域彼四方”，《大戴礼记·千乘》“有君长正之者乎”，均用此意。故“遹正八师”就是去整顿八师，校阅队伍。克钟铭文又记载周王派遣他去京师视察：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剌宫。王乎士曶召克。王亲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赐克佃车、马乘。克不敢坠，尃奠王令。（集成00204-00205）
此铭之“遹泾东至于京师”的目的当与“遹正八师”相近，是为了去军事驻地检查驻军的状况，有不善者则整顿之。后文“尃奠王令”与小克鼎铭之“舍令”正相对应，可知克作为周王的使者在检阅整顿军队的同时，要宣达周王的诰令。大克鼎（集成02836）记载周王赐命善夫克云“昔余既令汝出内朕令，今余唯申就乃令”，意即让善夫克继续负责出纳王令，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包括大量的田地和臣妾。可见，善夫克是周宣王的宠臣，其前后两次受到周王派遣负责军队检阅之事，也就顺理成章了。前引善夫克盨铭文记载周王派使者去登记克的田地和人民，反映了周王对善夫克的宠信。上述诸例可见，西周晚期的王令传递以史官和善夫为主要承担者。史官和善夫出身都不是特别高贵，能与世族势力保持距离，与周王接触频繁则使他们更加容易受到信赖。周王通过这些近臣传令，可以绕过世族干预，加强与中下层贵族的直接联系。于是，他们共同承担起沟通内外、出纳王令的职责，成为周王掌控政治权力的重要助手。周王甚至派遣他们出使异地，去传递王令或完成某些军政任务。
西周晚期善夫进入政治权力的中枢，并产生重要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善夫即膳夫，《周礼·天官冢宰·膳夫》记载膳夫“掌王之饮食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负责王家的日常饮食事务，是王之近幸。李峰指出，善夫在西周晚期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意味着周王越来越信任和依靠他的个人侍从或代表者。善夫在西周中期以前很少见诸记载，到厉王时已经成为近侍之臣，参与政治活动。厉王时期的善夫有善夫豕（大簋盖，集成04298）、善夫（大鼎，集成02807）、善夫梁其（善夫梁其钟，集成04147）等。宣王时期，善夫得到进一步幸用，有善夫克、善夫丰生（吴虎鼎，铭图02446）、善夫山（善夫山鼎，集成02825）等。幽王时期则有膳夫仲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此外还有不易判定王世的善夫伯辛父（善夫伯辛父鼎，集成02561）、善夫旅伯（善夫旅伯鼎，集成02619，按旅伯与伯辛父可能是同一人）、善夫吉父（善夫吉父鼎，铭图02078）等。《诗经·大雅·云汉》所谓“膳夫左右”，也暗示了善夫与周王的特殊政治关系。透过青铜器及其铭文可以看出，善夫在西周晚期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并且一度参预超出其职权范围的军政大事。除了上文提到的两次受王命去整顿王师的善夫克，晋侯苏钟铭文（铭图15298-15305）记载，当周宣王在一次征伐结束之后在成周召见参与协同作战并获得战功的晋侯苏时，宣王竟是让善夫召唤晋侯入觐受赏，可见善夫已然在军政活动中充当周王的喉舌。
当然，周王也不仅仅依靠史官、善夫等近臣传递政令，还有前文提到的诸如仲山甫、师望等受到重用的军政官僚。可见，西周晚期诸王在既有的官僚运作体系中，一方面拉拢有助于维护自身王权的世族官僚，增强政治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则重用善夫、史官等近幸之臣，强化自身对政权的掌控。这两个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重振王权的作用，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王权走衰的局势。
西周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建立起跨越数千里的王朝统治体系，并要维系这个体系的有效运作，跨区域、跨层级的政令传递必然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周人为此建立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制度，包括朝觐、巡守、赴告、采诗制度等，以保障周王或王朝中央对地方诸侯、下层平民百姓的信息掌控。比如赴告制度，徐杰令指出，王室和诸侯都设有专司赴告的官员，借助这一制度，“王室可以随时了解和掌握各诸侯国的政情和动向，以便根据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采取相应的措施”。除上述制度以外，周王派到各方的使者，也能够将天下四方的政治信息搜集并反馈给周王。
相应地，周王要使自己的政令能够准确下达到地方，也要建立一套传令机制。西周金文的相关记录，正反映了王令传递在西周政治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案例一方面反映了周王在西周政治体系中的不可动摇的特殊地位，以及周王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的影响力。周王通过向外传递指令，展现其权力意志，实施其统治，涵盖了任官、授土、巡国、征役、治军等多个领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同时期王权的消长变化及其应对方式。卿权与王权的博弈，刺激了王令传递机制的改变。金文资料显示，王令传递的承担者，经历了由作册过渡到内史，最后到善夫和史官并用的变化。同时，西周王朝的职官建制及其职能也经历了相应的演变。政治制度随着政治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新陈代谢，新制度逐渐取代旧制度，政治文明因此得到发展。作为王权喉舌的内史在西周中期逐渐体制化、常规化，作册则逐渐消亡，太史与内史的职权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区分。李峰曾指出，西周中期的政府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扩大和系统化过程，而内史机构的独立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建制逐渐完善的史官体系成为周王的喉舌，辅助周王拟诰出令，命官治政。西周晚期，厉、宣等王又赋予善夫等近侍之臣一部分政治权力，借此突破世卿对王权的牵制。善夫由此从内官转变为王朝中央行政的重要角色之一，为王室内廷官制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契机。段志洪指出：“周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克服原始民主制遗风，削弱卿权，提高王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家臣上升为国家职官。王室家臣对周王有绝对服从的义务，用家臣控制王朝政治就是将国家机器直接置于周王自己的掌握之中。”内史、善夫无疑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同时反映出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事权力关系的复杂性。总之，西周王令传递机制的变迁对于王朝中枢的政治权力形态变化以及制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西周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
簋之“日引勿替”（铭图05315-05318），叔尊（铭图11818）之“汝日其赏勿替”等句法相类。“望”字在先秦文献中常常表示带有某种期冀心理的看视，如《诗经·小雅·都人士》“万民所望”，《左传·成公二年》“晋师归，范文子后入。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等，其例甚多，在这里可解释为令人看见、知晓。整理者和许文都将“逢”释为逢迎，而王宁认为“逢”是“当即'逢殃’或'逢灾’之省语”，指遇到灾殃。子居训为“遇”，引申为迎合，将该句释为“不符合你的期望”。萧旭则读为“夆”，以为是“违逆、抵啎之意”。该字简文字形从夆从殳，当读为“夆”，“殳”可以视为加注的义符。《说文》：“夆，啎也。”又“啎，逆也”。夆字甲骨文作
（合集37507），金文作
、
（集成05412、02831）等，从止从丰，从足遇封畔受阻会意，有遭遇阻遏之意。夆字在九年卫鼎铭文（集成02831）中假借为封字，亦用其围塞之意。又《说文解字》：“殳，以杖殊人也。”段玉裁注云：“杖各本作杸，依《太平御览》正。云杖者，殳用积竹而无刃。《毛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是也。殊，断也。以杖殊人者，谓以杖隔远之。《释名》：'殳，殊也。有所撞挃于车上，使殊离也。’殳殊同音，故谓之殳。”可见“殳”亦有隔离、阻碍之意。那么，简文中的“逢”字当理解为阻隔、阻塞。“唯望亡逢”就是说，当王命下发，你要及时传布，使人闻知而不要阻塞。“即命”一词，整理者、子居理解为告知，许文解释为臣民上奏。“即命”见于传世文献和西周金文，与赐命铭文常见的“即位”用法相同，应当释为接受命令或请示命令。如《左传·定公四年》“（鲁公）用即命于周”，是指鲁公伯禽受命于周王室。金文如韩伯丰鼎云“今我既即令”（铭图02426），免簋云“丼叔侑免，即令”（集成04240），
簋云“内史即命，王若曰”（集成04266），“即令”或“即命”均指接受命令。此外，《周书·金滕》：“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于省吾云：“即命者，就而请命也。”此“即命”是向灵龟请命之意，《大诰》“即命曰”亦同。又《洛诰》“今王即命”，于省吾释为“王就而请命”。西周永盂“益公内即命于天子，公廼出厥命”（集成10322），蔡簋“出入姜氏令，厥有见、有即令，厥非先告蔡，母敢
有入告”（集成04340），“即令”或“即命”均指请示命令。简文“即命朕”当指请示命令于王，唯其省去介词“于”，使意思变作“授命我”，表示谦逊。因此，“则或即命朕，汝毋敢有退于之”，是说对于那些前来请示王命的人，你不要擅自屏退。那么，这段简文主要是讲司言之官如何充分地传达周王的权力意志并保障周王与臣下的政治沟通，而不是关注臣民的政治意见。
鼎铭文记载“溓公令
公、伯懋父、南宫、鸿叔、过伯、荣、遣等高级贵族以及诸多中层贵族，政治权力在高级贵族中逐渐走向分散。在政令传布方面，昭王也加强了掌控，经常派遣史官到各地传达自己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