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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于阗的早期历史，因文献记载缺失，晦暗不明，《于阗国授记》所载内容对于考证于阗早期情况有所裨益，但不可作为信史。文章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阐述了两汉时期于阗的状况，认为于阗的发展与匈奴、汉、贵霜势力在西域的消长息息相关。曹魏时于阗已经成为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支撑宗教繁荣的基础是于阗较强的经济实力。汉末魏晋之际，于阗正处于稳定发展的时期，是西域强大的地方政权。 ＋ 作者简介 有关古代于阗早期历史的记录，保存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bsTan＇gyur）的《于阗国授记》（Li yul lung bstan pa）， 虽然其中所记于阗建国传说提供了一些历史信息，但传说毕竟不是信史，不能告诉人们于阗建国的确切年代，而且其所说的“建国”实指人们在此地定居下来并建立城郭，在政权制度方面还不够完备。 探讨于阗初期文明史的科学基础是具有确切年代体系的中原汉文史料。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随着西域各地王国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和中原统一的汉王朝国力蒸蒸日上，在抵抗匈奴人压迫的共同心理和意识驱使下，西域各地和汉王朝首次建立了正式的联系，而此举的完成应归功于古代伟大的探险家张骞。 一、张骞通西域，副使访于阗 公元前3世纪末，以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为根据地的匈奴势力最强，它先向东击溃东胡，公元前2世纪初叶又打败河西走廊的另一强悍游牧民族月氏，迫使大批月氏人西迁伊犁河流域，后匈奴又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控制了沙漠周围的绿洲王国。与此同时，匈奴不断侵扰汉朝的北部边境。经过秦朝暴政和楚汉之争的破坏，汉朝初年没有足够力量抵御匈奴的入侵，只好采取“和亲政策”，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而且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缯絮、金币作为贡品，但这并未能阻止游牧的匈奴人南下劫掠。于是，汉朝在经过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积累了一定财富以后，汉武帝即位后积极准备对匈奴的战争。为了取得对匈奴作战的彻底胜利，汉武帝希望联合被匈奴击走的月氏人为盟友，共同对付强大的匈奴势力，于是悬赏招募出使月氏的使者。汉中人张骞应募，于公元前138年与从者一百余人西行。汉朝使者经过匈奴控制的地区时被捕，张骞被留禁了十余年，后乘机逃跑，西行到大宛（今费尔干纳）。这时的大月氏已从伊犁河流域迁到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巴克特里亚）地区，张骞由大宛来到大月氏时，大月氏人已在此地安居乐业，没有东向报仇之意了。张骞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但他走访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还了解了周围五六个大国的情况，开通了中国和中亚各国之间的交往。 张骞所率使团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虽没有正式访问于阗，但值得注意的是张骞回途所走的路线。《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这里的“南山”应指昆仑山到阿尔金山一线，所谓“羌”则是指分布在这些山区的诸羌部落。张骞沿南山山脉而行显然走的是丝路南道，他即使没有进入于阗的都城，也必然要经过于阗地区。所以，张骞在一年以后从匈奴逃回汉朝后所做的报告中就提到了于阗，他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即于阗）。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 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 这是汉文文献关于于阗的第一条确切记载，它提供了公元前126年张骞返回汉朝以前于阗的点滴情况，即于阗当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不过张骞傍南山而行却再次为匈奴捕获的事实，似也表明这时的南道诸国是在匈奴的控制之下。 这条材料还记载了于阗国的东境为扜罙。一般认为扜罙即荀悦《汉纪》的“拘弥”，《汉书·西域传》的“扜弥”，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媲摩城”，《新唐书·地理志》的“达（建）德力城”，位于于阗以东三百余里处的媲摩川（一称建德力河）畔。 媲摩川即今克里雅河。至于于阗国的西境，或可参照《汉书·西域传》的记载: “于阗都城东三百九十里为扜弥，西三百八十里为皮山。”按《新唐书·地理志》称于阗西南380里有皮山城，疑即汉代皮山国之都城，推测《汉书·西域传》之“西”当为“西南”之讹。 《汉书·西域传》还记载了于阗的南、北二境，即“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姑墨，地在今阿克苏一带。至于婼羌，据同传，是自西汉出阳关后的第一个西域小国， “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西与且末接”。看来似不应与于阗接境。余太山谓，据《汉书·西域传》之文，小宛国“东与婼羌接”，戎卢国“南与婼羌接”，渠勒国“西与婼羌接”，于阗国“南与婼羌接”，难兜国“南与婼羌接”。“婼羌既是一个'户四百五十’的小国，西与且末、小宛接尚有可能，同时又与戎卢、渠勒、于阗、难兜相接，就无法理解了。因此，不能不认为婼羌种分布的地域甚广。”笔者推测，所谓“南与婼羌接”的婼羌，当是游牧在于阗南山一带的婼羌种。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在联络大月氏失败后，听从张骞的建议，派他率领一个300人的使团，前往游说在伊犁河流域强大起来的乌孙，以共同打击匈奴。这次出使，张骞“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便遣之他旁国”。张骞在游说乌孙昆莫的同时， “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张骞虽然没有得到乌孙的承诺，但“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正是由于张骞的副使首次访问了于阗王国，于阗从此时开始与汉朝建立了正式的联系。 二、在汉朝、匈奴争夺的背景下发展 然而，汉武帝时，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仍然很强，驻守西边的匈奴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居北道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征收赋税，役使西域城郭诸国。汉朝在河西走廊设四郡、立两关，站稳脚跟后，自武帝天汉二年（前99），开始了和匈奴在西域的较量，争夺的焦点是匈奴进出西域的通道和粮食供给地———车师人所居的吐鲁番盆地。经过将近40年的5次反复争夺，匈奴内乱，西边日逐王与新立的握衍朐鞮单于不和，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率众降汉，“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汉以屯田渠犁的使者校尉郑吉为都护，驻乌垒（今布吉尔），统摄西域三十六国，于阗由此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 据《汉书·西域传》，于阗东邻扜弥国、精绝国，东南有戎卢国、渠勒国，西通皮山国、莎车国，北隔沙漠与姑墨国相望，“其王治西城……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从人口兵员看，于阗属于南道大国。从这段简短的记录中还可以看出，在汉朝西域都护的统领、监护下，于阗有自己的国王，有自己的都城，并设官立职，既有侯、将、骑君一类的军事将领，也有城长、译长一类的文职官员，已经形成了一套军政结合的国家组织，进入了文明的世界。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汉朝军队进一步出击康居，一举歼灭匈奴郅支单于的势力。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西域诸国在汉朝都护的统治下过着相对平安的生活。于阗所在的南道距匈奴势力较远，成为汉朝使臣西行的通路，使者往来所需人畜食物均由于阗等南道八国提供，这对于生产不够发达的城郭王国负担应该不轻。《汉书·西域传》称: “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皆苦之。”大概正是因此，汉朝决定在西域屯田，以解决经营西域时的粮食供应问题，“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今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所出的汉简，即有对当时屯田情况的记录。 汉哀帝死后，平帝以九岁即位，大权落在外戚王莽手中。王莽很快篡夺了政权，公元8年，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新”。由于内乱，汉朝已逐渐失去对西域的控制。王莽企图加强对西域诸国的掌控，派广新公甄丰出使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以负担不起迎接使者的费用，拟逃入匈奴，结果被汉军先期捕住，被都护但钦斩杀。 大批车师人在须置离的兄长狐兰支的率领下投奔匈奴，匈奴趁机进攻车师，并策动焉耆反叛。始建国五年（13），焉耆杀死都护但钦。天凤三年（16），王莽派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率军征西域，结果王骏被杀，郭钦逃回，李崇退保龟兹城。至更始元年（23），王莽被杀，李崇也死在西域。 从此，西域与中原暂时中断了联系，匈奴的势力再次进入了天山以南地区。 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莎车国，距匈奴势力较远，其王延曾在汉朝都城长安做侍子，因此心向汉朝，不附匈奴。天凤五年（18），延死，子康继位，率领旁国抗击匈奴，保护汉朝都护余部。东汉初，康遣使河西。建武五年（29），河西大将军窦融据光武帝命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于阗等西域城郭王国大多依附于莎车。九年（33），康死，弟贤即位。十四年（38），贤与鄯善王一起遣使至东汉都城洛阳，西域与汉重新沟通。十七年（41），贤又遣使请东汉派都护，光武帝听从窦融建议，任命贤为西域都护，赐印及车旗等物，既而后悔，追夺印绶。贤由此怨恨，一面冒称“大都护”，号令诸国; 一面号“单于”，赋敛诸国。车师、鄯善、焉耆、龟兹等国请汉朝都护不成，遂又依附于匈奴。莎车周围的于阗、姑墨、拘弥、子合等国则备受贤的摆布。建武末年，贤攻并于阗国，徙其王俞林为骊归王，而立其弟位侍为于阗王。不久又疑诸国要叛，杀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王，不再立王，而派莎车将君得镇守于阗。位侍子戎逃入汉朝，被封为守节侯。 君得对于阗的统治十分残暴，百姓怨恨。永平三年（60），于阗贵族都末兄弟共杀君得，反叛莎车。另一位于阗贵族休莫霸联合汉人韩融等杀死都末兄弟，自立为于阗王，进而联合拘弥国人，杀掉驻守皮山的莎车将。莎车王贤大怒，派遣其太子、国相率诸国兵2万人击于阗。休莫霸出兵迎战，打败莎车兵，杀万余人。贤不甘失败，亲自率领诸国兵数万人进攻于阗，再次被休莫霸击败，士兵死伤过半，贤脱身逃归国。休莫霸乘势率军进围莎车，但被流矢击中身亡，于阗兵退。匈奴趁机率龟兹等国进攻莎车，但未能攻破。 于阗国相苏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广德为王。广德乘莎车战争创伤未愈，派遣弟辅国侯仁率兵攻贤。贤不能敌，遣使与广德议和，并放回拘禁的广德父亲，还将女儿嫁给广德，约为兄弟，广德遂撤兵。翌年，莎车国相且运等不堪贤的暴虐，密谋举城降于阗。于阗王广德率诸国兵3万人攻莎车，贤遣使向广德曰: “我还汝父，与汝妇，汝来击我何为?”广德诈称: “久不相见，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贤问且运是否能去，且运忙说: “广德女婿至亲，宜出见之。”贤于是轻举出城，被广德擒获，且运等随即引入于阗兵，灭莎车国。广德将贤带回于阗，岁余杀之。 匈奴闻听广德灭莎车，遣五将率焉耆、尉犁、龟兹等15国3万余兵进围于阗，广德乞降，遣太子入匈奴为人质，并立约每年上贡罽絮（一种丝绵）。匈奴又派兵送在匈奴的莎车质子不居徵回莎车为王。匈奴大军一撤，广德即发兵攻杀不居徵，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经过两代人的努力，于阗终于攻灭了西域最强国莎车，虽然随即受到匈奴的围攻，但匈奴悬远，无法对于阗实行强有力的统治，于阗虽然向匈奴送质纳贡，但也敢于杀掉匈奴所立的宿敌莎车王，使莎车国一时难以复立。据《后汉书·西域传》，于阗王广德还乘势兼并渠勒、皮山二国，其最盛时，从精绝西北至疏勒13国均服从于阗。总之，从西汉中期以后，于阗在汉、匈斗争的夹缝里缓慢向前发展，至东汉初年，在与莎车王贤的战争中得到迅猛发展，成为西域南道与鄯善并立的大国。 三、班超与于阗 当于阗王广德在西域南道建立局部霸权，而北匈奴据有天山北道并将势力进一步伸向南道的时候，东汉也逐步稳定了内部，积蓄了力量，准备打击匈奴，消除边患，夺回西域的控制权。 明帝永平十六年（73），窦固等率军自酒泉向天山东麓进军，击破匈奴呼衍王，攻取伊吾卢地，并在此设屯田官，号“宜禾都尉”，初步建立了进击匈奴的根据地。与此同时，为了联络西域诸国共同反击匈奴，窦固派遣随军的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班超只率吏士36人西行，先至鄯善，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勇力，乘夜攻杀匈奴使者，迫使鄯善王归降汉朝。明帝闻讯大喜，任命班超为军司马。班超受命，率原从36人西至于阗。时于阗王广德正称雄南道，而且有匈奴使者监护于阗，所以对班超等礼意甚疏，并听信巫言，遣使向班超求马以祠巫。班超知是恶意，佯作应允，并让巫自来取马。及巫至，超斩之。广德已听说班超在鄯善的果敢行为，大为惶恐，忙攻杀匈奴使者，投降于班超，并遣子入侍汉帝。班超重赏于阗王以下各级官吏，并驻扎下来，镇抚其地。次年，班超在广德的支持下，进据疏勒。同时，窦固等又率军出敦煌，在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击败匈奴，车师前、后王随即投降汉朝，匈奴势力暂时退出天山东麓，汉朝重设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控制西域。 永平十八年（75），匈奴反攻车师，汉军奋勇抗击。正在此时，明帝去世，朝中无主。十一月，焉耆、龟兹又攻杀都护陈睦及将士两千余人，被围困在车师的汉军粮尽人绝，仅剩数十人，在耿恭率领下坚守。章帝即位，于建初元年（76）派兵救出耿恭等人，随即罢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并下诏征班超回京。班超从疏勒启程回国，行至于阗，于阗王及将相、百姓哭诉说: “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并抱住班超的马脚，不让前进。班超本心并不想回京，看到于阗父老对他的请求，于是便掉转马头，返回疏勒，平定叛乱，在与汉朝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利用当地势力的支持，在于阗、疏勒一带坚持驻守。建初三年（78），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国兵1万人攻破姑墨石城，杀敌700人，在北道首次取得胜利。班超想乘胜平定西域各国，上书东汉朝廷，请求增兵。他说: “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五年（80），章帝派徐幹率千余人增援班超。八年（83），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徐幹为军司马。九年，又派遣假司马和恭等人率兵800援助班超。于是，班超征发疏勒、于阗兵出击反叛的莎车国，因莎车与疏勒王忠暗中结盟，并得康居援助，未能取得全胜。元和三年（86），班超与于阗王率领诸国兵2. 5万人再攻莎车。龟兹王派左将军率温宿、姑墨、尉头等国兵共5000人救援。班超用计退敌，并出其不意，一举攻破莎车，威震西域。至此，班超在于阗等国的帮助下，彻底平定了西域南道的敌对势力，于阗可以说是班超经营西域的主要基地。 四、汉与贵霜势力的消长及其对于阗的影响 从公元1世纪初起，西迁大月氏五部之一贵霜翖侯统一各部，逐渐在西北印度地区发展壮大起来。在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维马·塔克图（Vima Taktu）和阎膏珍（VimaKadphises）等王统治期间，贵霜“侵安息（帕提亚———引者注，下同），取高附地（今喀布尔）”，“又灭濮达（Pus·kalāvatī，犍陀罗地区）、罽宾（今克什米尔），悉有其国”，“复灭天竺（印度），置将一人监领之”。随着版图的一步步扩大，贵霜也想把势力伸入塔里木盆地。在班超进攻莎车的时候，曾用锦帛贿赂贵霜王，利用贵霜王与康居的婚姻关系，使康居援兵不出。贵霜自以助汉击莎车有功，又贡献珍宝等物，求娶汉朝公主，被班超拒绝，于是怨恨。永元二年（90），贵霜副王谢率7万大军越过葱岭，进击班超。班超兵少不敌，只好收谷坚守，以逸待劳。贵霜久攻不胜，又缺乏粮草，派人向龟兹求救，反被班超遮杀。贵霜无奈，只好与班超议和退兵。贵霜首次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班超既解除后顾之忧，遂进兵北道。翌年，龟兹、姑墨、温宿三国投降，于是东汉任命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它乾城; 徐幹为长史，屯疏勒。至永元六年（94），班超又进而平定焉耆、危须、尉犁三国，西域50余国向汉纳质内属，成为东汉属国。 永元十三年（101），班超还京，任尚继任都护。任尚处事严峻，引起西域各国不满，和帝一死，便围攻都护任尚于疏勒。殇帝延平元年（106），东汉召回任尚。安帝永初元年（107），罢西域都护。不久，汉朝势力全部退出西域，北匈奴乘机又把北道车师等国收归所有。与此同时，贵霜也借机再次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 大约就在汉朝势力退出西域的前后，贵霜王朝最伟大的君主迦腻色迦（Kanis·ka I）已经开始了他的辉煌统治（现在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在127年），贵霜进入了全盛时期。正是在贵霜声威的震慑下，元初年间（114—120），疏勒王安国把有罪的母舅臣磐送到贵霜做人质，然而臣磐却受到迦腻色迦王的喜爱。安国死后无子，臣磐侄遗腹被立为王。臣磐请求迦腻色迦王派兵将他送回疏勒。疏勒国人惧怕贵霜，于是废遗腹，迎臣磐而立为王。贵霜势力由此越过葱岭，控制了疏勒，而疏勒在贵霜的扶植下渐渐强盛起来，从属于阗的莎车国叛归疏勒，使疏勒成为可以和龟兹、于阗相抗衡的大国。 此后的数年中，于阗是否也进入贵霜的势力范围，文献材料虽没有任何记载，但和田的考古发现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据钱币学家的统计，自19世纪末以来，英国霍恩雷（A. F. Hoernle）、斯坦因（M. A. Stein），日本大谷探险队和法国杜特雷义·德·兰斯（Dutreuil de Ｒhins）探险队在和田收集的钱币当中，总共有42枚贵霜王朝的钱币，其中大谷探险队收集品之外的37枚中，有8枚丘就却钱（其中7枚又二次打压为汉佉二体钱），3枚阎膏珍钱，25枚迦腻色迦钱，1枚波调（Vasudeva）或其后继者的钱币，以迦王发行的钱币最多。迦腻色迦钱币突然大量涌入于阗地区，仅仅用商人贩运的观点来解释似难说通，由于迦王以后诸贵霜王的钱币迄今只有相当于三国初年的波调或其后继者的1枚出土，而史籍明确记载贵霜势力进入塔里木盆只有114—120年间送臣磐回国一次，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和田出土的贵霜钱币是随着贵霜的势力而进入于阗王国的。应当说明的是，贵霜势力进入疏勒、于阗等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绿洲王国，并未把它们的王统断绝，于阗等国仍像在匈奴和汉朝控制下一样，保有自己的国家形态，只不过要交纳实物贡品并提供兵役。贵霜钱币流入于阗，也反映了贵霜对这里的控制主要以经济剥削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上述钱币资料来看，随着迦腻色迦时代的结束（149年），贵霜很快就退出了塔里木盆地。不过，贵霜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虽然短暂，却对于阗王国产生了另一个的影响，即汉佉二体钱的打制。 自19世纪末以来，在以约特干遗址为中心的古代于阗范围内，出土了一大批汉佉二体钱。2004年，汪海岚（Helen Wang）出版专著《丝绸之路上的货币》，对汉佉二体钱的数量做了统计，总共446枚，包括斯坦因收集品179枚，霍恩雷152枚，彼得罗夫斯基（N. F.Petrovsky）11枚，奥登堡（S. F. Oldenburg）2枚，马达汉（C. G. Mannerheim）76枚，大谷探险队11枚，黄文弼1枚，近年来新发现并刊布于国内出版物的14枚。最近，罗帅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国内最新刊布情况，重新统计，共有513枚。除少量流散到邻近的龟兹（据说有3枚出土于苏巴什遗址）和鄯善西境尼雅、安迪尔等地外，大部分汉佉二体钱出自于阗境内。结合一些钱币上有佉卢文“于阗王” （yidiraja /yitiraja）或汉字“于阗大王”，这当是古代于阗国铸造发行的钱币无疑。 典型的汉佉二体钱为铜制，分大、小两种，共同特点是一面为汉文铭文，大钱曰“重廿四铢铜钱”（或读作“铜钱重廿四铢”），中间有“贝”形符号，小钱曰“六铢钱”; 另一面为佉卢文（Kharos·t·hi）铭文，为王名及称号，写在立马或走马图案的周围。由于为不同时期打制，铭文写法也有差别，加上千余年来在沙漠戈壁中磨损，致使学界对这些铭文的释读产生许多分歧意见，除称号maharaja （大王）、rajatiraja （王中之王）、yidiraja /yitiraja （于阗王），对于称号的其他部分和王名，研究者的看法至今仍未能统一。霍恩雷最早辨认出5个王名，分别为Gugramada、Gugradama、Gugramaya、Gugramoda 和Gugratida，考虑到相似字母混淆等情况，他又把这5个王名归并为3个，即Gugramada、Gugradama 和Gugratida。马雍基本认同霍恩雷的识读，但他认为这5个或3个名字实际上是同一人，即藏文《于阗国授记》所记早期的一位于阗王尉迟散瞿罗摩（Vijiya Samgrāma），《后汉书·西域传》中的于阗王安国。克力勃（J. Cribb）则认为一共记录了6个国王，即Gurgadema、Gurga、Gurgamo （y）a、Inaba、［. . . ］ doga、Panadosana。他指出，Gurga-作为前缀可能与汉、藏文文献所记的于阗王姓尉迟/Vijava-有关; 此外Inaba 可对应于休莫霸，其后的［. . . ］ doga可能为广德，Panadosana 则可与放前勘同。至于汉佉二体钱的发行时间，他比定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至132年间的三个时段里。林梅村否认克力勃的后三个王名的存在，认为其所称前三个王名代表的其实也只是一个国王，即《魏书·西域传》所记的于阗王秋仁，其正确的拼法为Gugramaya，梵语作Gograma，巴利语作Gogāma，意为“牛村”，并将其统治年代放在175—220年《后汉书·西域传》对于阗没有任何记载的时期。最近罗帅提出新说，认为以gugra 开头的名字指同一个于阗王，即活跃于公元1世纪晚期的广德，因为从语音的角度，“广德”与Gugramada 等形式可以很好地勘同。至于克力勃对Panadosana 与放前的比定，或可接受。带后三个名字的钱币数量不多，其中带［. . . ］ doga 的只有1枚，因此很难说是否代表一位新国王，而更可能只是放前名字的另一种写法。至于Inaba，由于克力勃曾提出有一枚Inaba 的钱币在广德的钱币上二次打压而成，且放前钱币的风格延续自Inaba 钱币，因此罗帅认为Inaba 很可能是广德与放前之间的一位于阗王。这样，罗帅把汉佉二体钱的发行归于三位于阗王，即广德、Inaba 和放前，时在公元73—127年，即班超降服于阗王至迦腻色迦即位之间。他还把汉佉二体钱的发行分为三期，一是前奏或初始时期，时在广德统治之下，有银质汉佉二体钱和汉佉二体五铢铜钱，前者和贵霜维马·塔克图发行的“于”字钱存在交换关系，和贵霜“于”字钱一样，为一种中介货币，用以解决两地贸易中遇到的支付问题。二是典型时期，Inaba 王发行过一种变种汉佉二体钱，时间应在公元107—123年，把以前背面中的马像改为骆驼像，而阎膏珍发行的几种钱币上也普遍采用骆驼像。这种钱币的发行当在汉朝和匈奴势力撤出而贵霜势力渗入塔里木盆地的时期。三是余波或尾声时期的汉佉二体钱。其一是放前的晚期钱币，正面的汉文铭文作“于阗大［王］”;其二是两种特殊于阗自造币，即马纹圆形无穿铅钱和长方穿汉文铅钱，也是由放前发行的。他指出，放前的货币政策多有变动，比较混乱，这可能与他一度依附贵霜有关。顺帝阳嘉元年（132），疏勒王臣磐在敦煌太守指令下发军击败于阗，最终导致汉佉二体钱停止发行。他认为典型汉佉二体钱的钱币背面使用佉卢文并照搬贵霜王的头衔，称“大王、众王之王、伟大者”，表达的是一种与贵霜王平起平坐的姿态; 正面采用汉文铭文“六铢钱”和“重廿四铢铜钱”作为主要图案，小钱的正面甚至只有“六铢钱”三个字，且占满整个币面，表达的则是对汉朝地位的认可和尊重。 尽管钱币上的佉卢铭文如何解读尚待有关专家去讨论，仅就目前所知的有关信息，汉佉二体钱流通的大致年代范围还是有迹可循的。首先，由于有至少6枚汉佉二体钱是在贵霜王丘就却的德拉克麦（drachm）铜钱上二次打制而成的，表明汉佉二体钱的产生应在迦腻色迦钱币大量进入于阗之前，否则就一定会在迦王钱上打压。上面谈到，在迦王以前，只有少数贵霜钱进入于阗，而汉佉二体钱使用佉卢文（贵霜王朝的官方文字之一）和汉文，所以它的出现应当是在汉朝和贵霜王朝都对于阗产生了一定影响之后，以于阗的历史来看，应当是在90—120年间贵霜势力开始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时期。其次，汉佉二体钱是使用贵霜打制钱币的方法，而不是汉地铸币的方法制成，特别是其大小钱的重量和两者4∶ 1的比率，完全是仿自迦腻色迦的四德拉克麦钱（tetradrachm）和德拉克麦钱的重量与比率。这说明汉佉二体钱的定型是迦王钱币在于阗流行的直接后果，年代应在贵霜势力伸进于阗的120—127年或其后不久。最后，由于汉佉二体钱存在着多种铭文形式和不同的汉佉二体钱的重叠打压现象，很难把所有这种钱币归属于同一个国王，虽然目前还很难将钱币上的王名一一指实，但至少可以认为，这种钱币由不止一个于阗王发行过。 总之，尽管汉佉二体钱的铭文和年代问题尚未完满解决，但它的出土充分说明了汉、贵霜对于阗的政治、经济影响，其“王中之王”的称号和钱币的图案、文字制法及重量比率均仿自贵霜，而标上汉文重量单位则是为了便于和当地大量流行的汉五铢钱进行换算，共同使用。已知发现的汉五铢钱的数量，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在和田约特干（Yotkan）、热瓦克（Ｒawak）等地共获得468枚以上。1977年，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出土陶缸1口，内盛汉代五铢钱共重约45公斤。汪海岚估计，以每枚五铢钱重2—3克算，45公斤五铢钱约合15000—22500枚。1992年，和田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玉吉米里村发现一窖藏铜钱，重约20公斤，可惜发现后很快流向社会，和田文管所收回其中7公斤，共剥离出1326枚铜钱。1999年，墨玉县英雅尔乡发现27公斤的窖藏铜钱，被当地古董商收购，后流入北京，经知情者撰文介绍，这批铜钱中有秦半两1枚，西汉四铢半两7枚，西汉五铢约200枚，王莽时期的1枚，东汉五铢则占总数的70%以上，即19公斤左右。瑏瑠若以每枚五铢钱重2—3克算，19公斤左右的五铢钱约合6300—9500枚。综合以上，已知发现的汉五铢钱有两万枚以上，而前述已知汉佉二体钱不过513枚。两相比较，可见东汉时期于阗的货币流通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五铢钱，而汉佉二体钱是一种辅助性的中介货币。罗帅指出，由于汉佉二体钱质量不高，无法在重量、尺寸、铜含量等方面保持稳定，因此在公元2世纪中期于阗脱离东汉的控制后，无法恢复汉佉二体钱或其他自造币的发行。 五、兼并诸国 东汉朝廷对于西域之败并不甘心，一直在探讨反击匈奴、收复西域的策略。安帝延光四年（125），班超子班勇率军破车师后王国，值得注意的是，疏勒国也派兵相助。永建二年（127），班勇又率军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已西遂绝”。显然，葱岭以东的大国均已归属于汉，而葱岭以西的贵霜等国则与汉隔绝。就在同一年，贵霜扶植的疏勒王臣磐遣使向汉奉献，顺帝任命他为“汉大都尉”，给予殊荣。臣磐的向背反映了贵霜势力的衰退和汉朝在西域统治的重建，但此时汉朝对西域的统治主要是由敦煌太守负责，并假手臣磐这样的当地强权人物来实现，因此对于阗来说，此时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扩张时期。永建四年（129），于阗王放前杀掉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敦煌太守徐由上书请求加以讨伐，顺帝不许。六年（131），放前遣侍子入汉廷贡献，顺帝令归复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132），徐由派遣疏勒王臣磐率兵2万击破于阗，立兴同族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返。于阗的扩张雄心暂时被汉朝制止。大概不久以后，汉西域长史就驻扎到了于阗。 元嘉元年（151），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病死，评子前往迎丧，路过拘弥国。拘弥王成国与继放前而立的于阗王建有仇，谎告评子说: “于阗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以为真，还告敦煌太守马达。翌年，王敬代为长史赴任，马达命其暗中查寻此事。王敬先到拘弥，成国又唆使敬杀于阗王建。王敬贪立功名，至于阗后设宴邀建，建应邀前往，敬命左右拿下，随敬而来的拘弥主簿秦牧上前斩建。于阗侯将输僰等会集兵将，攻杀王敬。输僰想自立为王，于阗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马达闻说此事，想出兵征讨，桓帝不许，以宋亮代马达为敦煌太守。亮到任后命于阗王斩输僰，时输僰已死，于阗将人头送敦煌而不说明实情，亮后知为诈，但无力出兵。从此，汉朝在西域的统治衰落下去，于阗借机发展壮大。灵帝建宁元年（168），疏勒王汉大都尉臣磐被杀，汉朝失去了在西域的代理人，其对西域的统治进一步衰弱。熹平四年（175），于阗王安国攻破拘弥，杀其王，死者甚众。汉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出兵辅立拘弥在汉的侍子定兴为王，但民众只有千人，与班勇所记127年以前的7251人相比，人口遽减，国力衰微。 从175—220年间，文献上几乎没有关于西域的记载。此时月氏南下，匈奴西徙，东汉内乱，为西域诸大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献帝建安七年（202），于阗国献驯象。象不是于阗的产物，进贡给东汉的这头驯象，如果不是战争的俘获品，就是其他小国的贡物。这近50年中唯一一条关于于阗的记载，透露了于阗向外扩张的信息。至三国初年，史载“南道西行，且志（末）国、小宛国、精绝、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扜罙国、渠勒国、穴（皮）山国皆并属于阗”。班勇所记于阗的户口是“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已较西汉大大增加。此时于阗兼并周边诸国，版图扩大，人口应当更多。以下为汉籍所见两汉时期的于阗王，括号内数字为其出现的年代: 俞林（? —56）: 被莎车王贤废为骊归王; 位侍（56），俞林之弟，未久为莎车王贤所杀; 休莫霸（+60+）: 本为于阗大人，自立为于阗王; 广德（+73—86+）: 休莫霸兄子;放前（+129—131+）: 132年疏勒王臣磐攻破于阗; 建（+151—152）: 为西域长史王敬及拘弥主簿秦牧所杀; 安国（153—175+）: 建之子，152年杀东汉西域长史王敬，175年攻破拘弥。 ＋ 结语 以上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阐述了两汉时期于阗国的状况。可以看出，于阗的发展与匈奴、汉、贵霜势力在西域的消长息息相关。公元2世纪下半叶以后，由于汉、匈奴和贵霜相继衰落，于阗得到进一步扩张，俨然成为南道大国。曹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西渡流沙，至于阗求得《放光般若经》正品梵书，看来彼时于阗已经成为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而传中记载所谓“小乘学众”对《放光般若经》东传的阻挠，则显示了于阗僧伽的势力，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繁荣的经济支持是不可能出现的。401年汉僧法显西行求法，当他到达于阗时，言其国有僧数万人，大伽蓝14所，其中瞿摩帝伽蓝3000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凡此种种提示我们，当汉末魏晋之际，于阗国兴旺发展，人民殷盛，生活安稳丰乐，诚为西域大国 〔原文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1卷第4期。限于篇幅，注释部分有所删减，如有需要，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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