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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坡 散文家、诗人冯至先生，在抗战初期辗转各地的逃难过程中，途径广西平乐，遇到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让他记忆很深，六年后在昆明专门写下《忆平乐》一文。我第一次读《忆平乐》，便很受触动，最近因为思索一些事情又翻出来重读，从前的感受再次涌出，于是做一些我自己的思考。 冯至他们往南走，天气越来越热，到了平乐，第二天清早要乘汽车赶往下一站。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身上穿的还是棉衣，妻子说想做一件夹衣预备在热的地方穿。于是他们买了一件衣料，但是连续问了几家裁缝铺，都异口同音说来不及。到最后一家，仍然说来不及了，但口气不是那么坚决，于是他们恳求裁缝： “如果你在今晚十二点以前把这件衣服缝好，我们愿意出加倍的工资。” 对方回答：“加倍的工资，我不要；只怕时间来不及了。若是来得及，一件夹袍是一件夹袍，工资无须增加。” 他们继续恳求，最后裁缝答应了。他们把旅馆的地址留给裁缝，就去料理其他的琐事。当天夜里，裁缝到旅馆找到了他们，手里捧着叠得好好的夹衣。 冯至很感动，接过夹衣，“它在我的手里好像比它本来的分量沉重得多”。他想要多付一些钱给裁缝，但裁缝把钱找给他，说一声“一件夹袍八角钱”，回头就走了。 在平常岁月，这实在是一件平常事，不值得写也不值得记。但是我们考虑到战乱的背景，也不难体会作者的心情。这是一位在大乱之中依旧保持本分的小人物。他只坚持一件夹袍是一件夹袍，多余的钱自己不可以收。我们永远不知道他的姓名，只因为他的顾客偶然是位作家，所以他的身影腔调进入了文章书籍。 当时在敌人铁蹄肆虐、国土不断沦丧之际，不少知识分子失去了信心，如冯至所说，“朋友们常常因为对于自己的民族期望过殷，转爱为憎，而怨恨这个民族太没出息”。后来平乐也沦陷了，冯至却怀念起这个裁缝，“像是怀念一个旧日的友人”。这个素昧平生的裁缝，给了他对于民族的信心。 冯至写道：“在这六年内世界在变，社会在变，许多人变得不成人形，但我深信有许多事物并没有变：农夫依旧春耕秋收，没有一个农夫把粮食种得不成粮食；手工艺者依旧做出人间的用具，没有一个木匠把桌子做得不成桌子，没有一个裁缝把衣服缝得不成衣服；他们都和山水树木一样，永久不失去自己的生的形式。真正变得不成人形的却是那些衣冠人士：有些教育家把学校办得不成学校，有些政客把政治弄得不成政治，有些军官把军队弄得不成军队。” 这实在是一番要紧的话，可以给每个在书斋里思考的读书人以永久的启迪。每当我们觉得局面坏得让人看不见希望与生机的时候，都不妨把眼光从大处移到小处，从高处移到低处，从缥缈处移到具体处。 虽然我们不敢说，完全没有一个农夫把粮食种得不成粮食，完全没有一个木匠把桌子做得不成桌子，完全没有一个裁缝把衣服缝得不成衣服。但是“真正变得不成人形的却是那些衣冠人士”，发生的概率总是更高。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至少给我们一种兜底的安慰。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深沉博大的民族，有无穷的活力、无穷的潜能隐藏在这个大生命的深处，历史上所有忽视这一潜能而被表面现象弄得心灰意冷的人，都被时间证明了他们的短视与错判。 国破山河在，什么是山河？那些本分的农夫、木匠、裁缝，“和山水树木一样，永久不失去自己的生的形式”，他们就是山河。我们的山河一直丰厚而强韧，敌人的枪炮打不透，内部的蛀虫也啃不断。这是我们的底气。 但我们也不可因此否定“衣冠人士”的存在价值。让“衣冠人士”接受“非衣冠人士”的再教育，已被证明是对智力资源的浪费。事实上，冯至先生自己，也是“衣冠人士”之一员。冯至先生的文章，每一篇我都喜欢，就因为他是抱着农夫对粮食、木匠对桌子、裁缝对衣服的恳挚态度来做的文章。可惜的是，这样令人放心的“衣冠人士”不仅当年而且现在都是极端缺乏的。 我们或许可以说，“衣冠人士”们所从事的行业不像其他行业那么清楚明白，一望便知真假与火候。“衣冠”容易沦为障眼法，所以才会有“衣冠禽兽”的说法，而其他朴素的行业不容易隐藏禽兽。 正因如此，本分诚实的衣冠人士，对整个社会才更加重要。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必须由合格的衣冠人士来解决。而且正如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所说： “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即因环境的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擿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所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 时局越艰难，越要研究根本问题。这正是“衣冠人士”的责任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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