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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 征 程 好多年了，我们热切地盼望和等待着“七大”的召开。 早在一九三○年十二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 中就提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 为“七大”的召开作过多次决定。那时，外有敌寇入侵，内有反动派作乱，战事连年，硝烟不息。我军紧张地奋战在 全国各个战场，我们的根据地也被分割在全国各地。任务 繁重，交通不便，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性代表大会，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一九四四年一月，中央命令我带冀鲁豫军区的部分部 队到陕北，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到陕北后，部队编为教 导第一旅，我任旅长，张仲良同志任政治委员，驻防在延 安以南的清泉沟、王家沟一带。不久，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开幕了。这次会议是为“七大”作准备工作的。我们关心着这次会议，更关心着“七大”的召开。 一九四五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仲良同志告诉我，“七大”就要召开了，并且说我是冀鲁豫军区出席“七大”的代表。 盼望已久的“七大”即将成为现实，当然很高兴，但我也成为“七大'代表，倒感到有些突然。我问：“你哪里来的消息?' 张仲良比我大几岁，陕西耀县人，是一九三一年入党 的老政治工作干部。他为人热情，性格爽朗，嗓门很高。 他大手一摆，高兴地说：“不是消息，是通知 ，中央的通知哩!' 这天晚上，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离开冀鲁豫地区一年多来，我时常想念战斗在那里的 部队、战友和乡亲们。如今，那里的党员同志们选我为他 们的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内心怎么能不激动 呢!那些熟悉的战友和乡亲们的身影，冀鲁豫大地上的草 房瓦舍、山川河流，在眼前迭次闪现。我在自己那“备忘 录”式的笔记中曾写过一句极简单的话：“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深感光荣。” 真实，我当时想得还很多很多……。 一九二八年十月，我在井冈山的黄坳入党的时候，军龄不满一年，年岁不过十八。小时候虽然读过几天《百家 姓》、《三字经》和什么“桃花红，李花白，桂花黄”之类的 所谓“新书”,但这些东西早就丢在我做童工的安源矿井和 衡阳筑路工地上了。实事求是地讲，象我这样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对革命，对党，对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还是朦胧、肤浅和幼稚的。十七八年过去了，自己从 一个青年战士成为军事指挥员，从一个新党员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年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老同志们常说，个人的一切都是党给的，都是人民给 的。这不是一般的感慨之词，更不是空话，它有着坚实的 内容。这里有挫折和失败；有胜利和欢乐；有炮火连天中 的冲杀；也有争论不休中的沉思；有矛盾，有统一；有血 有泪，也有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当然，这一切对一个具体 的人来说往往是短暂的，但对整个革命事业来说是漫长 的。胜利后的健在者是在那些胜利前的先逝者创造的业绩 上走过来的。我说的这些先逝者，包括革命的前辈，革命的同辈和无数人民群众。从这个角度讲，某一个具体的人又好像是某个时代、某个时期、某些先逝者的缩影。 我记起十几岁时在故乡湖南，有两个年轻的文弱书 生，英勇地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大人们说他们是为穷人舍命的共产党。我第一次知道共产党，就是这两位我至 今还不知道胜名的青年共产党人，用生命告诉我的。 后 来，在安源矿井，在衡阳筑路工地，有些老工人按他们自已的理解，给我讲过一些现在看来带有明显迷信色彩的共 产党的传奇故事。我这个农民的儿子，除了恨世道不公， 为贫穷所迫外，就是受到那些故事的启发，走上井冈山 的。那些老工人中有不少人，后来和我一起当了红军。但是不久，他们几乎全部以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姿态战死于沙场。他们的绝大多数，到离开那个混浊的世界也没有加入党的组织。但是我总觉得，我这个共产党员的成长，以至于我的整个生命都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我想到颜有光和老梁同志，是他们把我介绍到党内来 的。但是我却说不清他们牺牲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我想到 井冈山时我的两位班长： 一位领我第一次参加打土豪； 一 位为我夺取了第一支“汉阳造”,他们自己却壮烈地牺牲 了。我也想到了牺牲在“八月失败”中的哥哥杨海堂，教我 打炮的张教员，死在我怀里的老“金”团长，并肩战斗的红 一团政治委员黎林同志 ……井冈山，赣南闽西，长征路 上，抗日前线 ……多少优秀的同志离开了我们啊!他们如 果活到今天，有的将是出色的党的工作者，有的将是难得的军事指挥员， 想到冀鲁豫地区的时候，我面前出现了一个身材魁 伟，朴实庄重的形象，他就是冀鲁豫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同志。 马本斋，河北献县人，比我大十岁左右。他青年时代 流浪到山海关外，参加了东北军，从士兵一直干到团长。 “七七”事变后他回到河北，在我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参 加了八路军。马本斋的母亲白老太太， 一九四一年秋季被 日寇捕去，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最后壮烈殉国。 一九四二年，日寇在冀中发动灭绝人性的“五一 ”大扫荡。马本斋从冀中经冀鲁边转战到冀鲁豫军区，我们才相 识的。他给我的印象是朴实、豪放，办事认真；关心群 众，爱护士兵，军事指挥上很重视深入实际。对他作战地区的地理民情，地形地物都非常熟悉。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奉命赴陕北前，听说马本斋脖子后 边生了个小疮。当时大家没有怎么特别在意。几天后，回民支队向军区报告，说他高烧不退，病情急剧恶化，可能 波及到了脑髓。那时医疗条件差，我让军区卫生部长专程去全力抢救。 我将要离开冀鲁豫军区时，特地赶到马本斋的住处去 探望他。由于较长时间的高烧，他神志不太清醒。当知道 我来看他时，他艰难地睁开眼，嘴唇蠕动着，却发不出声 音来。我告诉他，中央决定我带部分部队去陕北，回民支队也要同行。 他点点头，吃力地说：“我是应该和部队一块走的。” “不要急，”我安慰他说，“病好了，你赶上来嘛!” 马本斋摇摇头，断断续续地说：“我总想，和你一块，去延安! …… ” 我带部队从当时属山东的濮阳出发，经过七十多天的 行军，到达陕北之后，才得知马本斋在我们离开冀鲁豫几天后便去世了。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说：“八路军回 民支队领导者兼三分区司令员马本斋同志，因公积劳成疾，终于二月七日晨病逝于军区后方医院，享年四十三岁…… ” 延安为马本斋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叶剑 英、吴玉章、林伯渠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并讲了话。毛 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同志送 了挽词。 毛泽东同志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 周恩来同志的挽词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朱德同志的挽词 是：“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林伯渠和李富春同志的挽词是：“率大军，抗日寇，远近播英明，冀鲁豫河山增色；奉教义，承母志，生死矢忠贞，伊斯兰健儿典型!' 叶剑英同志在讲话中说：“值得注意的是马本斋同志在旧军队里混得很久，深深地体验到那种官和兵，军和民分开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日寇解放中华民族的， 因此，他坚决率领他组织起来的部队与八路军合作，并进入党内为党奋斗， 一直到死。数年来那种坚持性，那种联 系群众，官兵一致的精神是极宝贵的，实不愧为一个模范军人， 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马本斋作为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民族英雄，和冀鲁豫 军民一起度过了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难的岁月，却没能 看到为之奋斗的胜利。他和许多先逝者-一样，把胜利留给 了后人。我想，如果不是他过早的病逝，冀鲁豫地区的共 产党员，是会送他为自己的代表出席党的“七大”的。他也是当之无愧的。 我由冀鲁豫到陕北不久，毛主席把我叫了去。当时，毛主席住在枣园。中央书记处也在那里办公。据说枣园过去是西北军师长高双城的房子。院子很大， 长满了繁茂的 花草树木，其中有不少很老的梨树。 我去的时候是春末， 古树新枝，绿草茵茵，春意盎然。毛主席住的窑洞在山坡 上，他的左右“邻居”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记得毛主席 的窑洞门前有一个石亭，亭前有一座小花园，还有一棵不大的丁香树。花儿开了，是紫色的，很香。花园不远处有 一块小菜园，菜的长势很好。 毛主席听说我来了，大步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亲切、诙谐地说：“欢迎你呀，杨得志同志。你现在算是哪里人呀?冀 鲁豫的，还是我们陕甘宁的呀?噢，对了，你是湖南人氏 嘛!' 这时，警卫员送来开水。主席让我坐下，对警卫员 说：“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我详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的工作情况。 毛主席关切地问我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我说尔渡 黄河后，到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二期)学习过，三七年 初到抗大学习过，但都因为要打仗，没学完便到前方去了。我说：“您的几次讲演我是听过。” 毛主席笑了。他说：“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 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抗大或者党 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他停下来，指了指堆在办公桌上的书报文件，又说，“你看，我也在学。” 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又问我部队到陕北后的情况。我 说：“从前方到后方，从打仗到生产， 一开始有些同志不太通。现在好些了。” “是呀，'毛主席说，“胡宗南在我们周围集结了那么多 队伍，我们不能没有准备，所以把你们请来了。你们是归'联司’指挥吧?' “是的。”我说。“贺龙同志和我谈过话，要我们一方面 随时准备战斗， 一方面搞好开荒生产。您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毛主席点点头， 一边让我吃菜， 一边说：“总归是要这 样吧. 军队嘛，当然最主要的是准备打仗，没有仗打， 要练兵，也要搞些生产。不靠自己生产，吃什么穿什么 呢?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你知道，我们现在还是很困难哟!' 毛主席为请我吃饭，专门加了菜，也不过是四样蔬菜 和一盘辣椒。实在说，比部队的伙食好不了多少。 我说：“主席，您的生活还是应该改善得好一些呀。” 毛主席笑了：“你是吃过红米饭南瓜汤的，现在比井冈 山时期好得多了。”他指了指桌上的酒，又说：“你看，有酒有菜，暂时还听不到枪炮声呢!” 回想起这些往事，更觉得党代表的责任是非常之重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仲良等同志骑马赶到延安----- “七大”就要正式召开了。 那时延安没有大招待所。即使'七大'这样重要的会 议，代表们住的也足相当分散。有住在党校的，有住在部 队的。记得我和仲良同志开初便住在我们教一旅设在延安的一个办事处里。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中国共产党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了。 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宣布大会开幕。毛泽东同志致开幕 词(即《两个中国之命运》)。'七大'开了整整五十天。 六 月十一 日，选举完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以《愚公移 山》为题致闭幕词。记得那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彭德怀同 志。代表们唱罢雄壮的《国际歌》,彭德怀同志高声宣 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站着，久久不愿离去。 我第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听取和学习了毛泽 东同志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同志关于《论解 放区战场》的报告；周恩来同志关于《论统一战线》的重 要发言：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以及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叶剑英等同志的发言，深深感到全党的思想更统一，认识更一 致，团结更坚强了。对中国革命的任务更明确，胜利的信 念更坚定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 一个团结的大会。” “七大”闭幕后，中央安排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我自然 想起了一年前刚到延安时毛主席对我讲过的话。但是，刚学习了不到一个月，贺龙同志把我叫去了。 “实在对不起呀，杨得志同志。”贺龙同志对我说：“毛 主席要你住党校，我是支持的。可是胡宗南这家伙捣乱，要进攻延安。你只好打完仗再学习了。” 贺龙同志的话虽然说得轻松，但胡宗南“要进攻延安”这几个字的分量我是知道的。我问：“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贺龙同志看了看在场的“联司”参谋长张经武，说：“我 和你这位湖南乡里商量过了，你们教一旅不是住甘泉吗? 出甘泉过富县、洛川、黄陵就是胡宗南的老窝西安。我们 说这是南线，实际上是第一线。那一带我们只有点地方部队。你先去看一看。胡宗南他要来嘛，我们只能打!' 我从“联司”直接回到清泉沟教一旅旅部，把贺龙同志交代的任务向旅的其他负责同志传达后，便带着一团闭长 吴大明，参谋长薛宗华，二团团长常仲廉，回民支队副支队长董庆云(马本斋同志去世后，回民支队未任命新的支队长)等部分团的干部，星夜赶往南线。 这时，胡宗南的 暂编第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已向我关中分区袭来，形 势比较紧张了。了解到这些情况，我们昼夜不停地看地形，找地方和部队的同志谈话，拟制作战方案。 十几天后，大约是七月下旬了，我带着初步拟就的阻敌方案，赶到“联司”向贺龙同志汇报。 我们到陕北 一年多来一直搞生产、战争年代不打仗， 不要说战士们，连我们这些旅、团干部有时也觉得象生病 一样难受。那时，“七大”精神刚刚传达到部队，士气特别 旺盛。有的战士甚至说：“我是真'想’日本鬼子和胡宗南呀!' 贺龙同志听完我的汇报，表示满意。他说：“方案是可 以的。但是— ”他停下来，抚摸着手里的烟斗，微笑的 眼睛眯成一条线，说，“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胡宗南突然 占领了我们淳化县的爷台山，并且继续向旬邑、耀县等地袭击。” “我们什么时候拉上去?”我有点着急地问。 贺龙同志仍然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的部队暂时不要行动了。” 我敏感地问：“是日本方面的情况有变化吧?” 贺龙同志点上烟，说：“我们盼望的那 一天就要来到 了。同时，更加艰巨的任务也来了，蒋介石这个人我是了解的。看来，你这个党校是彻底住不成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正式 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这一天我们收复了爷台山)。 八月十日，朱总司令向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队依据 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向所在地附近的日寇、伪军发出通 牒，限时向我军缴械投降，听候处置。如遇反抗，坚决予 以消灭。并派出部队对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负责一切行 政事宜。 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著 名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 出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但蒋介石发动 内战的危险十分严重地存在着。我们要针锋相对，寸土必 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 保卫。 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写的《蒋介石在 挑动内战》的评论。胜利的前夜，欣喜、欢乐的感情和对 未来局势发展的严重关切交织在一起，使我们的内心很不平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我们在清泉沟得到了日寇正 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八年啊，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制 造了多么巨大、多么深重的苦难呀!奸淫烧杀，抢劫掠 夺，致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遭受了无以伦比的摧 残!英勇、伟大的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把这个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帝国打败了!回忆这段历史既使人痛心，也令人自豪。 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述部队得到这一消息后的喜悦情景，清泉沟当时没有电，平时的照明靠棉花捻子醮油来点 灯。那天晚上，有些连队把做菜用的油桶搬出来，把油泼 在破棉絮上，在山沟里点燃起来，熊熊的火光冲天而起。 黑夜，过去了，清泉沟，沸腾了!张仲良兴冲冲地对我说： “老杨，让各连杀猪宰羊，准许同志们喝点酒吧!” “当然，”我也兴奋地说，'当然要喝酒，当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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