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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长安 当今全球金融界广泛关注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高于5%，创出2007年以来的新高。虽然美联储对下一步加息搞起了“朦胧艺术”，但化解通胀与保持经济增长这个矛盾是绕不过去的，不仅美国要面对，其他经济体也要面对。美元惯于搞霸凌政策，美联储习惯用利率“一纸命令”左右全球经济，但现实中的全球经济早已超出美元可以任性左右的限度，美元危机或终将爆发。 美国在疫情期间大肆放水近10万亿美元，而且是财政部和美联储联手操作，这本质上是用自己的发钞权绑架其他经济体。美元大放水，而原材料、制造业、流通业三大市场并没有同比例扩张，美国可以凭借其“虚胖”的购买力获得自己所需的抗疫物资以及经济循环资源。而疫情结束后，美元放水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必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向全球输送。2021年以来，美元区和欧元区出现严重通胀，货币紧缩便成为主要政策基调。美联储连续加息仍然不能压住奔腾的通胀率，说明美元利率政策已经失灵。 从过去40年美联储利率操作的历史来看，美国一般都可以将经济增长与化解通胀统筹起来。尽管这也会导致一定的经济和金融震荡，比如2008年的美欧金融危机，但最终都能“富贵险中求”“柳暗花明又一村”。根本原因是，美联储利率政策的三大效应，即美债收益率升降、美元强弱、向其他经济体输送通胀的程度很多时候都可以在美联储的掌握之中。因为美元背后不仅有美联储，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等，他们可以通过政策协同来实现矛盾转移，必要时以牺牲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的利益来化解自身危机。所以，美联储对“货币热”过后的“经济软着陆”总是信心满满。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一是美国经济长期内部失调，全球制造业的长产业链已经不太可能回到美国本土，美国必须将国内产业与其他经济体的产业链对接，以确保经济全链条运行。美国的经济优势是高科技和军工，但高科技的消费群体如今更加全球化，不再是过去的“欧美化”；军工消费固然是由美国主导的，但军工产业覆盖的经济增长比例毕竟有限。所以，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的缺陷制约了美元利率政策的全球“约束力”，很难再实现“一纸命令达天下”。 二是美元作为“跨国货币”，如其利率政策不综合平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情况，不充分考虑全球不同经济板块的经济金融运行状况，而只考虑利于美国的利益，其他经济体不一定会“照单全收”，可能会采取应对措施。特别是新兴的、规模较大的经济体，经济和金融独立意识越来越强，自然会应对美联储的任性之举。特别是美国在过去5年任意打压贸易伙伴，伤害了双方利益，还导致经济循环出现局部堵塞甚至断流，这既降低了美国和美元信用，也为美国通过加息降低国内通胀增加了额外困难。 三是乌克兰危机导致美国国家信用大降。乌克兰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战略安全矛盾的大爆发。美国政府执着于立体制裁和军事对抗，而不接受满足各方安全关切的外交解决方式，滥用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优势打压围堵异己，让更多国家担心有一天“祸降家门”，纷纷加强金融防御措施。 美国不能继续通过利率政策将自身危机转嫁出去，就只能在内部消化危机。而严重通胀导致的后果就是资金成本大幅上升、生产和消费衰减、社会动荡、经济停滞。可以预见，若资金成本居高不下，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也将出现短缺，部分银行可能将因利息支出过高而倒闭，投资基金将减少股市投资，已在高位的美股可能会发生暴跌。 复盘1983年以来美联储六轮完整加息周期可以发现，美债收益率在大多数情况下高于最后一次加息时联邦基金利率。关于周期特点，一般美债收益率较最后一次加息提前1至3个月见顶回落，而10年期美债又同步或领先2年期美债1个月左右。所以，近期美债的5%收益率可能已经接近高点。但由于美债和美元的估值还与其他因素相关，所以还需要观察。但总的来看，金融市场大动荡或已不可避免，主要经济体应该绸缪“后美联储时代”的世界金融图景了。（作者是资深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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